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32]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33]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
第三章。
[32]以上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
[33]以上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34]以上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5]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是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36]三公坐而论道语见《考工记序》，梁武帝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天监元年四月条，以天下为己任语见王安石《杨墨》，先天下之忧而忧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传为张载语，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3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条。
[38]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的《杨墨》一文，但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此系余英时先生发现。“仁以为己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关系和区别，亦为余英时先生所揭示。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本书观点与余先生不完全相同。
[39]此处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40]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条。
[41]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按：当时包拯任知谏院，并非御史中丞，朱弁所记偶误。
[42]此段亦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条，（两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两书记载不一，从处综合改写。另，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也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44]见（宋末元初）俞琰《席上腐谈》。
[45]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正月条，《宋史·范质传》，（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46]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共治而非共有，是邓小南先生提出来的，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