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32]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33]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34]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3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6]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31]详见本书

第三章。

[32]以上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

[33]以上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34]以上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5]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是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36]三公坐而论道语见《考工记序》,梁武帝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天监元年四月条,以天下为己任语见王安石《杨墨》,先天下之忧而忧语见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传为张载语,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

共治天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两宋朝野的共识。

这句话,据说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彦博。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37]

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3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条。

[38]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的《杨墨》一文,但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此系余英时先生发现。“仁以为己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关系和区别,亦为余英时先生所揭示。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本书观点与余先生不完全相同。

[39]此处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40]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条。

[41]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按:当时包拯任知谏院,并非御史中丞,朱弁所记偶误。

[42]此段亦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条,(两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两书记载不一,从处综合改写。另,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也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44]见(宋末元初)俞琰《席上腐谈》。

[45]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正月条,《宋史·范质传》,(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46]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共治而非共有,是邓小南先生提出来的,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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