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何等儒雅，难怪书画作品会有扇面了。
其实从海外传入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远远不止折扇。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产品，比如绿豆和西瓜。绿豆是北宋时期从印度引进的，吃到西瓜则要拜回纥、契丹或女真所赐。这在当时是稀罕物。直到元代，农学家王祯还以“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的感觉，南宋文天祥更是这样赞美西瓜：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23]
看来那时的西瓜，既有红瓤，也有黄瓤。
总之中国人的果盘是丰富起来了。除了我国原产的荔枝和枇杷，以及南方的橘子，还有汉代从乌兹别克斯坦引进的葡萄，原产波斯的石榴。巴西的菠萝和北美的草莓，则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来得最晚的是欧洲的苹果，1871年引入山东烟台，1898年引入山东青岛，1905年引入辽宁大连，所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至今仍然是主要的苹果产区。[24]
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丝绸，宋代则还要再加瓷器和茶叶。而且，由于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要冲，先后被吐蕃、西夏和回鹘占领，对外贸易便只好走海路。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通道，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沿海明星城市。
明星城市从北到南，主要包括治所在今山东省蓬莱市的登州，山东省胶州市的密州，江苏省连云港的海州，浙江省嘉兴市的秀州，浙江省绍兴市的越州，以及浙江省的台州和温州，福建省的福州，广东省的潮州。但最重要的，除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便是现在叫作宁波的明州，以及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它们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三大巨星。
成为巨星与是不是路治无关。路治就是路的监察和行政机关所在地。宋代的路，跟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一样，都是由监察区变成的行政区，相当于明清以后的省。比如福建路就变成了福建省，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则变成了广东省和广西省。但，两浙路的路治是杭州，福建路的是福州，明州和泉州都不是。只有广州，是广南东路的路治。
然而宋代的南粤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发出来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时的广州其实孤单，却鹤立鸡群般地繁荣。事实上广州从唐代以来就是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和据点，其盛况已在《隋唐定局》一卷尽述，宋代则不过在三百年间保持了这个巨大贸易都市的持续发展。[25]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值得一说的是泉州和明州。
泉州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Zaiton，很可能是刺桐的音译。从下页的图不难看出，这个开满刺桐花的闽南港口城市在唐代还算方正，到了宋代就变成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由于形状像一条鲤鱼或鱼头，所以又叫鲤城。
泉州几乎一开始就是异类。
实际上泉州鲤鱼跳了龙门正是在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熙宁五年（1072），帝国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市舶司是宋代管理海洋贸易的职能部门，相当于海关和外贸局。商船进出港口，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通行证；市舶司则有权征收关税，优先购买商品，对购买和作为关税收取的货物进行处理。
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可观。关税通常是十分之一，优先购买的商品最高可到一半。帝国借此大发横财，市舶司也成为肥缺，以至于南宋皇室成员竟有半数左右移民泉州。
财大气粗的泉州也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具有内城、外城、罗城三重结构的大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起点之一，它的重要性在元代甚至超过了广州。直到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这个盛极一时的城市才慢慢衰落下来。[26]
泉州，曾经是王朝的聚宝盆和摇钱树。
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原图见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
不过两宋政府并非只收税不办事，他们为外商提供的服务也是优质的。设有市舶司的城市都有番坊，也就是外国人的侨民区，管委会主任和商会会长都由外商担任。如果他招商引资有功，还正式授予官职，甚至成为一方父母。比如阿拉伯（或波斯）商人蒲寿庚，便在宋末元初步步高升，由泉州市舶司提举直至福建行省左丞，相当于副省级。
保护外商的人身安全，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宋神宗时期明确规定，但凡有外商在海上遇难，地方政府必须紧急救援，给予抚恤。两宋人民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北宋某年一艘外国商船受波浪冲击漂泊到苏州，苏州人民不但送衣送饭，还帮他们修理船只，让船主感动不已。[27]
更重要的是，外商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南宋时，有位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商人死在明州，留下巨额资产。有关部门认为这笔财产既然无主，不妨收归国有。以皇族身份出任知州的赵伯圭却说：人家不远万里而来，客死他乡已经是极为不幸，怎么忍心占他便宜？于是备下棺椁，让这位商人的伙计们护送回国。柬埔寨商人的家属则将这笔没想到能够收回的巨资悉数捐出，修建佛塔为大宋和赵伯圭祈福。[28]
这确实让人感慨。
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服务，开明的管理，使大宋成为当时世界的海洋贸易大国。路线则主要有两条，一条从泉州或广州出发到达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或者经由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各国，甚至远到埃及、索马里和坦桑尼亚；另一条则是从登州、密州和明州出发，前往高丽和日本。
与日本和高丽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明州。这个城市具有双重性格，既是国际贸易的港口，又是科举官僚的故乡，因此既是商业重镇，也是文化重镇。这种性格在鸦片战争以后被上海继承，“阿拉宁波人”也变成了“阿拉上海人”。[29]
其实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实际上，宋代知识界远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迂腐，统治集团更是历朝历代中最有商业头脑的。正如我们将要不断讲到的，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因此，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公开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于是，在任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准备应试的则要攒足资本才肯读书。某些家庭甚至明确分工，父亲和兄长经营工商业，赚钱供子弟读书做官。士农工商的界限荡然无存。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简直是颠覆性的变化。[30]
结果是什么呢？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科技进步的一大代表。
我们知道，唐代外贸主要是外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走进中国，宋代则更多地是中国商人经由海路走出中华。这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事实上，宋代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首屈一指，其间奥秘同样值得深思。
[20]见《水浒传》
第七回。
[21]本段所引词分别见王建《调笑令》、苏轼《念奴娇》。其中，美人病来遮面，又作“美人并来遮面”；强虏灰飞烟灭，又作“樯橹灰飞烟灭”。
[22]见完颜璟《蝶恋花》。以上据施正康、施惠康《水浒纵横谈》。
[23]据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4]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25]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26]据蔡美彪等《中国通史》，漆侠《宋代经济史》，（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但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时间，漆侠认为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月。
[27]以上请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
[28]见（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十六。
[29]关于明州的双重性格，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30]据（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科技文化
1974年，有一艘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据考古学家测算，复原后的这条船长34米，甲板宽10.5米，吃水3.75米，排水量454吨，载重量200吨，大小与哥伦布的旗舰相仿。船上有十三个舱室、两个桅座，而且很可能已采用眠桅和卸桅技术，必要时可以将桅杆卸下或放倒。
这确实很先进。
中国很早就有船。新石器时期有独木舟，汉代发明了舵和帆。有舵有帆，才能见风使舵。天津静海出土和《清明上河图》中的宋船，则使用了平衡舵，这种舵在舵杆前面增加了平衡部分，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不难想象，由这些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船队行驶在海上时，是何等地让人羡慕。
何况还有指南针。
宋代海船结构图
大罗盘俑
海船图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罗盘俑原物分别藏于江西省抚州市博物馆和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指南针是宋代的发明。
没错，我国很早就有指南车或者司南的记载，也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但在宋代以前从未有过磁石指极性的记录。不了解磁石的指极性，就不可能想到用它来制作磁体指南仪。指南车或司南，是靠别的办法辨别南北的吧！
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由谁发现了感磁的针能够指向南极或北极，已经无从知晓。但他们由此制作了指南针，则千真万确。指南针用于看风水，至少不晚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用于航海，则不晚于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无论哪种用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31]
这是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创造。
其实，无论是否使用罗盘，以及何时开始使用，宋的航运都很发达。在内陆江河中航行时，船长和水手们更是经验丰富驾轻就熟。不信请看《清明上河图》中，那航船在虹桥下放倒桅杆倾斜而过时，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岸边和桥上众多围观闲汉的惊叫之声，更是犹如耳闻。
如此壮观的场面在宋代屡见不鲜。芦苇或竹席做成的帆有如乌云密集，靠鱼尾形桨划动的小艇穿梭往来，装满大米的平底船缓缓前行，深水中用脚踏轮做动力的车船乘风破浪昂首挺进。在那些运输最繁忙的季节，林林总总的各类船只会挤满航道，让人误以为那是巨大的船坞。[32]
节选自《清明上河图》。这也是该画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片段。
航运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大粮仓和经济作物的供应基地。这里面同样有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包括：
在滨水之处修筑堤坝开垦圩田（圩读如围）；
引水上山，第一次出现了梯田；
发明了插秧用的秧马和中耕用的云荡等新农具；
从越南引进了占城稻，自己也培育出优良稻种；
大面积推广冬麦和晚稻两熟制；
在南方和四川种植茶树、甘蔗、荔枝等经济作物；
养蚕种麻的同时，棉花栽培区逐渐扩大，等等。[33]
于是怎么样呢？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请注意，那时可是八百年前！[34]
两宋，其实是很富庶的。
◎ 汉唐宋人口对比
汉平帝 元始二年（公元2年） 5800.6万人 唐玄宗 开元二十八年（740） 5570.4万人 宋宁宗 嘉定三年（1210） 10817.8万人 数据来自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附表。
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实际上也正是市场的需求导致了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都开始专业化。比如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的冰糖、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市）的荔枝和苏州的丝绸，在当时就最负盛名。这样的名特产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本地人消费和享用，甚至恰恰相反。比如福建的荔枝，在开花季节便被商家交付定金买断，成熟之后再全部运走销往日本、韩国和印度。本地人虽然吃不到，却种植甚多。[35]
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应运而生，控制着局面的则是商会或商行。商行是同业组织，一种业务叫一行，也叫行业，从京城到州县都有。行会中的商户叫行户，首领叫行老，内部语言叫行话。作为民间组织，他们垄断当地市场，有权为外来商品定价，也提供从进货、销售到结算的一条龙服务。
同类物资的编组运输则叫纲运。纲也是官方制定的计量单位，但凡米一万石，钱两万贯，银十万两，金二万两均为一纲。纲运主要是政府行为，比如被晁盖等人劫走的生辰纲就是。邮传当然也是官办的，但可以邮递私人信件。其中速度最慢的“步递”日行二百里，可以说，家书并不“抵万金”。[36]
有行，有纲，有邮传，还有浩荡的船队和车队，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昼夜不停地为王朝输送着新鲜血液和营养。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靠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第一次。
始料未及的是，货币却成了问题。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铜钱的年铸造量大约是唐代的十到二十倍，却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可见两宋的商品经济何等繁荣。为了解决问题，真宗时期，四川成都开始发行名叫“交子”的交换券，以此代替铁钱。仁宗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开始发行官交子。后来徽宗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又发行了会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37]
其实，交子在宋代的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通情况，还是一笔没弄清楚的糊涂账，因此也有人认为它并非货币，而是信用支票。但不管怎么说，交子、钱引和会子都与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有关，是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38]
这两项发明，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印刷术，或者说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在唐，普遍应用则是在宋，不过意义不在印交子，而在印书。交子由于本身有含金量，后来是铜版印刷的。书则是木版印刷。具体方法是在版木上刻出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墨，铺上纸，就印出一页一页的书。页的概念由此产生，以前只有卷。
左为交子，右为会子的反刻雕版。
唐人发明印刷术，有可能是从印章得到的灵感。实际上雕版就是大印章，只不过印章是石头或金属的，刻的字和使用的次数都少。然而这一灵感带来的变化，却不仅仅是一项技术革新。它对于文化和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
首先是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它甚至使用至今。
其次是出版业的诞生。这在宋代，可是利润不低的文化产业。一个印工一天能印两千张，一块印版可印万次，当然有利可图，因此政府、寺庙和书商都参与其事。刻印技术最好的是杭州，成都次之，福建又次。福建的建阳、建瓯和崇化出版业特别发达，那里的刻本并称闽刻。闽刻当中又以建阳的崇仁和麻沙两镇所刻为多，世称麻沙本。[39]
麻沙本的特点是价钱和质量都低，因为是用木质松软的花梨木刻的，排版敷衍、校对不准、错误百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当时还有盗版书，以及冒名顶替或者假冒伪劣的假书。苏轼和朱熹就曾大受其害。苏轼抱怨刻印他的文集中掺有别人的文章，朱熹的作品则被建阳书商盗了版。好在当时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大，书商被绳之以法，私刻的书版也被销毁，尽管那麻沙本的盗版书早已覆盖全国。[40]
那么，诸如此类的商业奇观，宋代还有吗？
有的。
[31]以上均请参看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32]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九册。
[33]据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34]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吴晓波《浩荡两千年》及所引资料。
[35]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北宋）蔡襄《荔枝谱》。
[36]以上见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37]关于交子，见漆侠《宋代经济史》，邓广铭、漆侠等《宋史》，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38]交子并非货币的观点，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39]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邓广铭、漆侠等《宋史》。
[40]苏轼事见《东坡全集》卷七十七《与陈传道五首》；朱熹事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苏晋叟》。
商业奇观
南宋的数学书里有这样一道考试题：四个人合资做外贸生意，本钱有金、银、盐、钞、度牒五种形式。出资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甲是金二百两、盐四袋、钞十道，丙则是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十五道，等等。总资本估值四十二万四千贯，所获利润表现为沉香、胡椒和象牙三种实物。四人之间又有借贷关系：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若将各自所借各归原主，请问如何分成？[41]
这道题现存于《数书九章》一书，作者是我国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五百七十年后，英国数学家霍纳也独立地发现了这种计算方式，并于1819年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宣布，因此被西方科学界命名为霍纳算法（Horner Algorithm）。
现在看来，它也许应该叫“秦九韶算法”。
不过这事怪不到霍纳头上。事实上，即便重视科学技术如两宋，也是没有皇家科学院的。秦九韶的著作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出版，直到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时才被发现。但是这部南宋末期写成的数学书却雄辩地证明，当时的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成为合资经营股本的则有盐、钞和度牒。[42]
那么，盐为什么可以当钱用，钞和度牒又是什么？
盐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原因在于宋代对具有资源性和暴利性的必需品，比如盐、茶、酒、醋，都实行专卖制度。此外如染布用的矾，国外进口的香药，也由国家垄断经营。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法苛严。比方说，只要胆敢私自售矾三斤，私自贩酒三斗，私自卖盐十斤，就是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