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他们两个哪个对?其实都对,这要看你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线,那就是宣铁吾对:日本兵冲你开枪开炮呢,你非要跟他讲人性、套交情,你不是找死吗?

如果你在后方,还是宣铁吾对:前线将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后方就要毁家纾难,说什么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乐死才怪。

可如果你处在秘密战线——特工战场,那你的观念就会呈现撕裂的态势,就如同杜月笙这种,他要从香港捞出一批人,这活非日本人干不成。他要替战场上的军士购置战略物资,还得想办法忽悠日本人卖给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铁吾式的纯正观念,这活就没法干。

理论上来说,人应该知道变通,正常时态下持正常观念,到了特殊状态下就必须有与狼共舞、与虎谋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变,变不了,能变的人,要不就是宣铁吾、吴绍澍,要不就是杜月笙、万墨林。

战争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胜利后,这两种类型的人一起涌入上海,正要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第一类人扭头一看,却惊叫一声:咦,我身边有一堆汉奸……

于是,新的斗争就开始了。

所以,杜月笙把万墨林弄到戴笠身边,保护起来。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柿子拣软的捏

1945年10月,戴笠在杜美路70号——原来的杜月笙公馆,设立了办事处,并大摆筵席,请杜月笙及其弟子赴宴。

杜月笙心花怒放,率众弟子赴宴。欢场散尽,戴笠把嘴一抹,说:“好格,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交人吧。”

杜月笙道:“交哪个?”

戴笠说:“罗洪义。”

杜月笙道:“别这样。”

戴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罗洪义?”

杜月笙道:“呜呶。”

戴笠不问别人,单究罗洪义,这实际上是卖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面子,按现代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明目张胆地庇护汉奸!

要知道,当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处于价值观念与现实完全颠倒的环境中,没有谁敢说自己政治清白。你清白还天天跟鬼子汉奸出双入对、眉来眼去?你生活在这种特定的人际环境中,不替鬼子汉奸做事,损害根据地军民利益,他们会拿你当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你是当鬼子汉奸白痴,还是当抗日军民眼瞎?

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说不清自己历史的,无法证明自己政治清白的,许多人躲到了杜月笙这里,包括罗洪义。但真要究责,罗洪义是事情最小、历史最容易说清楚的。

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戴笠才点名要罗洪义。

罗洪义自己也知道在劫难逃,自打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就立即跑到杜月笙身边,跟个孩子一样拉住杜月笙的衣角。杜月笙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连杜月笙坐马桶洗澡,他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杜月笙从他的视线中消失,自己的前面就是牢房枪口。

罗洪义的罪名,真要说起来,就是缺心眼。

杜月笙依靠贩运鸦片起家。杜月笙之所以沾手这脏活,是因为自打他从高桥镇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拼天下,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贩运鸦片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杜月笙而言,那时这就是一桩高风险、高回报的正经营生。但等他日渐做大,进入工商界,能够靠银行和面粉厂赚钱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赌场和烟土业。

杜月笙退出来了,可是罗洪义却自以为聪明地发现了蓝海市场,立即插足这个行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伙贩运鸦片。

这时候,他的罪行就严重了。但在上海山头林立的汉奸阵营里,他还排不上。

但正因为他排不上号,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罪不至死。那么多的大汉奸小汉奸都没杀,凭什么杀他一个鸦片贩子?杜月笙能接受这个结果,向社会各界表白自己不庇护汉奸弟子,戴笠则表明自己铁面无私,纵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该抓也要抓。罗洪义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进了牢房自有道上朋友照料,肯定不会吃亏。

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戴笠向杜月笙索要罗洪义,杜月笙立即拿起对讲电话,让罗洪义进来。

罗洪义一进来,小特务们上前,当场将其拿下。于是,报纸大报特报,戴笠有成绩,杜月笙有面子,罗洪义又没生命危险。

罗洪义在监狱里蹲到1949年终于获释,跟杜月笙去了香港。下一个,吴绍澍。

上海第一奇案

抓罗洪义,意在吴绍澍。欲擒吴绍澍,先下邵式军。

邵式军又是哪个?他就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的二弟,为了当汉奸,竟然下毒毒死了邵家老三邵小如。这起人伦惨变,害得邵洵美在西庙被软禁了两个月。当戴笠、杜月笙与邵洵美相逢于西庙时,就决定了吴绍澍的命运。

戴笠入上海,将罗洪义下狱之后,就开始为邵洵美报仇,捉拿邵式军。

这时候,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光复以来第一奇案——邵式军及庞大家产失踪案。

报纸称:上海诸大汉奸之中,匿产最多的就是邵式军。他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捞到的钱无以数计,其他汉奸诸如周佛海、梅思平,根本没法跟他比。但是,当军统人员走进邵式军的公馆,却发现公馆里空空荡荡,邵式军不见了,那庞大的财产也神秘消失了。

于是,“勇敢”的军统特务们开始了辛苦的摸查工作,茶不思,饭不想,深入民间,访贫问苦,终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贫家女子,把这女子的脸扳过来仔细一瞧,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女子正是神秘失踪的大汉奸邵式军的妻子。

军统人员严厉地追问邵家资产的数量,邵妻回答说:“他家里的财货,多到无法数清楚,不要说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皮草衣饰等这些正常奢侈品,单只是用来存放金银珠宝的大保险箱,就有4只。”

军统人员把纸笔递给邵妻,让她把4只保险箱里的财物列出清单。

据邵妻罗列:第一只保险箱里面存放金条若干根。第二只保险箱里面存放美钞数万。第三只保险箱装有价值过亿的钻石珠宝不计其数。第四只保险箱装着日本老头票和许多日本国家公债。

这么多的钱,都是搜刮到的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那么,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呢?还有邵式军,是谁放跑了他呢?

问到这个问题,邵式军的妻子立即闭紧了嘴巴,一言不发。

不说话不行,邵妻拒绝透露详情,军统人员就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起了效果,邵妻终于开口了。

她说:“是吴绍澍,他拿走了邵家所有的财产,然后偷偷放邵式军跑了。”

军统人员立即把情况上报给戴笠。

戴笠大怒,立即派出大批的忠义救国军——都是杜月笙的弟子,说不定带队的都是顾嘉棠。由干员毛森带队,封锁了爱棠路,对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进行搜查。

这个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是吴绍澍的办公地点。毛森等忠义救国军在办公室里发现了4只巨大的保险箱,型号尺寸与邵式军妻子说的一般无二。其中3只保险箱已经打开,里面空无一物,第四只保险箱仍然牢牢锁住。

军统人员立即拿出邵妻手书的4只保险箱清单,遍示众人,以示无讹,然后当场打开第四只保险箱,发现里面放的是一叠叠日本老头票,与数额巨大的日本公债。清点数目,与邵妻写在纸上的数目分毫不差。

当时的报纸在罗列了上述事件之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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