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哪个对？其实都对，这要看你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线，那就是宣铁吾对：日本兵冲你开枪开炮呢，你非要跟他讲人性、套交情，你不是找死吗？
如果你在后方，还是宣铁吾对：前线将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后方就要毁家纾难，说什么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乐死才怪。
可如果你处在秘密战线——特工战场，那你的观念就会呈现撕裂的态势，就如同杜月笙这种，他要从香港捞出一批人，这活非日本人干不成。他要替战场上的军士购置战略物资，还得想办法忽悠日本人卖给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铁吾式的纯正观念，这活就没法干。
理论上来说，人应该知道变通，正常时态下持正常观念，到了特殊状态下就必须有与狼共舞、与虎谋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变，变不了，能变的人，要不就是宣铁吾、吴绍澍，要不就是杜月笙、万墨林。
战争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胜利后，这两种类型的人一起涌入上海，正要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第一类人扭头一看，却惊叫一声：咦，我身边有一堆汉奸……
于是，新的斗争就开始了。
所以，杜月笙把万墨林弄到戴笠身边，保护起来。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柿子拣软的捏
1945年10月，戴笠在杜美路70号——原来的杜月笙公馆，设立了办事处，并大摆筵席，请杜月笙及其弟子赴宴。
杜月笙心花怒放，率众弟子赴宴。欢场散尽，戴笠把嘴一抹，说：“好格，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交人吧。”
杜月笙道：“交哪个？”
戴笠说：“罗洪义。”
杜月笙道：“别这样。”
戴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罗洪义？”
杜月笙道：“呜呶。”
戴笠不问别人，单究罗洪义，这实际上是卖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面子，按现代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明目张胆地庇护汉奸！
要知道，当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处于价值观念与现实完全颠倒的环境中，没有谁敢说自己政治清白。你清白还天天跟鬼子汉奸出双入对、眉来眼去？你生活在这种特定的人际环境中，不替鬼子汉奸做事，损害根据地军民利益，他们会拿你当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你是当鬼子汉奸白痴，还是当抗日军民眼瞎？
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说不清自己历史的，无法证明自己政治清白的，许多人躲到了杜月笙这里，包括罗洪义。但真要究责，罗洪义是事情最小、历史最容易说清楚的。
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戴笠才点名要罗洪义。
罗洪义自己也知道在劫难逃，自打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就立即跑到杜月笙身边，跟个孩子一样拉住杜月笙的衣角。杜月笙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连杜月笙坐马桶洗澡，他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杜月笙从他的视线中消失，自己的前面就是牢房枪口。
罗洪义的罪名，真要说起来，就是缺心眼。
杜月笙依靠贩运鸦片起家。杜月笙之所以沾手这脏活，是因为自打他从高桥镇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拼天下，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贩运鸦片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杜月笙而言，那时这就是一桩高风险、高回报的正经营生。但等他日渐做大，进入工商界，能够靠银行和面粉厂赚钱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赌场和烟土业。
杜月笙退出来了，可是罗洪义却自以为聪明地发现了蓝海市场，立即插足这个行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伙贩运鸦片。
这时候，他的罪行就严重了。但在上海山头林立的汉奸阵营里，他还排不上。
但正因为他排不上号，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罪不至死。那么多的大汉奸小汉奸都没杀，凭什么杀他一个鸦片贩子？杜月笙能接受这个结果，向社会各界表白自己不庇护汉奸弟子，戴笠则表明自己铁面无私，纵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该抓也要抓。罗洪义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进了牢房自有道上朋友照料，肯定不会吃亏。
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戴笠向杜月笙索要罗洪义，杜月笙立即拿起对讲电话，让罗洪义进来。
罗洪义一进来，小特务们上前，当场将其拿下。于是，报纸大报特报，戴笠有成绩，杜月笙有面子，罗洪义又没生命危险。
罗洪义在监狱里蹲到1949年终于获释，跟杜月笙去了香港。下一个，吴绍澍。
上海第一奇案
抓罗洪义，意在吴绍澍。欲擒吴绍澍，先下邵式军。
邵式军又是哪个？他就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的二弟，为了当汉奸，竟然下毒毒死了邵家老三邵小如。这起人伦惨变，害得邵洵美在西庙被软禁了两个月。当戴笠、杜月笙与邵洵美相逢于西庙时，就决定了吴绍澍的命运。
戴笠入上海，将罗洪义下狱之后，就开始为邵洵美报仇，捉拿邵式军。
这时候，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光复以来第一奇案——邵式军及庞大家产失踪案。
报纸称：上海诸大汉奸之中，匿产最多的就是邵式军。他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捞到的钱无以数计，其他汉奸诸如周佛海、梅思平，根本没法跟他比。但是，当军统人员走进邵式军的公馆，却发现公馆里空空荡荡，邵式军不见了，那庞大的财产也神秘消失了。
于是，“勇敢”的军统特务们开始了辛苦的摸查工作，茶不思，饭不想，深入民间，访贫问苦，终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贫家女子，把这女子的脸扳过来仔细一瞧，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女子正是神秘失踪的大汉奸邵式军的妻子。
军统人员严厉地追问邵家资产的数量，邵妻回答说：“他家里的财货，多到无法数清楚，不要说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皮草衣饰等这些正常奢侈品，单只是用来存放金银珠宝的大保险箱，就有4只。”
军统人员把纸笔递给邵妻，让她把4只保险箱里的财物列出清单。
据邵妻罗列：第一只保险箱里面存放金条若干根。第二只保险箱里面存放美钞数万。第三只保险箱装有价值过亿的钻石珠宝不计其数。第四只保险箱装着日本老头票和许多日本国家公债。
这么多的钱，都是搜刮到的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那么，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呢？还有邵式军，是谁放跑了他呢？
问到这个问题，邵式军的妻子立即闭紧了嘴巴，一言不发。
不说话不行，邵妻拒绝透露详情，军统人员就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起了效果，邵妻终于开口了。
她说：“是吴绍澍，他拿走了邵家所有的财产，然后偷偷放邵式军跑了。”
军统人员立即把情况上报给戴笠。
戴笠大怒，立即派出大批的忠义救国军——都是杜月笙的弟子，说不定带队的都是顾嘉棠。由干员毛森带队，封锁了爱棠路，对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进行搜查。
这个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是吴绍澍的办公地点。毛森等忠义救国军在办公室里发现了4只巨大的保险箱，型号尺寸与邵式军妻子说的一般无二。其中3只保险箱已经打开，里面空无一物，第四只保险箱仍然牢牢锁住。
军统人员立即拿出邵妻手书的4只保险箱清单，遍示众人，以示无讹，然后当场打开第四只保险箱，发现里面放的是一叠叠日本老头票，与数额巨大的日本公债。清点数目，与邵妻写在纸上的数目分毫不差。
当时的报纸在罗列了上述事件之后，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