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六○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我们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甚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余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吗?”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扑扑,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赶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吗?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吧。”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画。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凑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做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气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七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渡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仁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王国祥,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哪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总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台湾当时文坛,非常重要,有启发作用。因为那时西洋现代文学在台湾相当陌生,像卡夫卡、乔伊思、托马斯?曼、福克纳等这些西方文豪的译作,都绝无仅有。乔伊思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都柏林人》我们全本都译了出来。后来风起云涌,各出版社及报章杂志都翻译了这些巨匠的作品,但开始启发读者对西洋现代文学兴趣的,《现文》实是创始者之一。译文中,也有不少佳作。举凡诗、短篇小说、戏剧、论文,荦荦大端,名译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长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学生的丰功伟绩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张惠,她的翻译质与量在《现文》所占的篇幅都是可观的。

    当然,《现文》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创作。小说一共登了两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年代崛起的台湾名小说家,跟《现代文学》,或深或浅,都有关系。除掉《现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及我本人外,还有丛、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华、李昂、林怀民、黄春明、潜石、林东华、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羲、子于、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这些作家,或发轫于《现文》,或在《现文》上登过佳作。更有一些,虽然没有文名,而且在《现文》上只投过一两篇,但他们的作品,有些绝不输于成名作家,只可惜这些作家没有继续创作,他们的潜力,已经显著,要不然,台湾文坛上,又会添许多生力军。我随便想到的有:奚淞、东方白、姚树华、张毅、黎阳、马健君等。

    《现代文学》的现代诗,成就亦甚可观,有两百多首,举凡台湾名诗人,一网打尽。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的健将全部在《现文》登过场,还有许多无党无派的后起之秀。《现文》对台湾诗坛的特别贡献,是四十六期诗人杨牧主编的“现代诗回顾专号”,对台湾过去二十年现代诗的发展成长,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回顾展。这种兼容并蓄的现代诗回顾展,在台湾当时,好像还是首创。杨牧编辑这个专号,颇花心血,值得赞扬。

    《现文》登载本国批评家的论文比较少,但名批评家夏志清、颜元叔、姚一苇、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现文》发表。夏志清教授,对《现文》从头到尾同情鼓励,呵护备至。他在一篇论文里提到:“《现代文学》,培养了台湾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现文》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要归功台大中文系的师生。《现文》后期执行编辑柯庆明,当时在台大中文系当助教,向中文系师生拉稿,有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中国古典小说专号”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作了一项全盘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台湾学界如此受到重视,《现文》这个专号,又是首创。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写成的巨著《中国古典小说》,在《现文》几乎全部译完登出,这本文学批评,在西方汉学界早已成为众xx交誉的经典之作,使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刮目相看。

    其实五十二期的稿子,当时已经完全收齐发排了,但因经费问题,始终未能出刊。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又从箱箧里翻出一些有关《现文》的资料来,有一张发了黄的照片,是《现文》创刊时,当时的编辑们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华、林湖、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我本人及张先绪。那时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个个脸上充满自信与期望。自信,因为初生之犊,不懂事;期望,因为觉得人生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干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着的日期:一九六○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们这一批人都已进入了哀乐中年。对着这张旧照,不禁百感丛生。我们各人的命运,当初谁能料及?替《现文》设计封面的张先绪,竟先去世,而且还死得凄凉。张先绪有才,译文真好,然而个性内向,太敏感。陈若曦勇敢,又喜欢冒险,所以她的一生大风大险多,回到大陆七年,尝尽艰苦,居然又全家出来了。这就是陈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学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作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相互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用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先驱。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收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大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作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研讨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划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的《尘埃》;有刻划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糅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馆,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多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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