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二十日

    仍然是风。

    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

    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

    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

    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

    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还是风,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

    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

    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

    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

    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

    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

    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

    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

    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

    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

    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

    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

    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

    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

    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

    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

    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

    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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