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日
仍然是风。
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
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
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
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
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还是风，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
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
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
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
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
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
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
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
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
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
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
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
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
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
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
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
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
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