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 瓶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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