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后，我想静下心琢磨张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我是一个抓住机会就不撒手的人，为此，我从进入市政府那天起就开始做准备，尽管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够充分了，但是机会却从来未垂青过我，不过，这次不同，我有一种机会终于来了的预感。我正在书架上找着适合参考的书，家里的电话响了，杨娜接完后告诉我朱达仁和陈东海请我喝酒，车已经在楼下了。
朱达仁是市房产局房政处处长，由于大学是学哲学的，因此，言谈举止很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陈东海是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由于是全市公安系统唯一的科班法学硕士，因此说起话来很有点大律师的味道，朱达仁经常说他入错行了，应该留在大学法律系当教授。
自从我当上了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四处的副处长，晚上的活动便多了起来。盛情难却，我简单地与朱达仁通了电话，便穿上外套下了楼。
“少喝酒，早点回来！”杨娜随后紧叮一句。
我下楼一看，朱达仁正站在一辆白色本田车旁抽烟，旁边站着陈东海。朱达仁长得很像幽默大师班尼黑尔，但是并没有那么多幽默细胞；陈东海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浓眉大眼，气质既精干又儒雅，是个美男子，别看是学法律、搞公安的，比朱达仁幽默多了。
我和朱达仁、陈东海是市委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在党校学习时，朱达仁、陈东海就已经是处长了，有专车，而我当时只是副处级调研员，所以当时我们仨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么紧密。后来，我任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四处副处长后，关系才日渐紧密，俨然老同学了。
我们简单寒暄后上了车，我问他们俩去哪儿吃，陈东海说，兰京大酒店的老板请客。
兰京大酒店地处繁华商业区，在东州市是赫赫有名的娱乐场所，进这里消费不揣个万儿八千的，谁也不敢轻易进去。大约二十分钟，车停在了兰京大酒店门前，说句心里话，我还是第一次来。
下车后，我随朱达仁和陈东海走进大堂，心里暗叹，这哪里是大堂，简直是金碧辉煌的殿堂，既有典雅风情，又有王者风范。这时，一位胖乎乎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满脸堆笑地走过来：“这位一定是雷处长吧？达仁和东海常提起你，我可是久仰很长时间了。”说着胖乎乎的手伸了过来。
我知道这位肯定是兰京大酒店的老板，但还是用探询的目光扫了朱达仁和陈东海一眼，意思是问：“这位是……”
“这位就是兰京大酒店的老板张怀亮，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朱达仁自豪地介绍道。
“这么说，张总也是学哲学的啦？”我用钦佩的语气问。
“马马虎虎，”张怀亮儒雅地说，“我们在大学学习的不过是空洞干瘪的冒牌哲学，除了像木乃伊一样的教条和范畴，什么也没有学到，其实哲学是学不来的，哲学只能创造。”
一开始我以为张怀亮不过是一位精明世故的商人，想不到一开口竟这么有见地，我立即肃然起敬。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知识可以传播，智慧却无法转让，怪不得张总的生意做得这么红火，一定是智慧过人！”我恭维道。
“怀亮可是名正言顺的儒商，讲的是守正出奇，大商精诚啊！”陈东海插嘴说。
“不过是托朋友的福，混碗饭吃，哪敢称一个儒字。雷处长，请！”张怀亮将手一让，然后引领大家沿着汉白玉环形楼梯上二楼。
走进包房，我一下子被包房内独特的氛围吸引了，这是一间独具情趣的包房，面积足有七八十平方米，有餐饮区、会客区。餐饮区有一个高档酒柜，里面放着十几瓶世界名酒，每瓶酒在小射灯照射下，像液体宝石一样熠熠生辉；会客区除了意大利真皮沙发外，还有一个精致的书柜，我缓步走过去，用欣赏的目光浏览，大多是哲学名著，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蒙田的《随笔集》、《尼采全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休谟的《人性论》等等，唯一与这些书不同类的是一本黑皮的《圣经》。
我欣赏一番之后，张怀亮非常热情地请大家入座。刚坐下，我发现餐饮区不仅墙上挂的是世界名画，连天花板吊挂的也是世界名画。
趁领班上菜之机，张怀亮介绍说：“雷处长有所不知，这间包房从来不对外，是我专门会朋友的地方，因此摆了书柜和酒柜，书不过是附庸风雅摆摆样子，酒可是相中哪瓶喝哪瓶。”
一看朱达仁和陈东海就是这里的常客，陈东海二话没说就从酒柜中选了一瓶轩尼诗XO。这时，张怀亮向领班挥了挥手，领班心领神会地开始上菜。
一碗鱼翅下肚，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张总，我见你的书柜内几乎都是哲学名著，为什么还有一本《圣经》？这可是宗教类的，莫非张总信仰基督教？”
张怀亮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淡雅地笑道：“我一向把《圣经》看做是拯救灵魂的哲学著作，我觉得中国的经史典籍很多，但唯独缺一本拯救灵魂的书。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物质条件一旦满足了，带来的结果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堕落。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考虑拯救人民大众的肉体，救世主救出了人的肉体，但并没有拯救人的精神，甚至相反，将肉体救了出来，却让精神戴上了桎梏，真正的信仰应该是提高人的自由水平，而我们的自由水平两千多年来一直停留在温饱的层次上，我觉得非常值得深思。”
“中国人有信仰吗？”陈东海质疑道，“别看我们有‘儒释道’，但我觉得中国人好像什么都不信。”
朱达仁接过话茬儿，用沉思的口吻说：“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表象，很多人信仰物质，即使信仰精神，也是物质化的精神。”
“达仁说得有道理，”我赞同地说，“气、天理、天道都是物质化了的精神。信仰被物质化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很少有真正的个人，个人被物质取而代之，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全被物质上的需要取代了，知识分子虽然有精神上的需要，但是往往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覆盖了，甚至被排挤了。人人都生活在群体意识当中，强大的群体意识从来都是占主要地位的。”
张怀亮深有同感地说：“其实原始社会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人类最初是群体的，没有个人意识，是儒家使中国古代社会脱离了原始状态，这是儒家的大功劳，儒家使天人分开破除了迷信，但有一点没破除，这就是群体意识，儒家不仅把群体意识保留下来，而且通过大一统的制度，使中国人自觉沉没在群体之中，因此天人合一变成了人人合一。儒家使人类社会群体有了秩序，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群体对个人更加压抑。”
陈东海有些不解，他浓眉一挑问：“那么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
张怀亮笑道：“中国人的精神还是一种气，叫做浩然正气，是制度规定好的，也是一种群体意识。”
“张总，”我若有所思地问，“北宋张载有几句话很有点气魄，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怎么理解？”
张怀亮点了一支烟，洞若观火地说：“这纯粹是群体意识催生的一种救世主思想。有些中国人有点本事就要代他人立言，代他人说话，来决定他人的利益，来拯救他人，梦想使自己成为圣人、救世主，还是儒家的立德、立言、立功，并没有独立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关公是圣人，老百姓都崇拜，但关公内心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研究关公思想，所以圣人、救世主不过是对老百姓有恩的人，对老百姓的民生利益有贡献的人，但圣人是怎么想的，并不需要老百姓知道，你享受太平就行了，这才是老百姓的本分。圣人的思想你不知道，你就觉得很神啊，所以有些中国人是最热衷于造神的。”
陈东海惆怅地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人是最讲感情的人，我是搞法的，我深有体会，情大于法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
“这倒不假。”朱达仁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外交辞令就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大家笑后，朱达仁接着说，“但是中国人讲的感情是规定好了的，感情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基础上的，所谓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天是什么？就是君君、父父，人是什么？就是臣臣、子子，所以天人合一其实就是权人合一，如果硬说成人人合一也对，第一，个人是圣人，是救世主。因此，我们的感情不是自然感情，不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感情，而是用礼教和血缘规定好了的感情，看起来很重感情，但是做起来并不很尊重感情，只是道义上规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大概是中国人最聪明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凝聚起来了。”
“重感情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卖弄地笑道，“我们却常把这种文化传统当做传统文化宣传。”
“雷默，”陈东海拦了一句问，“听你的口气好像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不是一回事？”
“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我提高声音强调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继承的颇多，但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是皇恩浩荡。我们许多问题就出在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搞混淆这一点上了。”
朱达仁一拍巴掌说：“精辟，精辟！来，为雷默的观点干一杯。”
众人响应，觥筹交错，无不痛饮。
餐桌正上方天花板上吊着一幅世界名画，画面上的青年男女正在纵情狂欢，饮酒作乐，载歌载舞，好像在庆祝什么节日。我虽然不懂画，但一时被画面的欢乐气氛吸引住了，仰着头一边欣赏一边问：“张总，这幅画是什么寓意？”
张怀亮淡然一笑介绍说：“这是提香的《酒神的狂欢》。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众仙女狂欢的情景，画家借画上诸神的醉酒生活，表达出一部分人的心理欲望，形象大胆而放荡，色彩丰富多变，气氛十分热烈，它是对神学所宣传的宗教观念的挑战。”
朱达仁插嘴说：“提香借神话题材表现人生的欢乐与享受，充分表现了人在长期神学思想禁锢下产生的逆反心理。”
“怀亮，”陈东海凑趣地说，“怎么不给我们找几位仙女？让我们哥仨也当一回酒神。”
“东海，”张怀亮开玩笑地说，“我这儿没有仙女，你要是想享受，还是吃完饭到桑拿中心享受吧。”
“张总，”我义气地说，“既然我们有缘相识，如果你瞧得起我这个小官僚，就不要称雷处长，喊老弟好了。”
张怀亮似乎等着我说这句话，兴奋地抱着拳说：“托达仁、东海的福，我就高攀老弟了，不过你也别张总张总的，叫大哥怎么样？”
“张大哥，老弟我也高攀了！”我也高兴地说。
朱达仁、陈东海叫好，哥四个又干了一杯。
说句心里话，我与张怀亮确实有一见如故之感，更被张怀亮儒商的品位所吸引，由于谈话投机，轩尼诗当啤酒喝，我们四个人竟然喝光了两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