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从睡梦中醒来。金黄的油灯光芒涂满油亮的墙壁。
母亲坐在灯下，抚摸着一张金灿灿的黄鼠狼皮。她的膝盖上搁着一把青色的大剪刀。黄鼠狼蓬松的华尾在她手中跳跃着。炕前的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土黄色棉军装、满面灰垢、状如猿猴的人。他用残缺的手指，苦恼地搔着花白的头颅。
“是金童吧？”他小心翼翼地问我，那两只漆黑的眼睛里射出可怜巴巴的亲切光芒。
母亲说：“金童，他是你司马……大哥呀……”
原来是司马亭。几年不见，他竟然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想当年站在松木搭成的嘹望台上生龙活虎的大栏镇镇长司马亭哪里去了？他的红彤彤的像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哪里去了？
神秘的骑马人打破司马凤和司马凰脑袋的时候，司马亭从我家西厢房的驴槽里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尖锐的枪声像针一样扎着他的耳膜。他在磨道里像一匹焦躁的毛驴，嗒嗒地奔跑着，转了一圈又一圈。潮水般的马蹄声从胡同里漫过去。他想：跑吧，不能躲在这里等死。他顶着一脑袋麦糠翻过我家低矮的南墙，落脚在一摊臭狗屎上，跌了一个四仰八叉。这时他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他急忙爬行到一个陈年的草垛后藏了身。在草垛的洞洞里，趴着一只正在产卵、冠子憋得通红的母鸡。紧接着响起沉重的、蛮横的砸门声。随即有几个脸蒙黑布的彪形大汉转到墙边，他们穿着千层底布鞋的大脚把墙边的枯萎的野草踩成细末。他们手里都提着乌黑的匣子枪，行动威猛，肆无忌惮，翻墙时犹如黑色的燕子，看样子很像大人物身边那些阴冷的保镖。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遮掩住面孔，后来得到司马凤、司马凰的死讯时，他混沌的脑子里才闪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似乎明白了许多事情。他们蹿进了院子。司马亭顾头不顾腚地钻进草垛，等待着结局。
“老二是老二，我是我。”司马亭对灯下的母亲说，“弟妹，咱们各论各的。”
母亲说：“那就叫大伯吧。金童，这是你司马亭大伯。”
在沉人梦乡之前，我看到司马亭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勋章，递给母亲。我听到他瓮声瓮气、羞羞答答地说：“弟妹，我已经将功折了罪。”
司马亭从草垛里钻出来，趁着迷蒙的夜色，逃出了村庄。半个月后，他被拉进了担架队，与一个黑脸的青年合抬一副担架。
我听到他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的传奇经历，好像一个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编造谎言的少年。母亲的头颅在灯影里晃动着，脸上像涂了一层黄金；母亲棱角分明的大嘴微微地向上噘着，形成了嘲讽地微笑着的神情。
“我说的都是真的，”司马亭委屈地说，“我知道你不相信，这大勋章，不是我自己造的吧？这是用脑袋换来的。”
响起了剪刀剪破黄鼠狼皮的声音，母亲说：“司马大哥，谁说是假的了？”
司马亭与黑脸青年抬着那个胸膛中弹的团长跌跌撞撞地在野地里奔跑。飞机闪烁着碧绿的光在空中飞行。炮弹和子弹拖着明亮的尾巴划破夜空，交织成一片密集的、变化多端的火网。炮弹爆炸的镁光像绿色的闪电一样打着哆嗦，照亮了他们脚下崎岖的田埂和收割后的、冻得僵硬的稻田。抬着担架的民夫散乱在稻田里，腿忙脚乱。不辨方向，胡乱奔跑。伤兵们的凄惨叫声在寒冷的暗夜里此起彼伏。带队的干部是一个留着二刀毛的女人，她拿着一只蒙着红绸的手电筒，站在田埂上大声地喊叫着：“别乱跑！别乱跑！保护伤员……”她的嗓音嘶哑，像用粗糙的鞋底磨擦干燥的砂砾。炸弹的镁光照绿了她的脸。她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污的毛巾，腰里束着一条皮腰带，腰带上悬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和一只搪瓷缸子。这是个生龙活虎的女人。白天时，她穿着那件酱红色上衣，率领着担架连，在火线上飞来飞去。她像只不合时宜的花蝴蝶在火线上飞来飞去。成千上万发炸弹爆炸时掀起的灼热的气浪把冰封三尺的严冬变成了阳春，白天时司马亭看到在被热血烫融了的积雪旁边盛开了一朵金黄的蒲公英花朵。壕沟里热气腾腾，士兵们围在一起吃饭，雪白的馒头，鹅黄的大葱，咔咔嚓嚓，吃得欢畅。
香甜的味道让饥肠辘辘的司马亭馋涎欲滴。民夫们坐在折叠起来的担架上，从干粮袋里抓出冻成冰渣的高粱米饭团子，愁眉若结、大口小口地吃着。他看到在前边的战壕里，蝴蝶一样的民夫连女连长正与一个腰挂手枪的干部谈笑着。那个干部好生面熟。女连长与干部说笑着，沿着泥土清香的战壕走了过来。
女连长说：“同志们，吕团长看望大家来了！”
良夫们拘谨地站起来。司马亭盯着团长枣红色脸膛上那两道浓密的眉毛，艰难地回忆着这个人的来历。
团长很客气地说：“坐下，坐下，都坐下吧！”
民夫们坐下，继续吃高粱米饭团子。
团长说：“谢谢你们啦，老乡们！你们辛苦了！”
民夫们大多漠然，只有几个骨干分子喊了几声：“首长辛苦！”
司马亭还是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团长。
团长关切地注视着民夫们粗劣的吃食和一双双磨破的鞋，他的紫檀木般坚硬的脸上显出了几丝蛛网般的柔情。他大声招呼着：“通讯员！”一个伶俐的小战士沿着战壕像野兔一样跑过来。
“告诉老田，把剩下的馒头挑过来。”团长下了命令。
通讯员飞跑而去。
伙夫把一筐馒头背过来。
团长说：“乡亲们，忍一忍吧，等到革命胜利后，让你们天天吃馒头！”
团长亲自分发馒头，每人一个，外带半根大葱。当他把一个热气尚未散尽的馒头递到司马亭手上时，两个人的四只眼睛猛地碰撞出火花。司马亭惊喜地想起来了，这个枣红脸的吕团长，正是几年前的司马库支队骑骡中队的中队副吕七。吕七也认出了司马亭。他抬起手，抓住司马亭的肩膀，用力地捏了捏，低声说：“大掌柜的，你也来了。”司马亭鼻子有点发酸，刚想对吕七说点什么，吕七却转身面对着民夫们，大声说：“乡亲们，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
总攻开始时，司马亭和他的搭档趴在第二道壕沟里，听着头顶的天空上鸟群般飞掠过去的炮弹发出的尖利的呼啸和远处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嘹亮的军号吹罢、士兵们呐喊着涌了上去。女连长站直了身体，大声吆喝着：“起来，起来，上去抢救伤员！”
她爬上壕沟，挥舞着手里的手榴弹。飞蝗般的子弹打得她的身后的泥土冒起一簇簇细小的白烟。她脸色煞白，但无所畏惧。民夫们战战兢兢地从齐胸深的壕沟里站起来，都本能地弓着腰。一个小个子民夫笨拙地爬上壕沟，一梭子弹打在他周围的冻土上，他一个滚跌下壕沟，哭叫着：“连长……连长……我挂彩了……”
女连长跳下来，问道：“哪里挂了彩？”
小个子民夫说：“裤裆里……裤裆里热乎乎的……”
女连长拖起他，皱着美丽的眉头，抽搐着鼻子，轻蔑地说：“软骨头，你拉在裤裆里了！”
她用手榴弹捣了小个子民夫一下，大声说：“同志们，上啊，你们都是大老爷们，难道还比不上我一个女人？！”
民大们在她的激励下，乱纷纷地爬上壕沟。
司马亭站起来，看到他的搭档卧在沟里浑身抽搐。“伙计，你怎么啦？”他问道，那人不回答。司马亭俯下身去，翻转那人的身体，看到他脸色青紫，紧咬牙关。嘴巴里弗弗地响着，吐出一些白色的泡沫。
“司马亭，你还磨蹭什么？怕死吗？”女连长横眉立目地说。
“连长……”司马亭为难地说，“他八成犯了羊痫风……”
“妈的，早不犯晚不犯，偏选这个时候犯！”女连长粗野地骂着跳下壕沟。她踢了犯病的小伙子一脚，他不动。她用手榴弹敲敲他的膝盖，他依然不动。她急得团团转，宛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美丽的豹子。她从壕沟的边沿上撕了一把干草，塞到小伙子嘴里，赌气般地说：“吃吧，吃吧，犯羊痫风，是想吃草了吧？你吃呀！”她用手榴弹的木柄往小伙子嘴里捣草。小伙子呻吟几声，睁开了羊一样的白眼。“哟，这法子还真灵！”女连长得意地说：“许宝，快起来，冲上去，伤号撤下来了！”
那个名叫许宝的小伙子痛苦万端地扶着沟壁站起来。他的身体还在痉挛，睑上的肌肉像受伤的虫子一样抽搐着。攀爬壕沟时他的四肢显得疲软无力。司马亭把担架拖上壕沟，又回头把许宝拖上来。许宝感激地对司马亭笑了笑，他的占怪的笑貌像利刃般戳痛了司马亭的心。
他们抬着担架，跟随着哈着腰的女连长，踉踉跄跄地往前跑。地上的积雪已经被踩成烂泥，成堆的弹壳在烂泥里滋啦啦地响着。子弹横飞，炮弹在前方炸起一柱柱的白烟。巨大的爆炸声震得脚下的地皮索索抖动。士兵们跟随着红旗，像潮水般地往前涌去。前方，在那道高高的土围墙后边，机枪像野狗一样狂叫着。一道道的火舌扇面般展开，冲锋的士兵像野草般一片片地折断了。围墙后的火焰喷射器喷吐出一股股遍地打滚的火龙，冲锋的士兵在火焰中手舞足蹈，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有的士兵从火龙中跳出去，趴在地上哭叫着抓耳挠腮乱打滚；有的士兵被困在火龙里，疯子般跳跃着，他们的脸因为疼痛和恐怖歪曲得奇形怪状，转眼间即瘫在火里。刺鼻的恶臭在硝烟滚滚的原野上弥散开来，熏得冲锋的士兵和紧随在后的民夫们翻肠搅肚。在司马亭的狭窄的视野里，士兵们像腐朽的棍子一样一片片地、轻飘飘地倒下了。与他搭档的羊痫风许宝一头栽倒，并把司马亭也拽倒在地。他的门牙刚刚啃到泥土就听到一串灼热的弹头呼啸而过，把后边几个民夫打倒在地。火焰喷射器扑簌簌响着，把一摊摊、一留溜，粘稠的、湿漉漉的火焰喷射出来。圆溜溜的、冒着白烟的手雷遍地打滚，东—个西一个爆炸，轰隆！轰隆！豆粒般大的弹片把空气炸得千疮百孔。娘啊，今日是活不出去了！羊痫风小伙手捂着头，屁股高高地撅起来。他的棉裤被弹片崩破，十几个拳头大的窟窿里，吐出了脏污的黑色棉絮。那些冲锋的士兵真是好样的，噢噢地叫着，弓着腰，放着枪，踩着同伙的尸首和烫化了冰雪的鲜血，在号声的催促下，在那些被打得破破烂烂的旗帜的引导下，冲到了围墙下，然后生死不顾地爬墙，踩着梯子，攀着绳子，一个个哀嚎着的身体从空中跌下去，跌在坚硬的冻结着蓝冰的壕沟里，抽搐、打滚、盲目地爬行。女连长趴在离司马亭不远的地方，双手插进泥土里。她的屁股上冒着一缕缕白烟。棉裤着火了，她在地上打滚，抓着泥土往棉裤的火窟窿里塞。士兵们爬上了围墙，震耳欲聋的呐喊、枪声还像爆豆、连成一片。女连长站起来，往前跑了几步，猛地跌倒，跌得四仰八叉，一定很痛，像被子弹打中似的。她跳起来又跑，身子弯着，像一棵成熟的谷子。
她从死尸堆里拖回了一个人。拖得很是费劲，像蚂蚁拖着一条大虫子，拖到司马亭和许宝的担架旁边。是吕团长，吕七。他的胸膛上崩开几个血窟窿，冒血，冒气泡，能望见灰白的肺叶在里边翕动着。
“快抬下去！”女连长命令。
许宝有点傻，痴呆呆地望着女连长。女连长怒吼一声：“混蛋！”
司马亭慌忙展开担架，把吕团长抬上去。吕团长灰色的眼睛里射出充满歉意的光芒，望着司马亭，很快便疲倦地闭上了。
他们抬着担架往后跑。子弹在头上啾啾叫，像小鸟一样。司马亭下意识地弓着腰，跑得别扭。跑了儿步，索性挺直了腰，撩开大步。该死该活鸟朝上，他想。胆子顿时大了许多，腿脚也利索了。
在包扎所里，卫生员匆匆给吕团长包扎了一下，还让他们抬着，往后方医院送。这时太阳已落到西边、地平线上边那块天像紫玫瑰花瓣的颜色，又浓又稠。
一棵孤独的大桑树立在旷野上，枝条上溅满了血，树干上油沥沥的，好像吓出了一层汗。
在女连长包着红绸的手电筒的指挥下，民夫们抬着担架渐渐聚拢在稻田里。
飞机飞过去了。紫色的天幕上，金色的星斗在炸弹爆炸的镁光里打着哆嗦。战斗还在继续。民夫们又饿又累，司马亭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又碰上了羊痫风搭档，更觉疲乏。他站着时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哪里。他身上的汗白天就流光了。
在稻田里挣扎时身上流了一层粘稠的油，然后他就感到自己的内脏变得像枯萎的葫芦瓤子一样。吕团长铁汉子，咬紧了牙关不吱声。司马亭总感到担架上抬着个死尸，死人的气味不时地在他的鼻孔边缭绕。
女连长略微整顿了一下队伍，然后便下令前进。她说同志们不能歇脚，一歇就起不来了。他们跟着女连长过河。河上的冰被炸弹炸开了。许宝一脚踩空，掉进冰窟窿，司马亭也趴了。许宝像存心自杀一样解脱了担架的羁绊，钻进冰窟窿消逝了。吕团长被跌痛了，牙关咬不住，呻吟起来。女连长抬起担架前头，与司马亭搭档。迷迷糊糊地到达后方医院，卸下伤员，民夫们便歪歪斜斜地躺在了地上。女连长说：“同志们，别躺呀！”话没说完，她自己也瘫在地上了。
在后来的一个战役里，司马亭被炮弹皮子削去了右手的三根指头，但他还是忍着痛，把一个断腿的排长背了下来。
清晨我醒来时，首先嗅到了刺鼻的烟臭味，然后便看到背倚墙壁睡去的母亲，她的疲倦的嘴角上挂着一线透明的涎水。司马亭蹲在炕前的凳子上打盹，宛若一只蹲在架上的老鹰。炕前的地面上，是一片发黄的烟蒂。
后来成为我的班主任的纪琼枝从县里下来，在大栏镇发动寡妇改嫁运动。
她率领着几个野马一样的女干部把全镇的寡妇集中到一起开会，宣讲寡妇改嫁的意义。在她们的积极动员和具体的安排下，村子里的寡妇们基本上都有了主。
在这场运动中，上官家的寡妇成了障碍。大姐上官来弟无人敢要，因为那些光棍汉们都知道来弟是汉奸沙月亮的妻子，是在逃反革命司马库用过的女人，也是和革命军人孙不言有过婚约的女人。这三个男人，别说活着的惹不起，死了的也惹不起。母亲的年龄也在纪琼枝划定的改嫁范围内，但母亲坚决不嫁。那个前来劝嫁的女干部罗红霞一进我家门就被母亲骂了出去。母亲说：“滚！我比你娘还大哩！”
奇怪的是当纪琼枝前来劝嫁时，母亲竟和颜悦色地问：“闺女，你要把我嫁给谁？”
母亲对待纪琼枝的态度和对待罗红霞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时间仅仅隔了几个小时。
纪琼枝说：“大婶，太年轻的不般配，与您年纪差不多的，只有司马亭了。他虽然历史上有过污点，但后来立了功，功罪相抵。何况你们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母亲苦笑道：“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
纪琼枝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
四十五个寡妇的集体婚礼在颓败的教堂里进行。我恨，但我还是参加了这婚礼。母亲站在寡妇队伍里，浮肿的脸上似乎泛起了红晕。司马亭站在男人队里，不断地用残手搔头，不知是为了炫功还是借此来掩饰窘态。
纪琼枝代表政府赠送给这些新组合成的夫妻毛巾和肥皂。镇长发给他们结婚证书。母亲接着毛巾和证书，满脸通红，像个羞涩的小姑娘。
我心中燃烧着邪恶的火焰。我满脸滚烫，替母亲害臊。教堂的山墙上，当年悬挂过枣木耶稣的地方，如今悬挂着灰尘。当年马洛亚牧师为我洗礼的讲台上，站着一群不知羞耻的男女。他们畏畏缩缩，目光躲躲闪闪，小偷似的。母亲头发花白了，竟要跟自己女婿的哥哥结婚。不，已经结婚。结婚的真正意义是，司马亭就要公开地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了。母亲肥大的乳房就要被司马亭占有了，就像司马库、巴比特、沙月亮、孙不言占有我姐姐们的乳房一样。想到此我感到乱箭钻心，恼怒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女工作干部用一只黄瓢端着一些枯萎的月季花瓣撒向那些无所措手足的新人。花瓣如肮脏的雨，如干枯的飞禽羽毛，乱纷纷地降落在母亲灰白的、用榆树皮水涂抹得光溜溜的头发上。
我像失魂落魄的狗，蹿出教堂。在苍老的大街上，我真切地看到了身披黑袍的马洛亚牧师慢吞吞地徜徉着。他的脸上沾满泥土，头发里生长着嫩黄的麦芽儿。他的双眼宛如两颗冰凉的紫葡萄，闪烁着忧伤的光泽。我大声地把母亲已经和司马亭结婚的消息通报给他。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他的身体和他的黑袍像泡酥的瓦片一样顷刻间破碎了，化成一股团团旋转的、腐臭的黑烟。
大姐在院子里弯曲着雪白的脖子洗她的浓密的黑发。她弯着腰时那两只粉红色的美乳愉快地唱着歌，像两只黄鹂委婉地鸣啭。她直起腰时，一串清明水珠从双乳间流淌下去。她举起一只胳膊绾住脑后的头发眯缝着眼看我，腮上挂看冷笑。知道吗？她要和司马亭结婚！我对她说。她冷冷一笑，不理我。母亲牵着上官玉女的手，头发上还粘着耻辱的花瓣，走进家门。司马亭灰溜溜地跟随在后。大姐端起那盆洗头水泼了出去。水在空中展开，明晃晃一大片。母亲长叹一声，没说什么。司马亭从怀里摸出他那枚勋章，递给我，是想讨好还是想表功？
我严肃地盯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他的目光躲闪着我，为了掩饰窘态而低声咳嗽。我抓起他的勋章，用力甩出去，那沉甸甸的东西拖着金黄的飘带越过屋脊像小鸟一样飞走了。母亲恼怒地说：“去，捡回来！”
我赌气地说：“不，偏不！”
司马亭说：“算了，算了，留着也没用。”
母亲扇了我一巴掌。
我故意地仰面跌倒，像毛驴一样遍地打滚。
母亲用脚踢我，我刻毒地骂道：“不要脸，不要脸！”
母亲怔住了，沉重的大头悲哀地垂着。突然间她嚎啕大哭起来。她哭着进了屋。司马亭叹息着，蹲在梨树下抽烟。
抽了几支烟后司马亭站起来，对我说：“大侄子，去劝劝你娘吧，别让她哭了。”
他从怀里摸出那张结婚证，撕成纸条儿，扔在地上。他弓着腰走出了我家院子，从背后看去，他已经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