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呼呼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淡话，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嘛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呆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腥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这时听他们那边聊得热闹起来，似乎在谈画家的个人画展。我想去参加他们谈天，却很难从这些画上分心。很快又听见两位女士激动地讨论，要画家为他们画什么，画家却说：我画，你们只管看，喜欢就拿走好了。他们忙说：啊呀，韩老师的画哪里有不好的！我走过去时见画家在一只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将笔一提，那么用力，如同拔出什么。张叶还在说笑，淮清捏捏她胳膊。当他一笔挥下去，我情不自禁“哦”了一声。画家看我一眼，那目光竟有些感激。似乎他那一腔情绪并非白白挥洒出去，它被什么盛接住了，好比那种感应墨色最理想的纸盛接他的笔。
他居然停下来，就这样看着我。他倾向案子的身子和低含的下颏使他的目光从磷峋的眉骨下射出。我也看着他，只有真诚没了羞怯。
“好什么？”他这样看着我问。
“不知道。”我立刻老老实实地答道。
这时听见张叶和路淮清用极在行的话夸着赞着画家的每一笔触。她们已看出名堂来了，一说画的是马，一说画的是鹤。数我顶钝，那声感叹、喝彩或纯粹的起哄完全是种没道理的激动。为什么一定要看出他画的是什么呢？音符本身就能成绝唱，不一定要等它们运成旋律。他把目光从我脸上挪开时抿嘴一笑，那样会心。他稀里糊涂地懂得了我，正如我不求甚解地懂得了他。
等画家掷开笔，纸上是只鹰。
张叶惊叹：“嗬，真是乘风万里的来势！”她优雅地抱着膀子绕着那画踱了一周，并似行家一样觑起眼，向后仰着身端详它。她说它象征着力量、启示着求索。她解释那些暗红色喻示着它心灵的创伤；它羽翎上的浓重黑色，象征往昔它穿越过的黑暗，而这黑暗是不可能被摆脱殆尽的，黑暗永远留在它的双翅上……她落珠般的嗓音被眼泪哽住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竟把一大团混乱而丰厚的情感解释成一首通俗抒情诗了，画家去涮洗笔时，张叶问路淮清：“他不会老住这里吧？”
淮清说：“放心，还能没他的房子？副省长徐老亲自给他批了块地在近郊，那里在修建新房，补给所有文革中住房被强占掉的知名人物。”她转向我：“穗子，趁张叶在，你不借面子要张画？”
我笑笑。我当然想要，但怎么张得开口呢？那么大个画家和这么小个我。当张叶又关切地问起画家的前妻，我便告辞了。虽然路淮清活跃，但我看出女主角是张叶。画家嘛，不例外地总挑顶美的女子做终身的伴。
等电梯时，画家追出来，说有我电话。我请他转告老萧蛮子他女儿回家就着咸鸭蛋喝绿豆粥去了。“不是你爸，”画家笑笑：“是个小伙子……”
郑炼。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明天和同学去游泳也算上了我。我说我当然高兴去。
画家正在给画题款，我走过去。
“小家伙也要张画？”他说，并没有抬头就知道我的接近。
“啊。
“喜欢哪幅，你挑一张。”画家双手按在印上，使着力，下巴挤出许多褶子。
“我想要张画人的，行吗？”
画家不动了。我有种感觉：他的脸，整个神态突然经历了一刹那的麻痹，就在我提出那个请求之后。
张叶和路淮清听了我这话神色也走了样，俩人立刻会瞅画家，又折回来瞅我，看样子我一定闯了祸。
“我是说，我比较喜欢人物画……”我想大概他们听错了什么，得赶紧纠正，但话未结束，脚被路淮清狠狠踩一下。然后她扬起嗓门说：“别傻了，穗子，我帮你在韩老师的画里挑一张你准喜欢……”
我拒绝了。我刚走出西晓楼，路淮清追上我，说把张叶留给画家，让他们往深里谈谈。“穗子，你干嘛去刺激韩凌？！……
“我？……我干了什么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你爸爸没跟你讲过韩凌那个很惨的故事？”见我摇头，她说：“文革初期，韩凌是最年轻的成名画家，被红卫兵头次游街才二十七八岁……十年前你多大？恐怕什么也不记得了。唉，改天我再跟你讲他的故事，现在我得上班，晚上有我的节目……”她走几步又回头问：“你看张叶人怎么样？”
“好漂亮！”我大声道。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追堵我爸，他想永远躲过那场重要谈话可办不到。我一次也没堵着我爸，却回回碰到画家。他画画时我便站到旁边，看到某处，我仍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但不敢再出声，只是重重舒口气。他在这当口总会停下笔看我。他看我的目光多么特别，我敢说他从不拿这副目光看任何人、任何东西。渐渐地，我发现有种隐秘的唱和呼应在他和我之间出现了——在我瞅着他的画，而他瞅着我时。但我们很少谈话，这样的年龄悬殊，谈什么切题呢？
终于有一天，我逮着了老萧蛮子，我却决定这回饶了他，不提他和我妈的事。我要他告诉我画家的故事。我云山雾罩地被搁在故事端口已多天，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爸花了两个钟头讲这故事。韩凌回来时，诧异这对父女呆在黑暗里。爸哈哈着说闭灯看外面晚景真好。老萧蛮子知道他女儿被那故事惹哭了。
年轻的画家被驱赶到一座煤矿的大伙房后面。他每天的活是不歇气地铲煤或不歇气地被人带到各地去批斗。煤堆旁有个庵棚，他就睡在里面。
一天，跑来一只小狗，刚拿手碰碰它，它便受宠若惊地拿整个身体在他脚上蹭，试着给它一口杂面馒头，它便感恩不尽地把他整个手都舔了。从此，他从他本来就不足的口粮中省出一口两口，去喂它。他和它都贼瘦。只有它对他那个半青半白的阴阳头不见怪、不歧视。当他与它寂寞对视，它那始终如一的体贴讨好，使他忘掉了阴阳头的屈辱。它眼里，他仍是个正常的、有尊严的人。它可不认为他丑、他穷。
一年后，他被关进了监狱，那种无法无天，动私刑，暗地死人的监狱。在狱中他收到妻子的离婚起诉，他爽快地签了名，毫不觉得委屈，毫不觉得这叫墙倒众人推。
三年过去，他被宣布为“错判”，即“人民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一听错判他壮起胆问：“请问我过去被判的什么罪过？”很快得到回答：他的罪是曾在每幅画里都藏着一幅反动标语。现在搞清了，他画中莫名其妙的线条仅仅是莫名其妙的线条。他又问：“那我能回家了吗？”回答是不行。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所以他得继续改造思想，其他待遇都差不多，区别仅在于一是在监狱内采石场采石，一是在监狱外采石场采石。出监狱时，他发现押解自己的枪换成了大棒。
他走回那座矿山，一路上见了曾虐待过他的熟人，却没人认出他来。他明白他们不是佯装，是真的不认识他的。一个人落掉三十斤体重；头被不负责任地剃过，又长出，变得深一色浅一色，参参差差；被打残的手蜷着，被杵掉牙的嘴瘪着，想想看，这种人还指望谁认出他来呢？
（2）
连他的妻子都不认得他了。他通知她送些冬衣来。她茫然地在狱门口东张西望，直到他叫喊，她还不敢往上迎。他提出看看女儿，她不肯，说女儿才懂事，她不会认出他，只会被吓坏。
他被两个持木棒的人押着走过那个大伙房时，一只大狗出现了。三年时间，它已长得那么剽悍。它毫不犹豫地冲向他，将两只前爪搭在他肩上。他不顾身后解差的喝斥，停下来，轻唤它的名字。在狗类无表情的脸上，他看出它三年来对他真切、痛心的怀念，他相信它从未忘记过他，尽管他已被毁尽了原样。解差开始拿木棒捅他的腰、脊背，捅得一下重似一下。狗并不想替他报复，去咬两个持棒的人。从一开始跟随他，它就自卑惯了，它不惹人、不闯祸，向来忍气吞声，似乎懂得“狗仗人势”的俗话在此行不通，他没一点儿势可让它仗。再说它顾不上去咬去扑，它全身心地在向他琐琐碎碎、期期艾艾倾诉。
他被木棒捅得吃不消了，它却不懂，仍是固执地要挽留他。终于，一棒落在它身上，它痛得长长叫了一声。他朝它喊：“回去！不然你会被打死的！”它反身一口叼住了木棒，四爪生了根一样定在那里，凭另一条木棒怎样朝它身上横扫竖抽。它眼睛里哀哀地看着他，使他相信狗是有泪的。它似乎在提醒他逃生，似乎在告诉他，它只能给他这点不济于事的这点帮助。它还似乎在表白它无尽的忠诚。它终于倒下去，血从它嘴里流出来。他被木棒驱赶着离它远去，走几步，他便回头唤它两声。它似乎已死去，身体扁扁地瘫在地面上，而每当他唤，它便吃力地支起头颅，尽量欢快地摇两下尾巴。
等他有了一点自由，甚至有了十几元的伙食钱，他头件事是到集上买了半斤肉，正正规规地提着。他记得它从认识他就从未吃过肉，也不知它活到如今可否知道天下的狗本是吃肉的。他走到伙房后，却不见它。它就是残了瘫了，他也得先把这块肉喂了它，然后带它走。接着，他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狗皮。
年轻的画家面对那狗皮站了很久。他多少次地挺住了，但他没把握这回他能否挺得住。
“后来，他又开始画画。他觉得他画不出人了。”我把这故事讲给郑炼时，用了足足四小时。讲完，我们都静在那里。我背朝光坐着，郑炼坐在屋角，他说背光看不清我的表情。
我一下把脸朝向亮光，说：“怎么啦？我没哭。”
他跑上来仔细盯一会我的眼睛说：“你爱上他了。”
“真的？！”
“对。你已经爱上了这个画家。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爱，只觉得心里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很伟大！……”
“不会吧？他是我爸的朋友，比我大二十岁，我爸叫我喊他叔叔！……”
“正是这种不近常理的东西使你感动。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在火车上头回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他明朗地一笑。半月前，我从北京回南京过暑假，火车挤得连站都站不直。一个长腿宽肩的男孩朝我笑了一下。奇怪的是我并不反感，每当他笑过来，我也笑过去。渐渐俩人的笑里都有了点内容。当时我想：就这样的笑多么好，不要去了解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不要过问他一切身外之物，就这样以明朗淡泊的笑开始一种明朗淡泊的友情多么好。他侧过身，我明白，那是他暗示我投入他的庇护；他两条长臂一挡，胸前就有了块清净地。我站到他两臂圈起的小堡垒里，他吃力地与我保持着距离，车猛一动，我头发碰到了他毛躁的下巴。我抬起头，他又笑了。那个有着女孩般秀眉大眼，笑得那么明目皓齿的男孩就是郑炼。
后来我们开始谈话，我建议免俗：决不打听对方的职业、家庭，不把任何社会功利的砝码往我们的关系上加，听任这关系自己去发展。半个月来，我们很得意这种纯粹关系。有次我们一块去游泳，他让我替他拿包他去买汽水，从他包里掉出一枚校徽。我使劲避免去辨识它。他也忍不住问我：“你父母都在南京你为什么在北京？”我笑道：你没看见许多外省姑娘都到北京当小保姆？”
“好吧，我爱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写封信啊，说你心里什么什么感觉，打算怎样怎样……”
他起身喝掉杯子里最后一点冷茶，伸了个懒腰，浸了汗透明的汗衫下，胸肌和肋骨清清楚楚。我要送他，他不肯，长腿灵活地将自行车脚踏往前蹬蹬又往后蹬蹬，笑着说我神不守舍谁敢放我上马路。我一直目送他穿过四条路口，看他骑车骁勇地在人缝车缝里窜。
我的信发出去七天，他即或在新疆老荒漠也该收到了。可他没一个字回给我。
七天，他有时间把信上的字句上百遍地嚼。他笑。他不动声色。他沉思默想。他无声地问：“怎么会？怎么会？……”他不知该拿这个突然发痴的小姑娘怎么办。他害怕，却忍不住一再朝那颇厚的信笺上瞅，那字迹真切地有了声音一样：“我是为着你悲惨的故事而走近了你；为你乏爱、无爱的往昔而深深爱上你。让我搀扶你带有不愈伤痛的驱体，让我负荷你不胜其累的苦难。……”他不愿再看下去，从窗前到画前，他踱步。“你孤独地、怀疑地远离人群，那是因为你曾厚爱过他们，而他们却狠狠报复了你。我唤着你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难。但我将一声声唤下去，以无数声啼血的呼唤，唤回你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回应。”他心乱得要命，小姑娘动了真感情（尽管有点心血来潮），那么多字迹被泪晕开了。“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尚清白无辜的生命，弥补人们对你欠下的公道；我将无怨地替人们赎过，将承受你冲天的委屈。”他几次提起笔来，却不知怎样回复小姑娘的多情。他头也痛起来。“我的爱，就在那儿，在离你最近的地方，你要，就可以信手拈来。然而，不论你要不要，它都在那儿，是你的。许多年后，不论你在哪里，你或许幸福也或许不幸，假如你忽然想到我，想到我的爱和祝福，你若因此感到一点儿安慰，这便是我全部的所求了。”他的眼有一点湿润。
我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仍没有一点反应。我爸已另找到宿处，不在他那里搭伙，因此我亲自去探虚实的借口也没了。
郑炼问我情形怎样，我说闷碰了钉子。
“那就……拉倒吧！”他说。
“不！”我喊起来，一喊喊出泪：“我真的在爱了，我真的跟疯了一样……”事情比我事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虽然我信里声明不期待回报甚至回答，但果真没回答，我失望得心都痛。
郑炼从包里拿出一小堆雨花石，自言自语地叨咕：鬼知道好看的雨花石现在都跑哪儿去了。我仍想我的心事。他看看我，用手指拨拉那些小石卵，吞吞吐吐地说：有不少人拿雨花石车出项链手链什么的。我往那堆亮都不亮的石头上看一眼，他立刻问：你要不要？……
我瞪着他“要什么？”
“首饰啊……”他有些窘的样子：“不花什么钱，我也能学着车。”
我心不在焉地笑笑。他兴致很高地把石头装回去，说某天非让我吃一惊不可，别看这些石头现在看看不起眼，一车就不一样了。它们刚从泥里捡出来时更污涂呢！我打断他，问道：“他要永远不回信怎么办？”
“不会吧。”郑炼答道。
“会的！”
“不会！……”他大概意识到我俩这么争多没名堂，笑了。依然是他那明目皓齿的笑。过一会，我发现郑炼半跪半蹲地抚着我埋在双膝间的头，说书上都这样写，真爱了，就是活受罪。
我抬起头，见他唇上晶亮的几粒汗。他掏出他皱巴巴、不洁净的手帕，倒先按在我额上。黄昏热得人喘不出气。
郑炼走后，我灵机一动到了路淮清家，先问她妹妹海清出国留学的情况，然后把话转向张叶。
“他们没戏！”淮清说：“哪儿那么容易啊！韩凌的身份、岁数，真难给他找到合适的。顾了人品又顾不得形象，有品有貌却不单身，想要单身女人既漂亮又高尚，三十多岁的女人里，哪儿找得着呢？！现在韩大画家名气是蒸蒸日上，每天都有一打媒人跟他扯皮。张叶够标准了吧？你说她什么缺陷都行，说她不够漂亮恐怕不公道。韩大画家怎么着？他恰恰说张叶不漂亮！那天他和张叶一块吃的晚饭，不知张叶饭桌上是不是媚眼飞太多了。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又单身，有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没毛病才见鬼了！”我忍不住插嘴：“为什么一定要三十多岁呢？”蠢话！我骂自己。
“他说岁数大点牢靠，他说他可没力气陪小姑娘做游戏了，那种一往一来的情书，只让他好笑、肉麻！”
“他这样讲过？”
“讲不是这样讲，但意思是这意思。”她突然注意到我有点不对劲儿，把我的脸研究了一秒钟，又接着聊下去。“我看韩凌这人是不再会对人动感情了。他被关押的时候，有人让他把十根手指放在地上，然后跳上踩！一边踩一边骂：你不就是以手发的迹吗？毁了它！结果十根指头都踩断了。有根手指后来截了肢。想想看，他对人除了恨，还会有什么？他早看透了人的势利、妒嫉，弱肉强食。”
开始入夜时蝉鸣才沉寂。我走到西晓楼的院墙墙外，他一开窗，朝楼下一张望，然后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孤单单的、踽踽而行的女孩背影。他开始相信，世界若真坏了个透，她的存在依然如一汪清水。
他不会开窗的，与有空调的房间相比，窗外糟透了：热，蚊蚋，满街乘凉人的汗臭。
我爸叫我稍打扮一下，晚上带我到徐老伯家吃饭。徐老伯兼文教副省长，也著书作画，只是从不办公。他家总是热闹的，院里的六条竹沙发一夏天就被人坐红了。我小时，徐老一捉住我就说我是他订娃娃媒订来的儿媳妇，自从文革中他两个儿子因饥饿越货杀人，被判刑二十年，他再也不拿我取这种乐子了。
我穿了白色无袖的绉绸衬衫和银灰长裤，宽裤脚。我知道自己有点怪。老萧蛮子见了我，面孔一扭说：“瞧瞧这个丑丫头……”他躲着我妈，在住宅区的路口等我。
“你再夸我漂亮也没用，我不会向着你的！”我大声道：“妈怎么对你了，你非要和她离婚？……”
爸爸忽然吼：“别烦了……”他停下脚步：“好，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你妈没感情……”
“看看您黑头发还有几根？爸，您已经没有资格整天谈感情、谈爱了。”您还口口声声谈爱，我就要羞死了，我心里这么说。“您只剩下义务、责任和做父亲的尊严。”我口气冷硬地说。我是父亲惟一的女儿；所有父亲都会在某天发现，他们惟一的女儿原来是他们真正的对手。“爸，现在是轮上我去爱的时候了！”
老萧蛮子沉下嗓音说：“看来还没轮上你，要不，你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他苦笑，显得那样无助。
在徐老伯家听人议论韩凌，说他最近被一个女电影演员追得团团转，女演员讨他的画，什么也不挑，只捡尺寸大的拿。我不愿听人这样议论：好像他庸俗得人人可以把他挂在口头上。我钻进厨房帮徐老的两个女儿剪田螺屁股，不久听见院里开饭了。除了徐老的老伴端着只又盛菜又盛饭的大碗坐在灶边吃，大家都入了席。曾经开徐老斗争会时，红卫兵往徐老头上刷浆糊，徐伯母也上去刷了一下，从此一劳永逸地躲过了批斗。自徐老复职，她头也抬不起地在这个家里过活，徐老一字未提过，对她照旧，反而更使她愧得几乎活不下去。
我端了一大盘刚起锅的炒田螺出去，见几张桌都坐满了人，正为难地觅空隙，被人拉一把：“小家伙坐这儿吧。”
我低头一看，竟是画家。他头发胡子都长了些，弄得脸上阴影很重。他不再是一副看得过去的形容，而是相当俊逸。他看着我微笑时，我羞怯得一举一止都笨拙起来。好在他很快让别人缠着说话去了，人们恭维他，向他要画，我马上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太碍事，我刚想溜，他回头对我说：“别走，我有话跟你讲。”
我多傻。对这样一个人，我竟敢爱，竟敢一口一个同情、怜悯。他几次想开头与我谈话，都被宠他的人打了岔。整个院子在取悦他，似乎今晚来的客人都暗自怀了个真实目的，就是结识他。而那么多人都没使他热起来，他的笑很温和却很被动，虽然他有来有往地应付人们的捧场，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拿那些话当真。稍微有一点空闲，他对我轻声说：“你的信写得不错，小家伙。”
（3）
我心里闹死了，他却有心情咂摸那些字句。他大概想不出更着边际的话了。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我会让眼泪流出来出自己洋相。
但他按住了我的手，眼睛却不看我。随后我听他说：“谢谢你！……”
他把这三个字吐得那么重，不这样，似乎这三个字就不可能从百感交集中挣脱出来。
他又说：“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好不好？在这里，我怕自己激动起来不成体统。”
我看看四周。他却亮开嗓子对大家说：“抱歉，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个小家伙谈谈。”我们离开时竟没人诧异，谁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发生故事呢，在他们眼里我太不是个人物了。
在徐老的书房里，我们坐下约有五分钟了，他才说：“我好几夜没睡觉了，因为我想不出一句话，既讲明白我的真实心情，又不伤害你。你看见了吧，小家伙，你这么折腾我！”
我欲语，却想起所有的，所有的话我都以那信笺，随那些泪倾尽了，这一刻我的心空得像只桶。
“你想过我比你大多少吗？”他忽然从沙发上向前一倾脸离我近了许多。“你这么年轻！有一早晨，你会大梦初醒一样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个老头子，想想看，那时你该多怕……”
我抬起头，倔强地瞅着他。他真的如老人那样充满爱怜地看着我，让我意识到我在他眼里那么小、那么年轻、那么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看着，他微笑起来。你不能想象有比这笑更复杂更丰富的表情了。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他说。
我很清楚这点。
“你也是真喜欢我的画。我明白，没几个女人真喜欢我的画。就像我对她们一样，连想真看一眼都懒得。那么多好心人为我张罗做媒，推得掉我就推，推不掉的，你看，就像那天，她们非要我画不可，我就画；到开饭时间，我就付一顿饭账。事过之后，什么都没往心里去。你是头一个让我认真动了心的，小家伙。”
我紧张地移开目光。我知道已有了一个结论，无论违我心还是顺我心，它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他静着。一会儿他叹息一声，将手搁在我的脸颊上：“就这样了吧，”他说，“我只能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至少眼下我不能……”
这就是我等的结论了。
“我们做朋友，做顶好的朋友好吗？”他仔细观察我的神情：“我很喜欢你的信，以后还给我写信吧？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我。”
泪水一滴滴从我脸上淌下来。
“你看，叫我怎么办？我还是把你逗哭了。”他摇摇头，缩回手，仍是那种充满爱怜的笑。“你这么小，让我怎么忍心接受你？……我只能等几年，等你长大些，那时你要是还爱我，还不嫌我老，你就到我身边来吧。”
我想，他同时也在等自己，等待他的体温，血性，情感都逐一回来。
他不久到广州开画展去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他回信说，他开始采集花，那些花在我长大的一天全献给我，我不懂他的意思。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对郑炼说：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许多岁，走在画家身边，不知不觉就变庄重，不再想一蹦三跳了。郑炼笑着问我：以后还跟不跟他一块翻墙头走捷径去游泳；还跟不跟他沿着铁道拔苇坑里的茭白来吃；还和不和他去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咸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春。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嘛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住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椎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粘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人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晕眩；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问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莱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4）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着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匆匆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止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着心静如水。
八月，我决定离开小岛回学校了。这天夜里起了台风。我明知门窗不过是被风弄得咯吱直响，我却总疑惑有人在撬门。虽然门窗紧闭，灯却摇曳不止。
我怕得受不住了，爬起来去敲他的门。
他一脸倦容，穿了件毛巾浴衣将我放进门。“怎么了？……”听完我形容的恐惧，他面孔松弛下来。在长沙发上，他把我抱住，仔细地打量我。
我也打量他。他比我头次见时胖了些，尤其在这个深夜，他眼睑已有些老态的下垂了。当他吻我时，我发现这个中年男性的脸上布满并非生发于笑的皱纹。
“你不是怕，是大孤单了。”他在一个长吻之后说，“你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孤单，对吧？小家伙！”
他说他年轻些的时候也怕孤单。那时他在监狱采石场做炮手，每天独自守在山上点炮，那山上没人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他终于受不了这分孤独，有天把电管插到身上，而恰巧那天他被调到山外了。
我想请求他：不要向我讲这种故事，尤其不要在这样的夜晚。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步也不让他离开。
他意识到什么，人变得很僵。一会他俯在我耳边说：在我身边你不再怕了，睡吧。我闭上眼，感觉自己被轻轻摇晃着。他又说：我早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缠绵的感情了，不过你看，我和你个小家伙已陷得这么深。你长大吧……
春天他从巴黎给我写信来，说他在继续为我采集花，他在苦等能把所有的花献给我的那天。那天我该长大了。我仍是不懂。他还在信上写道：“……我侥幸自己那晚上没有损害你的纯洁。我要的就是这片纯洁，所以我不能以自己的手毁了它。女人们追逐着我。追逐着我身外的一切：功名、财富……惟有你是不同的。我早死了这条心——爱谁或被谁爱，说得再明白些：我看透了也恨透了人。我开始爱你，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个人，你是个精灵。”
接下去，又是一个长极的等待，等他来信，等他回来。他不再有信来，只是偶尔能收到他寄的一些异国情调的小礼物。有时等待是甜的，有时则很苦。
一年不见的郑炼突然出现了。暑假我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他到我家来了，还带了个姑娘，高高大大，头发黄黄的。郑炼这一年在东北实习，姑娘显然是从那里觅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
他什么也不解释。
记得进门时，他告诉我，她叫王晓雪。我们浅浅谈了一会儿，我说我去买些咸水鸭和冷馄饨来三个人作晚饭吃，我妈去上海出差，家里没人烧菜。我开始给自行车打气，郑炼跑出来。他见我愣站着，说笑着走向我。
“我知你一向打不动气的！”他挤开我。一年不见，他长武气了些。我得承认，郑炼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卸下气筒，胸脯一鼓一鼓地喘息，汗衫在肩处绽线了，露出一块金属般光洁的皮肤。除了他牙齿洁白整齐，他身上再没洁白整齐的地方。“王晓雪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东北实习头次到她家续家谱！”他笑着说。
“然后呢？”我笑着问。
“然后我们双方父母就开始拉扯亲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处呗，要处得不坏，就结婚。”他仍笑着，眼却看着别处：“怎么办呢？穗子，我总得忘了你啊。”
我吃了一惊，瞪着他。一时间，我想起天下所有少男少女的追逐嬉闹、拌嘴、娇嗔、无目的地在路上逛、啃冰糖葫芦。这一切他们有，我没有。我嫉妒王晓雪，我是嫉妒这些。我嫉妒这些我没真正尝过就要永远失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里包括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郑炼。饭桌上郑炼心事重重的，我拿出韩凌寄给我的礼物给他们看，表现着我的满足。
新年之前，郑炼告诉我，他被学校分配到内蒙，他拒绝接受这个分配，从秋天闹到年底，最后他还是屈服了，所以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新年一过，他就要去内蒙钢铁联合企业报到。到现在我们才彼此问清：他是学钢铁冶炼的，我是学舞蹈编剧的。他在电话上问我，想不想见他？当然，我说。
晚上天黑得很早，他用自行车驮着我，说沿着环城马路找家好而便宜的饭馆，一块吃顿饭。他在刺骨的寒风里奋力蹬车，很少说话。我说韩凌已经回来了，他叫我等他的信，他将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参加一次同学会。天冷极了，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地谈着，慢慢忘掉吃饭的事。
“你以后还来看我吗？郑炼……”
没声。
“你和王晓雪结婚后，她让我去看你吗？……”
还没声。
前面立交桥一个大上坡，我跳下车。但冻木的脚使我一着地就摔倒了。他一下扔掉自行车，把我抱起。借着橙色路灯，我突然看见他满脸都是泪。
“郑炼，郑炼！……”我一头扎到他胸口，触到一大片冰，那是他一路掉的泪凝成的。他一路在掉泪，一路。
“郑炼，我们还会见的啊……”我们都穿得极臃肿，我正穿着他顶欣赏的红格子大袄，却仍冷得哆嗦。
他不讲话，只掉泪。我头回知道，男孩子的泪是这样迅猛。
稍平静些，他发现此地离他学校已不远了，便带我走进去。学校很静，人们都回家过新年了。楼道里非常暖和，我和他面对面靠墙站着；似乎谈任何话题都嫌太晚，不等开头，就得结束，并且任何话题都不相宜了。
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项链，用雨花石车的。他说他从不敢送我礼物，因为我爱的人是那么个伟大的艺术家，送得不对，他难堪不说，我会失面子。“这个，”他将项链很郑重地递给我，“是天然加手工，总是不俗气的，总不会被你扔到抽屉角落，寒碜得拿不出手吧？”
这么粗陋的首饰我当然只有将它放到抽屉里，难道我会戴上它出现在他面前吗？我嘴上却说：“不会的，我喜欢它。”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他将我抱紧、吻我，我也吻他，我什么也不去想。
由于不清楚韩凌的确切地址，我将信寄给了我爸，让老萧蛮子将信转给他。老萧蛮子收到信立刻打电话给我，问我和韩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我爱他，现在发现我也爱自己，而已。
“你打算不和他继续了？”
“别问我了，爸。如果您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您可以看我给他的那封信，我把整个变化过程都告诉他了。假如人们愿意把那叫做背叛，就叫去吧。”人们还会说什么？说我在他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重重划了一刀。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阵？”
“这事没有余地了。爸，就像你一定要走出家庭。你和妈的事，我全懂了，我不再干预。”我挂上电话。
一年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书，里面是三千种花卉图案，全是变形夸张了的，夸张得那样浪漫、大胆，真是美极了。
这就是他曾经一再提到的：他在为我采集花朵。扉面上印有一行他的手书：献给我生命中一个瞬息即逝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