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再见了。”

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数字是“911”,美国报警电话,连三四岁的孩子都会拨的号码。九月十一日晚上9点30分,我和一伙朋友正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诉我们:“一架飞机撞在纽约世贸大楼上了!”我回到家是十点四十,灾难的规模已显露出来。第四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件,讲述她从世贸大楼死里逃生的经过。让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无我所设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语气平淡,实事求是,有一点历史学家的手笔了。

从灾难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有没有任何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后一杯咖啡。”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我却驱不散它。我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关切或担忧。

顺着那个安详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时一样,带着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钝,打开大门,拾起报童在早晨五点扔下的报纸,上面套着塑料袋,湿漉漉的一层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开报纸,一双脚勾过对面的椅子,然后两腿跷上去;咖啡的滋味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读报,和窗外的街道上过往的汽车声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着毛巾睡衣、蓬头散发、完全不设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浓,却深一脚浅一脚下楼来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这样的咖啡滋味,寻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这个早晨“一切如常”的标志。他(她)大而化之,一份报已翻到了头,翻过天天出现的坏事,夜夜发生的罪孽,于是他(她)格外留恋家里的这份“无事”。留恋尽管留恋,还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选就服饰,匆匆告别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门去了。他(她)走进电梯,张张面孔都是半熟脸,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来一些笑话。笑语也似有所闻,就暂时略过去吧。而谁又有比笑话更重要的事呢?……这时就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国后,听了PennsyIvania坠机之前,遇难者给家人打电话的事。他们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用最后一点时间告诉亲人们:“我爱你,再见了。”使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瘫软,没有魂飞魄散,电话号码也没拨乱,是勇气所致,还是心怀侥幸(说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没有懊悔:今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说几句话该多好!为什么这个早晨伪装得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呢?

拨号的手指或许是颤抖的,嗓音也许是暗哑的,泪珠可能飞快滴落在键盘上。那些上千次按过的小数码键,最后一次亮起来;手指自己有记忆,迅速将那十位数编成队列。电话通了,却是留言机。他(她)一阵遗憾,或一阵释然,又一阵语塞。

“我爱你,再见了。”

美国人把这两句话讲烦了。讲得一片麻木,讲得小说、电影都不敢讲了。讲得有真情实感的人都不敢讲了。在它成了一种无意义呢喃之后的许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国人(也许还有非美国人)突然悟到,这两句话还有未尽的意思,还有未透彻的理解。他(她)的话仍说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狱,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没做的事,未尽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随它们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让它们未完成吧。

而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仪式。话语带着寻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寻常人家餐桌的那个空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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