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挥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是一个台湾作家，因为她文章中人物处处透露出的温婉细致，也因为90年代之后一系列她的畅销作品都出自台湾出版社，有的更经电影改编后让大家熟知——如李安执导的《少女小渔》，李翰祥的《女房东》还有陈冲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说。
可这位让内地读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长于成都的大陆本土作家。说她本土也不准确，198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其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连续出版了2本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仍然继续了她的女性视角，背景同样是她熟悉的上世纪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说变得轻松甚至诙谐，她也开始将个人经历的片段糅进自己的小说。
写作20年，严歌苓说，她希望读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面——存在于她讲述的固定时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里。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文风上有了突变，从血腥、无情变得很有娱乐性，如《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有评论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寡妇，什么原因让你有了这样的变化？
严歌苓：我的个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面，有的时候是绝望，但是也有非常爱开玩笑、插科打诨的部分。我觉得那么无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写，就会出现控诉的感觉。那种控诉的语调我们用了很多年，不够客观，也不够冷静。
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么样接受苦难，怎么样处理苦难的。非洲人这顿吃了下顿就不知道吃什么了，然而他们照样在唱歌跳舞。女人背着孩子，一边用棒子打木薯，一边跳。这种对苦难的接受形式让我非常感动。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调侃与诙谐的语调会不会对苦难有不敬的成分？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悲剧表现出来的喜剧调子，实际上更可悲，是卓别林式的。
不过《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胜利。所有她战胜苦难、危机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胜利的。她在生活当中，在男人当中都游刃有余。王葡萄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风水轮流转，最后还会转到原地，这种悟性和直觉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时候我会逆着自己的直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属于很理性的一类人吗？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纪律”的人，后天强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纪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的本性有时候会发作，但我会马上让自己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
严歌苓：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从我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很多人物都比较复杂，并不是单纯的纯洁或者坏。
严歌苓：人性不就是这样的吗？完美的人还有什么写头？就要不断地把人性打开给你看，这很过瘾。会让你吃惊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性里的哪些方面会让你吃惊？
严歌苓：我很小的时候在文革中看到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吃惊，天天吃惊。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没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可文革开始的时候你只有七岁多。
严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觉得正是因为小，才那样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严歌苓的小说，大多都源于这些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的奇特还在于她的形象逻辑。她小的时候看到人自杀也是在文革的时候，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跳了下来，把地上砸了两个坑。过了两天，从这个楼上不断飘下透明的糖纸。她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在跳楼之前，他们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给的糖券买了糖果。在吃糖的过程中，谈他们的孩子，谈他们被冤屈。谈完了，他们把糖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跳下来。”
她的小说里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无耻”，但是她同时又能用最节制的文字，白描出欲望的温度，比如稀稠的太阳与薄雾中，“窗子上飘出的刚洗过的肉粉色的内衣，内衣下面带着一个宽宽的蕾丝，上面的水珠还很晶莹”。
我从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
严歌苓曾在文章《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中，提及自己身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微妙感受，“远离母体又使用母语的尴尬造就了你，使你的灵动与众不同凸现出来。”
恰是这种物理的远离和情感上的无限接近，使她的文字和小说有别于内地作家的另一种情感。严歌苓说，所有被禁锢的感情都是很纯粹的，因为“越禁锢、越强烈，越出生入死”。但对于一个成熟女人，“安分是有益的”。
严歌苓说自己是一个不能够克服虚荣的女人。她外出酷爱戴帽子，即使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她有二三十顶帽子，台湾的记者有一次在室内看到她，说，“原来你有头发啊。”严歌苓对爱情从不心存侥幸，她即使在家里也是精心装饰，因为“爱人给我纪律，你要让他爱你，你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稀烂”。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文革，就是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歌苓：有一位行为学家说过，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犹太人的浩劫和中国的文革。他觉得这是对于人类行为最不可以解释的两大谜。我觉得我们文革的作品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怎么可以那样地健忘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来记述它？
严歌苓：也不是有责任。我从来不把写作看做是责任，太有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剧。
我从来不认为我的作品是和中国的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我从一开始写小说就没有想要对中国的现实发言。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性，人性从根本上都是共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和沈从文很相像？
严歌苓：我觉得相像的地方是很宽容，都属于政治上比较模糊的。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一个比较追求永恒的人，最好就不要在政治上很敏锐。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1989年出国的，你了解这以后的中国变化吗？尤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严歌苓：现在的人都比较悲琐，没有伟大的爱，没有伟大的恨。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都比较悬浮，看着每个人都是目无定睛、魂飞魄散的感觉。这种状态肯定会对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肯定会要想办法去维护纯文学的这样一亩三分地。但是一些人把作品能够拍电视剧作为一个伟大目标，以获取财富。结果故事曲折，充满煽动性，文字粗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很可能一些人就写不回来了，不会写很高级的小说了。不能把自己的手写坏掉。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在国内很少参加文学活动，在海外也是这样，是否担心自己会成为“局外人”？
严歌苓：我觉得做“局外人”是最好的了。跟作家怎么交往事实上都不够真实，最好的交往是读他们的书，恭敬地去读中国作家的书，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最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你在海外获的奖比在国内多。
严歌苓：你觉得国内的某些评奖是公平的吗？其实我在国内也拿了很多奖。不过我对得奖并不看重。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比较穷，需要奖金，那个时候得奖比较高兴。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最后人们记住你些什么？
严歌苓：记住我的个性，作品的个性，文字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