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所以应该说准备得相当充足。准备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学语言是我祖父的娱乐；第二，在监狱集市上拍卖了他储藏多年的英国呢大衣和两件毛衣，于是存下了四十六块九毛钱；第三，把两个纯金的袖扣和蓝宝石领带夹用一块一尺见方的黑布缝在棉袄里子上。最难的是第三项，因为隐藏一根缝衣针和一团黑线在监狱里近乎不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黑布以及针线将会派怎样致命的作用。准备就绪后，他天天伺候机会，但在实现了逃亡之后，他说不清是他发现了机会，还是机会发现了他。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动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自动修理指甲了吗？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解放军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解放军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解放军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四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1958年的大荒草漠可不荒了，绿色让给了红色，红色的旗帜和标语，随着一车车含铁量可怜的矿石从山外红进来。那是不计成本的革命和浪漫。到处有人在草地上挖，终于挖出了煤炭，但应该是一万年后才能叫煤炭的煤炭。不成熟的煤炭比牛粪难烧许多，比狼粪烟还大。犯人们挖出这样狼烟动地的煤炭，卸下由于运输费用而变得无比昂贵的铁矿石，填进土高炉。几个月后，高炉一座座停歇了，大草漠上出现了一个个冶炼成果，那似是而非的形状大致像多年后人们认识的抽象雕塑。渐渐地，人们诚实起来，公开叫它们钢铁垃圾。又是渐渐地，高炉们被挖了墙角，砖头被化整为零地运走，钢铁垃圾对谁也没用，谁也运不动，似是而非地堆在那里，成了巨型纪念品。堆着堆着，便也有了生命，它们像石头一样生出红色的苔来，一层层的，记着年轮似的。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解放军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解放军选择看守九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解放军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来潮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三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七十二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解放军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其实一个好机会到这时已经不好了，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认失败。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解放军的眼前远去。
解放军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领导们也放够了亩产卫星，不再把几十亩地的土豆埋在一亩地里，让犯人们表演土豆大丰收给国家和省里的上级们看了。因为饥荒，上交的粮食被上级减低，犯人的口粮定量每月增长了四斤。从田里偷回的青稞在大墙内烘炒，青稞粒在饭盒里噼噼啪啪放小鞭的声音，再也诱惑不出那么多没出息的涎水。那些没胆量偷田里青稞的犯人也不再去搜集鸟粪，淘洗出鸟们消化不良遗漏的穗粒。荒野上暴弃的各种枯骨，犯人们也失去了兴趣，不再捡回大墙内熬骨油了。三万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老犯人总是把击毙的伪连长的故事传给新犯人，传到这时候，故事老了，传不动了。
伪连长在196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迈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步伐走出监狱大门的样子，渐渐在被犯人们淡忘。那是饥荒的顶峰，体力劳动已经停止，吃进去的那点食物仅够去维持就要停歇的新陈代谢。饥荒已经淘汰了许多生命，幸免于淘汰的犯人们眼里闪烁着兽光。比冬荒还要可怕的春荒来了。那就是春荒到来的下午，犯人们正读报学习，讨论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吃。一个西安犯人开始发言，是一篇有关羊肉泡馍正宗做法、吃法的精彩发言。接下去，发言踊跃起来，江苏犯人讲到无锡排骨，徽州犯人谈论臭桂鱼。大约是在一个四川犯人发言的时候伪连长离席的。四川犯人的发言最热烈，讲的是一种叫“三合泥”的甜食，核桃泥、芝麻泥……总结是“好吃惨了”！伪连长大概就在四川人用活色生香的四川语言请大家客的时候走的。谁也没注意到他。监督学习的是大组长，一个判五年徒刑的抢劫犯，他也没有注意到伪连长的反常，就像不愿错过一道道物质美食一样，他不愿错过一道道精神美食。伪连长的离去，大概只惊动了一个人，老几。这些年在犯人里混下来，对于老几来说，尊重不叫尊重，叫无恶感。无恶感就是老几在心里给予伪连长人品的得分。伪连长出去之后，老几就在心里默默给他计时。没了手表的老几自己就是一座钟，他可以根据肠胃运动准确地判断时间：肠胃的运动从缓到急，最激烈的时候简直是五脏相互咬噬，然后又会慢慢转缓，转为放弃，这个过程使他这座钟相当准确。他在伪连长离开一小时后开始不安，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他知道坏了。再过一会，就听见大门岗楼的哨兵吼起来：“站住！不站住开枪了！……”哨兵的吼声使每个号子的草门帘都开了。一时间，每个门口都挤满犯人们浮肿的大脸蛋。看得清的告诉看不清的：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哨兵得了命令开始射击，第一枪是官样文章的警告，照着头顶的阴霾打，第二枪才来消灭伪连长。那哨兵枪法不错，第三枪就把伪连长放倒了。大墙上四个角落岗楼的其他哨兵顺着墙头上的小道跑来，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连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伪连长的尸体被打得花乎乎的，几十个弹孔在棉袄上炸出灰白的棉絮，肚子里的秘密也随着流出的肠子公开了：那是一些颗粒完整的青稞粒。遍地春荒，肚子里还有青稞粒的人按说是最有办法、身怀偷窃绝技的人。按说身怀绝技的伪连长应该挺得下去。
随着饥荒的告终，犯人们也淡忘了那个“张现行”。一个江西的现行反革命。死人最多的时候，监狱院子只要一停放新鲜尸首，张现行必然会夜里出动。他脱下尸首的棉裤，用一片碗茬割下腿肉，再把棉裤给尸首穿回去。他的秘密屠户干了大半年，谁也没发现尸首们体重的变化，一夜间竟轻了两三斤。他的暴露是他的好意招致的：一天他把偷偷煮过的肉舍出一块，当作“野马肉”给了一个严重浮肿的狱友。狱友知道野马早已大批西迁，就是偶尔遇到一两匹，也不是近乎饿殍的张现行能猎到的。于是张现行在“现行”罪状之外，又多了一项不好定义的新罪状。新老罪行让张现行被精神病院的救护车拉走了。
随着甜菜汤上的油珠增多，大型的围猎减少了。猎物也都猎得差不多了。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每年夏秋交接，围猎把几万犯人召出监狱，跟在上千的管教人员后面，和家属孩子一起，拉起一道八九十公里长的半圆形围猎线。无论犯人还是非犯人，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饭盒、大茶缸，一面用树棍敲打，一面齐声吼喊。围猎线在青海湖边收口，被围出来的动物绝望地跳进青海湖，不甘淹死，又跳回来。那些被大迁移留下的病弱老幼的黄羊、野马在青海湖里扑腾，一两丈高的浪白花花的。它们呛饱了咸水，明白水里也是绝境，便返身朝人群冲来。黄羊挺着头上的角，野马扬起前蹄，要和发出“呕呕”吼声的人类背水一战：和他们拼了。就在此刻，枪声响成一片。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牲畜，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牲畜里的最优秀分子，勇猛强悍矫健，它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
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围猎结束后，犯人总是等着那顿羊肠子汤。说准确点，是羊肠子气味汤。犯人强弱不一，弱者如老几，连闻气味也没份儿的。
但那都过去了。连羊肠子气味也没份儿闻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因此，老几背向钢铁垃圾骑马逃去的时候，这些人和事正在被犯人们淡忘。老几不是在逃离饥荒。让老几做逃犯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祖母冯婉喻。婉喻的信一月一封，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她说得详尽极了，都是细节，当时两岁的我误把一颗话梅放进嘴里，酸出一张怎样的滑稽面孔，婉喻都用她娟秀的小楷一笔一划写给了丈夫。孩子们的成长他一点都没有错过。家里成员的生活也从来没落下过他。婉喻的信里，一半写现时，还有一半，是写过去。焉识、婉喻还有恩娘的过去，在婉喻那里都有完整的备份。某件事，发生在哪里，怎样发生，焉识你还记得吗？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或者说，同时发生于他们的事情，可以给看得美好，也可以给看得庸常。婉喻在她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
婉喻总是在信上这样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记得的和她记得的大相出入。但他从来没有在回信里这样告诉她。他还想告诉她，他们俩的过去，或美好或庸常，都是他们自己的，私密的，都不该给××信箱后面的眼睛去看。老几多次被赤身露体地搜身，但××信箱后面的眼睛让他觉得自己和婉喻更加赤身露体。
老几靠记忆把婉喻的信存档，按年月日编号，一封不漏地保留起来，然后就把实质的信纸烧毁。婉喻娇羞的字展露给××信箱后面的眼睛是无奈的，但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眼睛里；那都是些什么眼睛——看过凶杀和暴行，看惯了血污和粪土，满映着同伴多日不洗的污垢面孔和漆黑的鼻孔。
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婉喻原谅，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他一定要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在她身边的他仅仅是一份面带微笑的在场。
老几刚刚跑出黑刺林子就听见后面的喊声。年轻解放军的倒仓嗓门叫完一声“啊！”之后，想起他该叫的来了。于是他来了战士的威严：“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老几想，犯人来了十来个，解放军不可能放了那十来个追他一个人。解放军的枪举起了，六十二岁的老几觉得准星锁住了自己花白的脑勺。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凝成了一个点，准星隔着越来越宽的距离烧灼着花白卷发下的生命要害。就在稀疏的花白卷发和薄薄的颅骨下，他那存有多部手稿和婉喻百封家信的记忆，此刻正在被准星锁定，任何千分之一秒，子弹都会使那些精彩记忆崩出，热乎乎地流淌到正在枯干发白的草地上。但老几还是决定跟子弹赌一局。
“啪！”的一枪。老几身后的黑刺中弹了，一截树梢飞出去。又是连续两枪，老几觉得现在是自己的脊梁在解放军的准星里，因为热胀移到了那里。
一个解放军也骑上了马，朝老几追杀过来。老几对于马的那点学问可帮了他大忙。青灰马是正确选择。青灰马还有个好胜的性子，只要屁股后面有追的，它就觉得称心。青灰马和追来的黑马距离越扯越大。
此刻暮色一下子从草原四周的雪山卷来。
另一个解放军赶着十来个犯人组成了步兵追捕队。犯人们跑在前，解放军端着步枪跑在最后。饥荒毕竟刚刚过去，犯人们的身体亏空一时补不上。老几听见某个犯人发出哭腔，抱怨跑不动了。解放军也出了哭腔，说跑不动就枪毙。老几听着自己六十二岁的胸腔轰轰作响，气管成了风箱的活塞，从肺里却抽不出风来。头脑一明一暗，他知道自己随时会缺氧倒毙。他有什么选择吗？要是现在投降，解放军一气之下是可以毙掉他的。毙掉了老几，婉喻怎么办？婉喻就听不到他的懊悔了。他一定要告诉婉喻，一个浪子的回头就要这么大的代价。
糖厂的红砖围墙出现在一个枯草坡后面。老几就要这样气喘吁吁跑回去告诉婉喻，这个花白卷发的浪子是爱她的。顺着围墙跑了一截子，他勒住缰绳，马放慢了速度。前半生的公子哥教养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他的下马非常漂亮精干。他在跳下马的同时给了马屁股恶狠狠的一巴掌，失去骑手的马继续向前跑去。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老几的脚蹬在砖棱上，手扣住了墙头。墙头上的玻璃碴子怒指苍天，排得十分密集，老几没什么选择，只能任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池子里发黑的液体起着泡泡，面上一层浓白的蒸气。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液体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听觉越过轰隆的机器噪音，能听见枪声穿过糖厂，跟着跑去的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他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迈着铅一样的步子，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解放军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呢。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在糖厂就已经金蝉脱壳。
大约十分钟之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的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天完全黑下来。糖厂里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是蹲着躲藏的，等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乎不可能：他下蹲的姿势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吃透了糖浆的厚棉絮坚硬如钢铁，要里面的肉体成什么形状它就得成什么形状；箍在里面的肉体根本别想拧过它。老几蹲着走了一步，发现脚和腿麻木得很透彻。他用力运动脚趾和腿的肌肉，知觉回来了一些。他蹲着慢慢向一侧走，仅仅几步，所耗费的体力不亚于那场跟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一坐自己又成了一具坐姿的糖人，再也站不起来。月光很好，老几在月光里看到了一根棍子，他开始往那里挪动。他终于移动到了棍子跟前。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他很难伸展开来，痛快地用棍子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他改变了策略，开始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一块块糖被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他呼哧带喘地咀嚼，一股股甜水流进他的胃，成了燃料。燃料把老几发动了，他一次次发力，终于把自己从糖衣棉袄里剥离。零下好几度的气温，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概十几分钟以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东西好好的，没有沾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四十六块九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上到山顶的时候，老几僵硬地上了路。不能走大路，大路此刻正热闹，解放军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什么都叫“站住！”老几连小路都躲开了。他就在荒草里开路，他照相般的记忆这时可是好使，还有他的知识，这些都避免他迷途。他不急不慌地走着，二百公里行程，急不得的。
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糖够他三生吃的，吃进去的糖在他胃里酿成了醋，稍微喘息得深一些，就把满腹陈酿的醋泵上来，顺着食道直喷上堂，本来有牙病的牙都要给酸倒了。几次一来，嗓子给腌烂了，每一口糖下去，或每一口醋上来，都留下一道火辣辣的刺痛。
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二十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做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
老得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