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腿上传来一种冰凉滑腻的感觉。他惊醒了。月光中，他清楚地看到一条不大的、青皮带着黑斑的蛇爬在他的腿上，蛇信子吐出了老长，似乎已经舐到了他的褴褛的裤角遮不住的皮肤。他大叫一声跳了起来，蛇一溜烟钻入了草丛，栗色马受惊翘起了后腿。伊力哈穆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他捡起一块大石头双手举着向蛇行的地方用力砸去，蛇被砸死了，石头碰到了马腿。马受惊跃起狂奔，抖鬃长嘶，践踏着庄稼，跨越着沟坎。伊力哈穆气喘吁吁地追赶着马匹，打着唿哨，叫着白眉心马的名字“阿赫哈希卡”。等他好不容易，筋疲力尽把“阿赫哈希卡”赶回依卜拉欣的庄院门口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马木提的皮鞭，马木提一鞭子把他打倒在地上…
但是，他又站了起来。马木提收起鞭子，走过来拧住他耳朵。他的脸上是带血的鞭痕，他的耳朵也被拧出了血。他支撑着自己，站稳，再站稳些，他没有喊一声疼，叫一声苦。拧着拧着，被大量的啤渥和酸马奶灌醉了的马木提好像发现了什么，他松开耳朵，又去拧伊力哈穆的脸、肩膀、胳臂、大腿。伊力哈穆仍然一声也没出。马木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比皮鞭的抽打和肉体的摧残更显得阴森可怖。他把伊力哈穆领进了依卜拉欣的庄院，登上了高高的前廊，走进了大厅。大厅里宾客满座，蜡烛通明。客人们正被过多的酒肉歌给搞得疲倦无聊，马木提把伊力哈穆推到大厅的正中，他喊道：
“谁敢和我耍赌？”
“赌什么？”客人们惊奇地问。
“我有一个小奴隶，”马木提说。由于醉酒嘴里好像是含着一个热鸡蛋，他的话音含含糊糊，“他的身体是橡胶皮做的，而不是皮肉长的。不信吗，我和你们赌！你们随便去拧他的身体吧，他不会反抗，不会叫喊，也不会掉眼泪。一句话，他是不知道疼痛的！如果他有一点疼痛难耐的表示，我输给您们一匹马！如果他不叫不哭不疼，那么，就要把你们的身上的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
“哇耶！太妙了！”“骗人！”“哪有这样的事！”“您真的给一匹马吗？谁作证？”
马木提的宣告引起了一阵争吵和欢呼。有人响应，有人提疑问，有人自荐当公证人。依卜拉欣作为主人，为了提高客人们的兴致，他摘下了左手无名指上的镶着大钻石的金戒指，他喊道：
“我来赌！就用这个！”
在一种兽性的狂喊声中，依卜拉欣走到了伊力哈穆近旁，他的两只眼睛是血红的，他伸出了多毛的手掌，他一把拧住了伊力哈穆的左腮。
伊力哈穆突然抓住了他的手掌，往右一拉放到了自己的嘴边，他用力去咬…但是，他没有咬着，手缩回去了。
客人们似乎很满意伊力哈穆的这一举动，这使游戏增添了一点惊险，狼嚎般的笑声震耳欲聋地轰响了起来。
就在这笑声中，天旋地转，伊力哈穆昏倒在依卜拉欣巴依的华贵的波斯地毯上…
往昔的岁月里，很可能这并不是伊力哈穆的全部经历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事件，但是，这件事给他留下了这样强烈的憎恨，二十年来，他只要一想起就仿佛听到了那怪兽嚎叫般的笑声，他浑身上下就烧起了永无止熄的怒火。剥削者的横行、野蛮、残暴是表现得这样淋漓尽致；而另一面是被剥削者的饥饿、愁苦和屈辱。剥削者的快乐是建立在被剥削者的痛苦上的这个真理，也是在这一次被他认识到的。二十年来，他为当时没有咬断依卜拉欣的多毛的魔手而遗憾，他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手段（包括用牙齿）斩断掉这折磨着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躯体和心灵的黑手。
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在解放了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光明幸福的人民公社里，他却从库尔班身上看到了虽然是一点点，却分明有些类似的影子？难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蹂躏人的现象还能改头换面地保持下去，即使只是保持一点点残余吗？难道千千万万受苦人的抗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拔除了一切剥削制度的总根子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能允许存在哪怕是极个别的这种现象吗？
不，不能！
因为有毛主席！有党！有人民公社！有人民！
在这样的事情上，他能够不激动吗？
是的，我的激动是合情合理的，伊力哈穆想到，然而，在激动的情绪中往往办不好事情，我警告了库图库扎尔和穆萨。但是，我并没有抓住库图库扎尔的黑手。尽管有关库尔班的事情，库图库扎尔的解释、说词和自我辩护都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但是，我还不能提出充分的事实去揭穿他的谎言。我本来应该先和库尔班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我本来应该先做好周密的调查研究，我本应该另找机会和乌尔汗，和穆萨也包括和库图库扎尔分别好好地谈一谈，那样，我就能更妥善，更有把握地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结果呢，和库图库扎尔、和穆萨形成了僵局，而另一方面，吓坏了乌尔汗，吓跑了库尔班。
乌尔汗，临来哈什河的时候我已经委托米琪儿婉和再娜甫去做做工作。库尔班呢？库尔班怎么办？
还有库尔班的父亲呢，可怜的老惹扎特…
临来的前一天，我用库尔班的名义给岳普湖县洋达克公社的惹扎特阿洪写了一封信，寄了二十块钱。钱本来是米琪儿婉给我叫我买小摇床的，她怀孕了。这是我们结婚四年的第一个孩子。我说服了她，我借来了再娜甫姐的旧摇床，涂上了彩漆，和新的一样。这也许可以算做一件好事。但是，那个欺骗、剥削库尔班的黑手并没有被我抓住，更谈不上斩断了，这乃是我最大的失职。
如果我向公社党委提出控告呢？
可以谈一些情况。但是，公社党委不可能立即作出权威的判决，而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乡亲父老，他们原则上是不喜欢反映情况告一个什么人的状的。从我个人来说，我可以观察库图库扎尔个人的品德，作出我的判断，我有权不喜欢、怀疑，甚至厌恶这个人。但是，这不能代替对一个人需要严肃慎重的作出的政治结论、不能代替对一个干部的工作的全面评价。而且，库图库扎尔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必须服从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我必须尊重他的职权。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里，如果换一下地位，如果我是他的上级，如果我是公社党委的第一把手，难道就因为我的怀疑和厌恶便采取组织措施把他从大队支部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吗？不，不可能这样简单地处事。否则，只能破坏我们党的生活准则，我们国家的生活准则，造成更多的混乱，给敌人打开更多的缺口。
当然，我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和妥协，我没有退让、妥协过。一年多来，我和库图库扎尔以及穆萨，做的斗争难道还少吗？去年冬天，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我就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支委会的集体领导、大队加工厂的方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提了不少意见。有许多事情解决了，但马上又出现了新的事情。去年秋天割草的时候，我制止了穆萨队长提出的自割自卖的资本主义办法，但是今年，他又去搭棚卖瓜了。在死猪的事情上我不顾库图库扎尔的包庇敲打了包廷贵并使之有所收敛，但他又携带现金和物品去了乌鲁木齐。应该说，我的这些斗争，是远远不够的，其收效也是有限的。许多事都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我不可能随时在他们身旁，拽住他们的胡作非为的手和胡言乱语的舌头。
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太费劲了，太吃力了，上级说，这样那样是“滑向了资本主义”，而我要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只须要轻轻一滑，而社会主义，硬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牙切齿地顶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顺流而下，社会主义却像是一道难以修好垒结实的大坝，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呢？
那么，怎么办呢？用个什么办法，把农村的阶级斗争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和深入地抓下去呢？
伊力哈穆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毛主席！是您在解放初期指引我们推翻地主阶级，争取自由解放。是您在五十年代中期给我们又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大道。去年，又是您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现在，您在操劳些什么？您在筹划些什么？您将带领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新的战斗？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完整地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将武装我们迈出怎样的第一步？
哈什河水，波涛滚滚，激荡轰鸣，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呼啸。
等到伊力哈穆回到队里来的时候，繁忙的“三夏”正进入全面开花的时期。庄子一带的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妇女和少年转移到了雀儿沟。等雀儿沟的麦子割完以后，旱田春麦的收割又该开始了。年轻的、歪戴着帽子、因为整天和牲口打交道自己也显得有些粗野的小伙子们劈开两腿站在车辕上，赶着十几辆大木轮中国古代，西部地区就有所谓高车族群。水利渠沟与卵石泥沼密布的地区，只有大大的高轮车才能有效地行走。的牛车拉运麦捆。这种牛车虽然不太先进，但是行走平稳，特大的高轮（直径有一米五左右）也便于跨沟过岗。那些比较有生产经验的壮劳力，分别在三个场里同时垛、晒、翻、轧、打、扬，金黄色的麦粒已经堆积如山。生产队的财会人员忙着灌袋、过秤、记账、装车、上缴、入库、分发；而廖尼卡掌管的水磨，已经磨出了用新麦子轧成的带着扑鼻芳香的面粉，许多家庭里，已经拉起用新面做成的又白又细的面条了。与此同时，油菜和胡麻的收割拉运，二茬苜蓿的收获，玉米、豌豆、蚕豆的锄草、追肥、浇水，水稻地的拔稗子…也纷纷紧张地进行。杨辉技术员在这里，亲自抓了小麦种子的单收单打单藏，本来，她还坚持要在场上穗选的，因为劳力实在不够，没能进行，这使她好几天情绪不好。她还抓了麦茬地的浇水伏耕——为了增加土地肥力，在收完麦子以后立即浇水深耕。拖拉机的引擎不分昼夜地“突突突”响个不停。另外一些农民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准备冬小麦的播种——收拾犁铧、播种机和套具，选种拌种，制定运作和轮作的规划了。按照伊犁的气候特点和巨大的播种面积，一立秋就要从雀儿沟的田地开始种麦，已经没有多少天的间隔了。
真是一个繁忙火热的季节！也是一个无比美妙的黄金季节！地里有干不完的活，场上有运不尽的粮食和油料，渠里有流不竭的水，枝头有吃不赢的苹果——金色的蒙派斯、乳白色的芋头果、红色的二秋子，青绿微黄的数不清的西红柿、青椒、黄瓜、茄子和远销关内以至港澳的伊犁大蒜。坛坛罐罐里有喝不够的酸奶、蜂蜜和家酿的波杂。饭桌上有摆不下的包子抓饭。孩子们的手上有咬不过来的从自留地里掰下来的青玉米…
连马、牛、羊也是敞开肚皮消受不完这肥沃的青草。还不仅如此呢，参加夏收拉运或者打场的大畜，往往可以随意就地吃粮食；从节约粮食上来说，这确实不好，上级三令五申要给大畜戴笼嘴，但是相当多数的农民不接受，他们把笼嘴挂在马耳朵上，上级干部一来就往马嘴上一推，干部一走就又拉下来，把自由啃麦的权利还给马。维吾尔农民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天真而又顽固，他们说：“马也是一样嘛，让它们在收获的季节痛快痛快。”结果呢，不要说马马虎虎地吃食消化食的马了，连有四个胃的牛的大便里也排下了大量无法消化的整麦料。可爱的维吾尔农民啊！你们的心肠无疑是可爱的；但是，这种浪费粮食而又无益于饲养的陋规，还是请改了吧。
而在人们的心上和口上的，是唱不完的歌，在这个短暂而又珍贵的夏天，在人们抓紧时间劳动和生活的时刻，丰盛的哪里仅只是物质的粮、油、瓜、果，也不仅只是自然的阳光、雨露、清风，人们的心灵的波流也大大地活泼了、丰富了、热烈了。听吧，浇水的、赶车的、行路的、摘苹果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白天、黑夜，到处都唱个不停。虽然十三世纪的维吾尔族大诗人纳瓦依曾经说过“忧郁是歌曲的灵魂”，虽然还有一些人由于习惯仍然唱着那苍凉的《死后，你把我埋在何方》，更多的人唱的却是自豪和欢乐的调子。歌唱解放了的时代，歌唱公社社员的劳动，歌唱家乡，还有——何必隐瞒呢，歌唱爱情的幸福和酸苦…越到夜间，歌声就越悠扬动人。哪个伊犁人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深夜醒来，听到那从远方传来的不知名的歌者的发自肺腑的深情醉人的歌声，于是你五内俱热，潸然泪下…
伊力哈穆回来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三夏战斗中。他在场上，负责扬场。这个活儿是没有日与夜，上工与下工之分的，有风就干，没有风休息。这天下午一直没有风，伊力哈穆饱餐了一顿米琪儿婉给他提来的酸奶泡馕以后，摊开四肢，躺在给看场人临时搭的小小窝棚里，美美地睡着了。无论是人们的嘈杂的喊叫，石磙子轧地的轰隆还是劳动中间休息、吃瓜时候的说笑声，都没有影响他的香甜的睡眠。傍晚米琪儿婉又送饭来了，推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叫醒了他。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条，把米琪儿婉打发走以后，伊力哈穆像一个嗜睡的懒汉，他侧转身去又睡下了…他究竟要睡到什么时候呢！
忽然，一阵小风，伊力哈穆一跃而起，天已经大黑了，满天的繁星眨着眼。伊力哈穆拿起了五股木叉，先扔了两下，试了试风向和风力，然后旋即拉开架子，一下紧接一下地扬了起来。风很好，扬场像一种享受。本来混杂了那么多尘土、秸秆、毛刺、碎叶的，扎扎蓬蓬、不像样子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轻轻一抛，经过风的略一梳理，就变得条理分明、秩序井然、各归其位。星光下，一团又一团的尘土像烟雾一样地伸展着身躯飞向了远方。秸秆飘飘摇摇、纷纷洒洒、温柔地、悄无声息地落在场边。麦粒呢，在夜空中像训练有素的列兵一样，霎时间按大小个排好了队，很守规矩地落在了你给他们指定的地点，等五股叉扬了一大批以后，再换上木锨扬第二遍。“刷 ”地一声，木锨插进还不太干净的麦堆里，“嚓”地一响，满满的一堆麦子被抛起来了，洒开，像一道金龙一样从木锨头上伸展开，然后像一个狭长的扇面形慧星一样在空中略一停留、亮相，最后像雨点一样“刷”地落到了地上。伊力哈穆随时调整着自己的速度和力量，使“彗星”总是出现在同一个高度、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形状，又落在同一个地点，头在头、尾在尾、尖在尖、边在边上。棕黄色的麦堆像魔术一样地迅速膨胀起来了。伊力哈穆一口气干了四个半小时，轮番放下木叉拿起木锨，放下木锨又拿起扫帚，有层有次，一气呵成。场边是碎秸秆堆成的高高的小山，眼前是一大堆饱满纯净的穗头。看着这两堆，特别是那一堆分明的小麦粒，伊力哈穆是何等的快乐呀！连同他的脖子、腿腰和胳臂上的肌肉，也感到一种特殊的惬意和满足。
风停了，伊力哈穆把工具一件一件地码好，慢慢踱到道边的大渠旁。他脱下上衣和长裤，让汗水渐渐蒸发，然后，他下到了渠水里。场上的灰尘和一般尘土是不一样的，里面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毛刺，如果不洗净将是很不舒服的。伊力哈穆撩着渠水，痛痛快快地冲刷着已经沾满这种讨厌的灰尘的身体。星光在高空闪烁，渠边杂草在黑夜中显得更加茂密而且高大。寂静中，流水的淙淙声也显得更加悦耳。伊力哈穆舒舒服服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歌声。歌声似有似无，终于渐渐地近了。声音有些嘶哑，调子却昂扬而又随意，节奏比一般的伊犁民歌要快得多。是婚礼上的舞曲吗？不，这曲调要更深厚和刚健些。是饮酒时的抒情曲维吾尔人多喜饮酒时唱歌抒发胸臆。吗？却要活泼和鲜明些。伊力哈穆从歌声里感到了夏日伊犁的阳光的明媚，田野的宽广和白杨雪松的挺拔。是谁在深夜高歌着向这方走来？声音又是那么熟悉…
伊力哈穆从水渠里上得岸来，用抖搂干净了的衣服擦一擦身上的水滴，再把微潮的衣服披到身上，他走到路上，凝望着渐渐从小变大了的人影，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唱歌的人是里希提。
“伊——力哈——穆。”离麦场还有二十多步，里希提停下歌，叫道。
歌声、召唤声和里希提走路的样子，流露着一种罕见的喜悦和活力。这种喜悦和活力立即感染了伊力哈穆，他纵声答道：
“哎！我在这儿哪！”
里希提的最后几步是小跑着过来的。他紧紧地握住伊力哈穆的手。
“是您吗？里希提哥，这么晚！”
“带来了好消息的人是永远不会被认为过晚的。”里希提引用了一句谚语作为回答。
“什么消息？”伊力哈穆抓住里希提的手不放。
“让我们到那边去坐吧。”里希提和伊力哈穆挽着手来到了麦场，他们斜靠着柔软温热的麦秆坐了下来。
“毛主席发指示了！”里希提说，黑夜中，伊力哈穆也看到了他眼睛里的光彩。“要搞运动了！”
“要搞运动？”
“是的，要开展一场新的斗争。我在公社开了两天会，刚刚开完。毛主席最近对于农村工作批发了一系列文件，作了重要的指示…”里希提说。然后，他恨不得一口气把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文件精神都讲给伊力哈穆听。他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现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生产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了。但与此同时，农村的阶级斗争又是十分严重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干部队伍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现在，关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一个叫做“四清”的新的革命运动，要清工分、清账目、清现金、清仓库后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要派强大的工作队到农村来，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重新教育人，要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他越说越兴奋，他直起了腰，做着手势。他说：
“这几年，我真憋气呀！灾害，外敌趁机卡我们，还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确实使我们面临着不少的困难。阶级敌人幸灾乐祸，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冷嘲热讽、胡作非为，而国外的坏蛋恰恰在这个时候插进了黑手…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毛主席发号令，我们要把这些已经表演得差不多了的家伙好好收拾一下！”
“您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啊！”伊力哈穆听得入了神，他如饥似渴地请求着。
“毛主席在北京，但是，他老人家最了解我们的情况，最了解我们的心愿。他老人家指示要开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他老人家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老人家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一共是三大革命运动，是我们共产党人反修防修、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马上就要给全体党员传达和组织学习了。县委书记赛里木同志还要到我们大队来。一场和土改、合作化一样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就要开始了…请想想看，过去咱们的村庄是什么样子的？巴依们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穷人们衣衫褴褛，交插着双手俯首站立，皮鞭和棍棒在我们头上挥舞。富有的人用各种谎话骗我们心甘情愿地在今生做驯顺的奴隶…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哪里有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哪里有今天？听见毛主席又要领着我们搞运动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我好像长出了翅膀…您懂了吗？您同意吗？您怎么不说话？”
伊力哈穆简直是呆在了那里。阶级，阶级斗争，太动人心魄了。解放初期，他们斗倒了地主乡约伯克恶霸，后来他们斗了各种分子。温素尔（分子）：地富反坏右、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暗藏反革命、阶级异己、右倾机会主义…各种分子多了去啦，都是坏蛋，都是恶人，都是敌人，对他们要狠狠地斗，斗倒了他们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斗倒了他们汉族同志怎么说来着，打着大雷刮着大风（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斗倒了他们咱们就都泡在蜜罐子里啦！
（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少数民族喜欢将“分子”当作一个专有名词使用，什么名目的分子他们可能闹不太清楚，但是当他们说到某某人变成了“分子”的时候，就是毫无疑义地指出此人犯了错误，走了背运，丢了官职饭碗，至少是陷入尴尬狼狈的境遇了。）
毛主席所指示的，不正是他盼望的吗？毛主席所操心的，不正是他为之苦恼的吗？哪个善良的贫下中农不愿意斗倒一切坏蛋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然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香油蘸白糖，羊肉串与包子抓饭，人民公社从此走上步步高升的坦途，公社社员的生活从此走上富裕快乐的福境，他盼望着、他祝愿着、他相信着、他也惦念着啊！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有什么事能比自己的心思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息息相通，自己的期盼、自己的生死存亡胜败荣辱全部倾注在领导的决策上更令人感到幸福、充实、激动和无比牵挂而又忧心忡忡的呢？太阳的光辉照耀着、温暖着他的心灵…眼泪不知不觉地涌流在他的面颊上。
小说人语：
略略超脱一下现时现场，柳暗花明又一村。
伊犁人民渠——原称大湟渠——的渠首改建工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基本完成，后又不断改进，全部电力操纵，符合先进标准，现在已成为伊犁人民的骄傲，成为伊犁一景。一九六五年冬，小说人曾经与社员一起住在地窝子里，与劳其盛。并有诗曰：
窝室阳光暖，北风扫地寒，
蛟龙应俯首，公社志征天！
往事不断地涌现，最最伟大的事变也不能保证绝对的焕然一新与再无陈迹。
伊犁的麦场没齿难忘！最最炽热与足实的地亩就是麦场。最最骄傲与贴心的农活就是扬场。那金色的彩虹与瀑布一样的麦粒啊，我们释放。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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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盛督办、烈士、三区革命
一言难尽的新疆啊 县委书记赛里木深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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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赛里木来到了跃进公社爱国大队。
《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若干意见》（即“前十条”）的下达，使赛里木以为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开始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武器来分析农村的形势、问题和任务。上级党委已经决定，今年秋后组织强大的工作队，在邻县搞“四清”试点。赛里木已经上报要求参加工作队的工作而把家里的工作交给第二把手。他希望能亲自去摸索一下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经验。“四清”运动，从上级的部署来说，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来说，对于每一个县来说，三大革命运动乃是每日每时都在从事、进行与涌动的现实任务与日常生活，不能等待也不可能有什么间隙。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党中央的文件一经贯彻下来，便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化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以至改变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与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现在，离组成工作队还有一些时间，县委研究，几个负责同志分别下去抓一下“前十条”的传达和学习，解决一些必要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作为“四清”运动高潮的热身第一步。就这样，他来到了跃进公社。
赛里木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稳重、朴质无华的人。他今年三十五岁，看样子要大一些。头发是黑的，胡须却已经花白。那一双大手和要穿特制的大号皮靴的更大的一双脚，显示出一种劳动者的特色。他长着一个很一般的国字脸，貌不惊人，除却他的两只不大的眼睛的逼视，给人以有点凛然的穿透力之感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穿一身蓝布制服，腰上常系着一根腰带或者干脆只有一根绳子，他最怕衣服的下摆一张一扬地碍事。生活在一个只穿蓝与灰两种颜色、平纹、斜纹、卡叽、华达呢，在新疆则加上条绒五种布料服装的时代，增加了人们的质朴与平等感。难怪食品公司的采购员、黑胡子阿哥米吉提一眼断定他也是个总务、行政干部。只有从侧面或者背面细看，人们才会注意到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后脑勺，在他沉思的时候，这个似乎略略向下坠着的脑勺，显得很有些个分量。
赛里木出生在南疆阿克苏专区库车县，那里以出产巴旦木大杏核和普遍种植、佩戴玫瑰花而著名。质朴的民风，使阿克苏人民获得了“南瓜”的诨号——说他们的头脑像南瓜一样单纯。而这里的妇女，由于基因好而又爱打扮，便获得了“一朵花”的美名，与一过中年就要“学坏”的流言。
小时候，赛里木给地主扛活，干一些劈柴、烧水、扫院子、铡草之类的杂事。地主有一个娇生惯养的独子，长到十岁以后开始到县城的一所学校就学，让赛里木伴读侍候。遇到水渠、泥泞或者走累了，由赛里木背上行路。干粮、零食口袋、隔三差五带给老师的礼物以及防备变天而多带的衣服，由赛里木扛着。上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听讲。下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玩耍和保护“少爷”不受城里商人、官吏子弟的欺侮。“少爷”对功课毫无兴趣，于是，赛里木的任务又增加了一项：替地主少爷誊写笔记和完成家庭作业。结果，上了四年学，地主少爷甚至还不会缀写自己的名字，而赛里木倒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三十年代末期，新疆的土皇帝、“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请了一些共产党员来帮助他执行“六大政策”，装饰门面。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新疆撒下革命火种和利用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来开通党的国际交通线路，派遣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士到新疆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年轻而又才华过人的林基路来新疆后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由于他的革命活动，迅速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当中出现了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新局面，盛世才颇觉忐忑，乃把林基路远遣库车担任县长。这段期间，认真地代替地主少爷学习成绩优秀的赛里木担任了库车的小学教员，并且亲耳听过林县长的演讲，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党，知道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开始听到了“革命”、“社会主义”、“翻身”、“光明”这样一些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新名词，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到四十年代初，盛世才去了一趟苏联，对于苏联完全失望，他乃撕下假面，把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投入监狱，接着，残暴地杀害了他们。一大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青年也成了盛世才的特务机构的捕杀对象。搜捕名单上本来有赛里木的名字，由于友人报信，赛里木星夜出走，逃到拜城县的农村靠打短工为生。在这个号称“富裕“拜”即“巴依”的另一种译法，富裕、财富、富人之意。”的地方受尽了贫穷和饥寒的折磨。
一九四四年，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又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鼓动与策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武装起义，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疆。赛里木决计翻天山、越达坂即山隘。、经新源、走伊犁，投奔三区革命政府。对于“三区革命”，毛主席早有明确结论：“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联结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穆扎尔山口，他被国民党兵扣留，从他身上搜出了来自三区的报纸和小册子，他被毒打了一顿，几乎当场被打死。后来，又在刺刀的胁迫下，被迫给国民党的一个运输队拉骆驼，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捱饥忍渴，走了三个多月，走得两脚鲜血淋漓，到了边远地方的最边远的地区和田。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赛里木缠腰的褡包里分文莫名的情况，伊犁的革命运动已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国民党兵也不再担心他会跑向三区。由于赛里木有文化，被和田的大教长、维语称作谢赫斯拉木的一个头面人物所看中，收下他当了教长的仆役，农忙时在教长的田产中务农，冬季则帮助教穆斯林抄写经文。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
和田是个更加荒僻和滞后的地方，尽管有钱人得以享用举国闻名的和田地毯、和田美玉、艾得莱斯丝绸一种土法手工织成的丝绸，具有自然而然地随机变易的独特色彩和图案。，但是劳动人民身上只有奴隶的绳索镣铐，并时时处在猖獗流行的黄疸、麻风、性病的魔影之中。这一段生活并没有摧毁赛里木的意志，而是百倍强烈地加深了他对革命，对于新生活新世道的渴望。
一九四九年底，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的先遣人员来到了和田。当时，国民党军的一些死硬分子勾结反动的上层人物企图趁解放军立脚未稳哗变，杀害先遣工作干部后逃亡国外。此事被赛里木得知，他连夜冒险找到了解放军的工作队，报告了这一消息，采取了防范措施。幸而大部队以无畏的精神，沿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三次出发、三次都中途折回的阿克梯奥什古路，斜穿大沙漠，进行了惊人的强行军。从阿克苏神速赶到了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垂死疯狂反扑。
这之后，赛里木参加解放军，入了党。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他一直以解放军干部的身份参加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一九五三年以后，他正式转入地方，担任区长，一九五七年开始任县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强“反修”前哨阵地伊犁的工作，他和其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被调到了北疆。十几年前，他想去伊犁投身革命未能实现，如今，在全新的条件下。他肩负着十倍于当年的历史重担和党的嘱托，他来到伊犁了。
伊犁，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在这里，他面临了全新的，复杂得多的环境。这里的对外交往、民族分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是“反修”前沿，老沙皇曾经占领伊犁十年。这里，民族成分非常多样，新疆的十三个民族，除去塔吉克以外，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满、锡伯、蒙古、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达斡尔、俄罗斯都有它们的成员世代居住。这里的生产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人们见过世面，说话做事，都比较精明和大胆。这些地方与赛里木已经熟悉了的南疆、特别是和田不同，连这里说话的语调和某些词汇，也与和田大相径庭。和田人读“一”是读“毕”，而伊犁人是读“勃尔”。动身来伊犁以前，和田的有些同事和乡亲担心地告诉他，伊犁的工作不好做，伊犁人比较“狡猾”、“爱吹牛”、“酷”维吾尔语亦喜欢用“酷”一词，指自我保护、算计精到、不吃亏…有汉语中“奸”的意思，但比“奸”好听一些，约是褒贬兼而有之。。他们说：
“您没听过那个歌谣吗？伊犁人都是好汉，穿着西装打战，半夜里跳墙，见着狗就出汗。”
他们还说：
“看我们和田人有多么纯朴！亘古以来卖杏的妇女都先请顾客吃杏，吃完之后再请顾客自己数核，按核数付钱。如果她们到伊犁去卖杏，伊犁人还不是吃上一百个杏只给你十五个杏儿的钱，另外八十五个杏核，他们早装到口袋里，准备带回家砸杏仁吃呢！”
“不要相信这些对外乡人的嘲笑，”赛里木回答说，“难道和田人被人家笑话得还少吗？没来和田以前人们就告诉我，这儿生活着的是一些愚顽而执拗的人，说和田人卖一堆鸡蛋一块钱，给一块钱的票子要，而给两张五角的或者十张一角的他就会认为你欺骗了他而和你打起来…”
赛里木说得大家全笑了。
他到了伊犁，他听这里的领导向他讲解了这里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知道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阴险。但是，他更看到了人民的觉悟和成熟。这里毕竟是伊犁，是个比较发达、文明、见过世面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毕竟受过长期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考验锻炼。领导指出：值得惊异的不是六二年伊犁发生了一些动乱；从伊犁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沿革看来，这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值得惊异的是，尽管发生了空前的麻烦，尽管相对来说我国对于这一类事件并没有很多准备，例如，六二年事件时，我们的边界几乎是不设防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坚决地克服了一时的混乱，立即恢复了各项工作正常轨道。领导强调：天并没有塌下来，伊犁河水也没有倒流，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冲击，被冲走的只是一小撮泥沙，团结和统一像天山一样地巍然屹立，牢不可破。
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是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赛里木懂得在这样一场特殊形式的较量以后打扫战场、清理队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中上层干部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有关传达报告指出：已经有几个隐蔽得很深的，在六二年的事件中玩弄两面手法、兴风作浪、策反通敌的高级干部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领导指出：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所以当时能掀起那么几个可怜的浪头，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坏人的策应配合。领导说，是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队伍里安下了大大小小的钉子，这是我们的心腹隐患。六二年的事情是坏事，但是干坏事的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可能不露出马脚，这就给我们创造了辨踪寻源，拔掉大小钉子的空前有利条件，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赛里木很自然地考虑到农村，考虑到农村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法。现在，太好了，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他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来自群众，来自实际;而当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实际生活的客观要求，被革命领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后，将会演出一场场怎样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正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看到乐谱就听得见管弦交响、鼓乐齐鸣的合奏；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蓝图就看得到大厦高楼，作为一个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赛里木从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感到了千百万群众继续革命、创造历史的有力的步伐。党的号召将像春风一样地吹遍祖国大地，斗争的风雨将把锦绣江山洗濯得更加明媚，打完了这一仗，他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过好日子喽…而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他做的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和麻烦的工作。
毛主席亲自为“前十条”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节。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这一段深深地教育了他。这说明“前十条”是来之不易的，说明“前十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还有教训）的总结。对“前十条”的领会和贯彻，也将有一个艰巨的、可能是曲折的过程。
赛里木还体会到，根据主席的“反复过程”说，也就能理解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磕磕绊绊了。三面红旗伟大恢宏，做起来是需要多次反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又绝不言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现在，有什么党能与她的坚定与苦干相比？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为止，在赛里木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枕戈待旦、鸡鸣起舞、如火如荼、宁折不弯，古今中外，你再见不到任何别的组织成员能与他们相比！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这样装粮也不仅仅是图一个干净、利索、装卸方便、行走安全、吨数多，能更好地完成吨公里指标的美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直接沟通了、密切了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驾驶员和农民的关系不仅仅是运输和装货的关系，驾驶员变成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的代表，而社员们呢，无比生动地、可以触摸地感到了自己是在支援国家、支援城市和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