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卒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麽哥。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后同访杨丙辰先生。在杨处遇虎文,惊喜。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l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七点回校。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真纯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学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写道: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母亲。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包办婚姻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爱别的女孩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文学青年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l932年ll月l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l932年l0月l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文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

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

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

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将伴随他的一生。

告别母校

上大学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五十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

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

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将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

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就成了高中国文教员。校长待他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有三个头。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

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他闻讯,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先生。

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第三章负笈德意志

中国自清末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辞亲去国

六七十年前,一股声势浩大的“留学热”弥漫全国,牵动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其“热度”之高,决不亚于今天。当时出国留学的动机,与今天相比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旦出国“镀金”,回国后立即身价百倍,名利双收。不管你是“克莱登”大学,还是“登莱克”大学毕业,只要你会说几句洋话,会侃几件洋事儿,国人都会对你奉若神明,奖誉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政府、银行、大学、研究所,一切薪俸高,地位显赫的部门都会恭请你去任职。这一点,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同之处是,当时出国留学,虽没有“海归派”之称,却是绝大多数要回国的,终身滞留国外的人很少。至于尚未跨出国门就暗下决心去拿人家的绿卡,或者梦想成为某籍华人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出国留学的途径与今天大体相同。一条路是私费,一条路是官费。私费留学,只有高官巨贾,富贵人家的子女才能办到。官费留学又分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所谓“留学庚款”,即英美等国家,利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办法,资助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另一种是各省举办的官费留学。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种官费名额极少,要想通过,真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以1935年为例: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学考试,各种学科总计录取名额,仅二十余名,可见其难度之大。这种官费留学生的待遇十分优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比如,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每月可领到八百马克,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既非私费,亦非官费。他属于“双方交换研究生”。即由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这种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方面付给德国来华研究生,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方面付给中国赴德研究生每月一百二十马克。这与官费生的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一百二十马克在当时德国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然而,不管经费多么微薄,前面还有多少困难,这次的留学机会,对季羡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可是,家庭经济的拮据,要凑齐昂贵的路费和制装费,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使他踌躇再三,一筹莫展。叔父本来是个连小官都算不上的公务员,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此时已经失业。一年来,全家六口人,都靠季羡林在中学教书挣的一百六十元大洋过日子。如果他拔脚一走,全家人岂不断了炊。季羡林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忧心如焚,进退维谷。

出乎意料之外,当季羡林试着把留学的喜讯告诉家人时,他却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有出头之日。季羡林心里很明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思想仍然是家人对他的最大期望,而科举制虽然取消了,科举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中了进士的人了,岂有不争翰林之理?家人的支持,反倒使他欲笑不能,欲哭无泪,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滋味了。

于是立即筹集路费和制装费。季羡林是一介书生,囊内空空,无论如何是付不出这笔可观的路费的。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主动提出,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宋校长与何思源是北大同学,交情不错,他想,这点面子何思源定会给的。没想到,当宋校长带着季羡林谒见何思源时,何早已知道他们来的目的,还没等季羡林开口,何便一口回绝了。季羡林从不愿意求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只好唯唯而退。事后,宋校长责怪他太老实,不会说话。季羡林天生脸皮薄,不善应对。为别人说项尚可,为自己求情,总难启齿。这种性格与生俱来,-辈子也难改。此事只好作罢。

没有得到教育厅的资助,只好四处借贷,最后总算筹齐了路费。治装费对季羡林来说,也不是个小数。考虑到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全。便拿出最后的-点余钱,再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离家的日子到了。叔父、婶母、妻子,四岁的女儿婉如,牵着妈妈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延宗,酣睡在母亲怀里,全家人送他到家门口。娇女和幼子,还不懂什么叫离别,笑着向父亲告别。但是双亲和妻子是完全理解的。他们眼里噙着泪水。叔父默默地看着已经长大成人,前途无量的侄子,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十八年前,自己把年仅六岁的侄子从官庄接到济南来读书,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兄弟,对得起季家的祖宗。这回侄子真的要成龙了。他没有流泪,而是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年轻的妻子,抱儿牵女,望着丈夫,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想说:看看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多重。你一走,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盼望你早日学成归来。

这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离别。没有过多的话语与激动的场面,然而在默默中,离愁别绪却似惊涛骇浪般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汹涌翻滚。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没有流出来,硬把泪珠子强压在肚子里。他没敢多看亲人一眼,扭头就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眼前一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在洋车里,季羡林心乱如麻,思绪万端。他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同亲人们一样,万里投荒,前途一片茫茫。

季羡林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同行六人,都是此次考上“交换研究生”的清华同学。其中包括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乔是哲学系学生,比季羡林高两级。在校时,乔冠华经常腋下夹着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同道,季羡林虽与乔冠华认识,但不熟。这次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悉起来。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国领事馆去办签证。手续很快办完,又回到北京,只等出发。

季羡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等待出国期间,他首先去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因为是冯先生从中斡旋,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才得以成功。其次是拜访了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先生还恳切地劝他,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慎行事。季羡林对师长们的叮嘱表示十分感谢。他还拜见了景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这是他第-次同闻先生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他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但是闻先生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季羡林住在清华工字厅招待所等待行期。此时正值暑假,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空荡荡的,但风光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花迎风开放,西山紫气冉冉升腾。然而,风光虽美,季羡林的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他还经常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在这里海阔天空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曾几何时,这-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不禁感伤起来。

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

上一章 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