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到欧洲去，没有飞机，海路又费时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乘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六位留学生就是走这条路线赴德国去的。
8月31日，朋友们把六位留学生送到前门火车站。－番祝福，一番叮嘱之后，火车开动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祖国。此时，季羡林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句古诗：“万里投荒第一人。”可见其时他对前途一片茫然的心境。
火车到了山海关，进入“满洲国”。停车，办理入“国”手续。交出三块大洋的“买路钱”，继续行驶。第二天早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要停留几天，留学生们纷纷置办长途旅行的食物，因为餐车上的食品太贵，不是穷学生们吃得起的。每个人买了七八斤的大“裂巴”（俄式面包），一两根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配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这就是每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八九天的全部食物。9月4日终于登上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火车。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六个中国留学生，住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火车奔驰在松嫩平原上，车外一望无际，只有草原，没有山，乍一看，像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是乘船在大海里漂荡。
赤都印象
第二天，车到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下来，接受苏联官员的检查。苏联官员视一切外国人为“可疑分子”，对每个外国旅客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使初次出国的季羡林心中甚为不快。检查行李之仔细，也大出他所料。连一把极其粗糙的铁水壶也要翻来覆去，又敲又打，怀疑其中是否有”夹壁墙”。季羡林年轻气盛，气愤得几乎要同苏联官员争吵。所幸旁边的一位外国老年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才把怒气压了下去。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检查完了，毫无所获。列车终于在横亘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驶。一路上，六个阅世未深的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八九天连续吃着大“裂巴”和香肠，吃得倒了胃口，难以下咽，但是由于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铺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也就对眼前的这点困难毫不在乎，车厢里始终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转眼过去了八天。9月14日，车抵莫斯科。
莫斯科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即使像季羡林这样并非革命者的青年，对一睹莫斯科的真相，也是颇感兴趣的。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一点矛盾。原因是他本来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心存疑问，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很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了让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当然包括六位中国留学生）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洗一洗脑子，转变一下世界观，总要找出各种借口，让国外来的列车在莫斯科停上一两天，以便参观市容。
他们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打扮首先让季羡林吃了一惊。她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华贵，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这同季羡林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同，倒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毫无二致。导游小姐用英语讲解。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小姐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说，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地方将被拆掉，盖上新楼。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地方，导游小姐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结果一座新楼也没看见。这使季羡林很失望，他质疑：“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在赤都，他除了受到“五年计划”之类的教育外，别无所获，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好。
初抵柏林
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跋涉，9月16日早晨8点，火车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这里是季羡林这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到达柏林意味着他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
初到柏林，刚走出火车站，他便感到一阵惶惑，既兴奋好奇，又忐忑不安。脚下踏着的分明是光滑的柏油路，却仿佛踏上了棉花一般。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中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清洁的长街上，自己宛如陷进了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之中。从当时落后的中国，一下子来到繁华的柏林，真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
清华老同学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季羡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当时的德国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一般来说住房都比较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大学生。出租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出租空房，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连面巾、浴巾之类都不需要。房间里所有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这些工作，即使是教授夫人也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干净，天下闻名。女主人一天到晚，擦这擦那，忙个不停。房间里窗明几净不必说了，连楼道也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也天天打扫，而且用肥皂水洗刷，在地上打个滚儿，衣服都不会弄脏。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纤尘不染。这一切给季羡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曾经有人这样概括德国人的性格：守时，勤勉，节俭，忠诚，清廉。这样的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有着内驱力的民族，一个跌倒了还能够爬起来的民族，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起作用。季羡林对德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德国人总的说来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季羡林的性格同德国人的性格，本来就有相似之处。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与德国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季羡林到柏林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补习德文。虽然他在清华学过四年德语，而且得了八个“优”，但是到了德国还是张不开嘴。于是，他和乔冠华一起，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天天去上课。讲授德语的赫姆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令季羡林很敬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教授名赫姆，真讲的太好了。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懂，并不是我的听的能力大，只是他说的太清楚了。”可见这位教授水平之高。季羡林到柏林后，天天同乔冠华一块儿听课，吃饭，访友，购书，游婉湖和动物园，形影不离。他俩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季羡林就睡在乔冠华的住处。他们同一般中国留学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很少往来。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因为赴德留学回国后很吃香，许多大官和巨商都把子女送到德国留学，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等人的子女或亲属都在德国留过学，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这些“衙内”和纨绔子弟，大多只挂个留学生的名，根本不去听课。每天吃喝玩乐嫖娼妓等。他们只要会说四句德语，就可以在柏林应付裕如。每天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餐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几圈麻将，就到了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提着照相机，相约出游。吃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一句“再见”，德语学习就算完成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衙内”、“少爷”，摆出一副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令人厌恶。
最让季羡林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餐馆的吃相。一次，他与乔冠华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很安静的，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中国留学生把祖国的“国粹”，带到万里之外的柏林，让德国人吃惊之余，嗤之以鼻，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从此，季羡林和乔冠华再也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了。对柏林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季羡林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季羡林当时曾动过写一本《新留西外史》的念头，可惜他在柏林只呆了一个多月，这部作品未能完成。
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在国外的丑恶表现和恶劣影响，季羡林始终耿耿于怀。1946年，他回国后，还专门写过一篇《论自费留学》的短文。文中写道：“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这段话今天读起来确实有点幼稚，实际上不让这些“衙内”、“公子”出国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季羡林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痴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当然，高官巨商们的子女，也并非清一色的都是纨绔子弟。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就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章用出身世家大族，书香名门，却没有一点纨绔气，他同季羡林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中国自清末有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后，百余年来，无论留学东洋或西洋的，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大学城哥廷根
季羡林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派到哥廷根大学去学习。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到了哥廷根。本来只打算在哥廷根读两年书便回国，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住的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哥廷根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其中大学生占二三万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为德国的学术作过极大贡献。小城里洋溢着文化和学术的气息，是一个学术乐园，一块文化净土。哥廷根又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德国。东面山林密布，绿草如茵。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不刮大风，空气永远清新，天空永远透明。古代的城墙依然保留着，上面长满参天的橡树。街道洁净如洗，房子多是四五层的中世纪建筑，典雅，朴素，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之外，任何消遣娱乐的设施都没有。哥廷根是一个读书的理想城市。季羡林一来到这里，便喜欢上了这座小城。
他住进了一对德国老夫妇的家里。房东姓欧朴尔，男主人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得连话都不大肯说。女主人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善良得像慈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于是就把儿子住的房间租给季羡林住。季羡林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从未搬过家。
到哥廷根的第二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从这段日记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而他希望研究的学问是“读一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也就是说，此时，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已经明确，就是研究古代文字。不过，究竟研究哪一种古代文字，尚未确定。何况，这种“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古代文字很多，如希腊文、拉丁文、古埃及文、希伯来文、梵文、巴利文等等数不胜数。究竟学哪一种古代文字，还要视大学开设的课程而定。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无需经过考试，便可以想入哪所大学，就入哪所大学。入学后，愿意读哪个系，便读哪个系。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学工科的可以选文学。可以选一门，也可以选十门八门课。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可以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字。有的课结束时还需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甚至一学期换一所大学。经过几次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学科，这时才安定下来，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论文写完了，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轻易能拿到的。德国教授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博士论文题目，教授也要反复考察学生，最后确认学生有能力完成，才会把题目给学生。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涉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写论文，或者写的论文通不过，那么，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的。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而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学梵文的动因是：“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可见他当时选择学梵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决心既下，1936年开始，他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5月26日，他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堂梵文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年轻，也就三十七八岁。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选梵文课的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还是个外国人。季羡林开始时有些担心，怕教授宣布不开课。因为当时国内外有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名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但没有宣布课程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羡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受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几篇轰动世界梵文学界的论文，他自己也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梵学大师。季羡林永远感激这位德国恩师，称他为“博士父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教学方法。第一堂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律不再讲解，全由学生自己去阅读。每次上课，只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学生先念梵文，然后译成德文，教授从旁帮助改正。这种讲授外语的方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比那种无休止地分析词法、语法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上两个小时的课，学生要费上两天时间准备。这里顺便插一句话。季羡林回国后，用这种教学法教中国学生学梵文，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文革”中，却被斥之为“法西斯的野蛮教学法”，受到批判，这也算是个笑话。每周两小时的梵文课，转瞬即逝，到6月30日，不到四十天的时间，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季羡林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
原定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
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生学汉语。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
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民俗、考古、艺术、音乐、天文、历算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残卷，都是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皮革、丝绸、纸等上面的。书写的字母多种多样，有婆罗米字母、笈多字母、佉卢字母、窣利字母等。用这种字母拼写成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有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回鹘语，还有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等等。用这些文字写成的典籍，内容包括：佛经、文学作品、政府文书、旅行执照等。至于汉文典籍，则占敦煌石室藏书的绝大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小说史、经学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绘画史、音乐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单说西克教授要传授给季羡林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是用印度波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来拼写的。它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这种语言又分两个方言：当年流行在焉耆地区的称之为吐火罗文A；流行在龟兹地区的称为吐火罗文B。发现吐火罗文残卷时，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正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策，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合作，费了二十年工夫，才把这种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直到1930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吐火罗文文法》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的文法。当时对吐火罗文B还没有通读。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西吐火罗文文法》（即吐火罗文B）才由另一位德国学者W·Krause写成出版。
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吐火罗文的发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迁移的问题，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印欧人的尸体，就是一例。它当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
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季羡林当时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是，西克教授是一位非常诚挚认真的老人。他提出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思。他提出了意见，不容季羡林考虑，就马上安排上课。季羡林被西克教授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横下一条心，扩大自己的摊子。在自己已经塞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脑袋里，再塞进一种古怪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吐火罗文，既非考博士学位需要学的课程，又非大学课程表中开列的课程，完全是西克教授出于一片好心，额外开的一门课。这样一来，季羡林便需要同时与五种外语拼命了。他就是在这种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的复杂心情下，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
吐火罗文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文字，而且参考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文字母转写本，另一本是他们二位教授和舒尔策教授三人合著的《吐火罗文文法》。西克教授的教学法同其他德国教授的方法一样，既不讲语法，也不教婆罗米字母。上来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的前几张。而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的残卷，其困难可想而知。读了不久，季羡林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西克教授。西克教授大为惊喜，立刻让季羡林把这段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德文。两个本子相比较，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了极大的帮助。
每次听完西克教授的课，季羡林都要送西克教授回家。在冬日黄昏的长街上，季羡林搀扶着像祖父一样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一直把西克教授送到家，看他进了大门，他才转身回家。
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长时期没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内心总感到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亲自把70年代在新疆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来，请季羡林解读。季羡林赶紧把尘封多年的吐火罗文资料和书籍翻出来，重理旧业，很快就用汉文和英文写出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本。1998年，季羡林著的该书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它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西克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季羡林对恩师的情意永志不忘。在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工作后，他写道：“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五年磨一剑
季羡林自从拿到了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题目以后，就开始悉心准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写出提纲，最后写成论文。
论文写好以后，季羡林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前露一手儿呢？他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一样，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说无法表现文采。于是他便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样既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又能表现文采。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写完后，季羡林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自己几句哩。
季羡林先把“导言”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然后回到家里做着美梦。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教授要见他的通知。他满心欢喜，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的“导言”摊开放在桌子上，教授拿起钢笔来，在他的“导言”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又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教授的话，对季羡林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得他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但是，季羡林仔细想了想教授的话，深深地感到教授说得对，击中了自己的要害，这一棍打得好。从此以后，季羡林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话让他毕生受用不尽。
又经过了一年的修改，1940年，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终于完成，只等口试答辩。
9月13日，论文打完。10月9日，季羡林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12月23日口试。23日这天，他的心情万分紧张，四年的辛苦，成败就在此－举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九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十点多开始口试。
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是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我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季羡林考试考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从未失败过，可谓久经考场的老手。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考试时，竟会如此慌张，可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大。
第二天，仍然没有考试结果的消息。这一天，他寝食难安，心乱如麻，度日如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天晚上正好是圣诞节前夜平安夜。他记道：
七点前到Prof.Waldschn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注：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ndologie）是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博士论文及其他两门课都获得了“优”，英文口试由于勒德尔教授当时有病，未能考成，一个多月后，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补试英语，又得了一个sehrgut。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优”。博士考试的一幕，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
口试通过以后，博士学位拿到了手。但是，论文的事儿还没有完。瓦尔德施米特让他把论文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一遍。这可不是一般的校对清样，而是要首先核对从卡片上抄别人论文的篇、章、字、句；再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杂志。要知道，在三年内，季羡林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搜集资料，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些书刊早已经还给图书馆了。现在又要把这些书刊，一本一本地借出来，再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过的大量引文重新核对一遍，不能发生任何一点错误。季羡林在查阅资料时，就感到太繁琐，心里十分烦腻。现在又要从新再来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他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再来了一遍。
后来季羡林发现，德国学者写好文章或书稿，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一个研究室的人，大家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德国人就是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集体的力量，来保证著作不出错。德国书中错误之少，举世闻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使季羡林大受感动。从此以后，季羡林写文章也每引必查，一丝不苟。季羡林的著作，错误之少，也是有口皆碑的。
经过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终于核对完毕，并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饥饿地狱的煎熬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东邻波兰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际上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政权便开始蚕食周边的小国。德国的宣传机器却颠倒黑白，反诬邻国挑起争端，竟无耻胡说他们派兵是去“抵抗”侵略，最终占领了邻国的大片领土。德国法西斯的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当时的德国，广播里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煽动，使政治上幼稚的德国人激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狂地山呼“万岁”。绝大部分德国人当时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进攻苏联。战争继续扩大。一贯平静沉稳的德国人，又震动起来了，全国上下欢呼，闹得沸反盈天。季羡林对法西斯这一套本来就十分憎恶。1935年刚到柏林时，那时的纳粹味还不太浓，但字旗和希特勒像随处可见。人们见面时，已不像过去，道一声“早安”、“午安”、“晚安”，分手时说一声“再见”，而是右手一举，高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便能表示一切。中国留学生不管这一套，还是说着自己的“早安”、“再见”等等。德国人看他们是外国人，也就不以为意。按照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观点，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行列，都是人类文化的破坏者；只有金黄头发的欧洲“北方人”，才是优秀民族，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虽然如此，季羡林在德国生活期间，与普通的德国人相处，却从未受到过什么歧视和迫害。可见希特勒那套理论，只有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员才相信，普通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相信。他在与德国老师、同学、朋友接触时，大家都闭口不谈政治，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只要一听“特别广播”，他的神经就极度紧张起来，气愤得浑身发抖。无可奈何时，就用双手堵住耳朵；然而稍一松手，广播喇叭就又在耳旁怪叫起来，使他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加倍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在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有一位法官，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和伯恩克一家母女二人，都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到他们家拜访，便一起痛骂法西斯，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有时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去山上林中散步，在林深无人之处，大家都无所顾及地放言高论，痛斥希特勒。胸中郁垒，一朝涤尽，然后高高兴兴起身走回寓所。
战争进行了一二年后，盟军开始反击，大轰炸开始了。最初英美飞机只在柏林等大城市实行“地毯式轰炸”，把这些城市炸成一片废墟，居民死伤无数。不久，就连哥廷根这样的小城市也不能幸免了。哥廷根市的警报声一响，全城的人便都赶快往地下室里钻。有一夜，英国飞机来袭，季羡林懒得起床去地下室，仍然在屋中拥被高卧，无动于衷。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上的窗户已被震碎，眼看情况不妙，才连忙下楼，躲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大家都饥寒交迫，心惊胆战，耳听着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跑地下室已跑不胜跑。于是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干脆每天早餐后，带着装满稿子的皮包，走到山里去躲避空袭。
同轰炸相随而来的便是饥饿。季羡林初到德国时，各种供应十分充足，每天都可以吃到牛奶、面包、黄油、火腿、鸡蛋、水果等等。但是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起食品配给制度。先是黄油限量供应，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没有黄油和肉类，德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这些是他们的“主食”。而对季羡林来说，却并不感到太难受，因为他平时根本不吃黄油，肉也吃得不多。可是等到面包和土豆都限制了时，他才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他的“主食”啊！取代黄油的是人造黄油。把人造黄油这玩意放在汤里，还能浮出几个油珠；但一用它来煎东西时，则在锅里吱吱几声，紧接着一缕青烟，油便消失了。到饭馆里吃饭，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才敢请饭馆服务员“煎”掉一两肉票。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这种面包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在肚子里发胀，制造气体，不断放屁。德国人是很讲究礼貌的，在公共场所出“虚恭”，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事。然而，肚子里面装着这样的面包出入公共场所，就很难保持体统。有一次，季羡林去看电影，亲耳听到不少“虚恭”之声，此起彼伏，东西合应。但他岂敢耻笑他人？因为他也正在同自己肚子里的气体作着殊死斗争呢！也有让他兴奋的事，就是他曾打破过自己的吃饭记录。有一天，他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摘了半天，工作结束了。这位德国农民送了他一箱苹果，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他喜出望外，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回到家里。立刻把土豆全部煮熟，蘸着积存下来的白糖，一口气全吞进肚子里，但仍然没有饱意。关于在德国期间挨饿之事，他曾写道：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正受了“洋罪”。……挨饿这个词儿，人们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长期挨饿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地瘦下来。季羡林的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本是个大胖子，到死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个瘦子。季羡林自己原来不胖，没有减肥的基础，但饥饿在他身上也仍然留下了伤痕。他说自己“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