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文化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
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因此可以说，在60年代初的四五年中，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对当时政治上的“主旋律”：学毛著，学雷锋，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也是衷心拥护的。他说：
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
——写作的前前后后》
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心情驱动下，季羡林重新拿起了笔，把他在国内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事物记下来，同时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情，二者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二十七篇散文的内容。
这些散文在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国内的新气象、新风貌；另一类是写他访问亚非各国的观感。这些散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当时激流涌进的历史潮流。尽管这些散文的题材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季羡林是怀着满腔热情写作的，是真情的流露，因而沒有丝毫勉强之处，也沒有贴政治标签的痕迹，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
这里要重点谈一谈《春满燕园》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的离奇遭遇，与季羡林日后十几年的命运息息相关。
1962年春天，季羡林接待外宾的任务特别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接待外宾的临湖轩去一趟。在临湖轩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季羡林非常喜欢最后两句诗。他有时早到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品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经过几年的运动后，社会环境终于安定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这一切就像春天又回到了人间，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在品味诗的同时，他联想到了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回家以后，便写成了散文《春满燕园》。
《春满燕园》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散文。它由郑板桥的诗说起，转而联想到北大师生心中也有一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这个春天“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
接下来，文章描写了夜晚教师们在灯光下潜心备课，伏案苦读的情景；早晨，学生们在校园里朗读外语，在图书馆里全神贯注做功课的场面。
最后，文章写道：“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文章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语言华美，自然流畅，不失为一篇散文精品。
季羡林自己对这篇散文也很满意，他说：“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果然，《春满燕园》一发表，就获得了好评和强烈的反应。季羡林的学生给他写信，称赞这篇散文。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选它当教材。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每年秋天接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季羡林，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散文。季羡林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喜悦之情消逝，1966年6月4日，季羡林从“四清”基地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这件事暂且按下不表，下一章再听分解。
“社教”运动的角色转变
一般说来，在历次运动中，季羡林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教育批判别人的资格。不过也有两次例外，这就是两次“社教”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他说：在这两次运动中，“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
一般人只参加过一次“社教”运动，即农村的“社教”运动，可是北大的教师、干部却参加过两次。因为北大历来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全国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上面决定在北大先进行高校“社教”运动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但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推广，比“社教”运动彻底得多的“文革”风暴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全国，高校“社教”运动已失去推广价值，于是这场运动便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这样一来，北大的教师干部就比其他学校的教师干部多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风雨的锻炼。
1964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二百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运动从此开始。带队的既然是副部长级，队员们的来头也就不会小，都是从全国各地文化单位抽调来的厅局级的精兵强将。由于工作队是戴着有色眼镜进校的，事先就认定北大是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烂掉了的单位”，“党员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猖狂”，“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黑窝点。对这样的单位，当然必须夺权。因此，工作队一进校，北大原来的干部一律靠边站。工作队在各系“扎根串连”，重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物色积极分子时自然抱着“唯成分论”的眼光看人，特别重视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政治历史是否清白。季羡林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讲“唯成分论”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在北大教授中，像他这样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共产党员的人实在难觅。因此，工作队一到东语系，季羡林就被列入积极分子名单，成为依靠对象。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代表党的，季羡林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而且，以季羡林当时的“觉悟”是完全不可能想到工作队也是会犯错误的。他把自己参加“社教”运动看作是对党的忠诚，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尽管当时他并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他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拥护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人类天性中的从众心理，使人并非做每一件事都要弄明白后才行动，倒是稀里糊涂随大流的情况居多。就这样，季羡林参加了东语系积极分子队伍，并且被工作队任命为东语系“社教”领导小组组长。
季羡林虽然身为“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都掌握在工作队手里。北大“社教”运动开始以后，一贯听党的话的季羡林也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写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社教”运动要整党的领导人？拿东语系来说，总支书记、副书记都是他的学生，他和他们共事十几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他对他们也知根知底儿，他们平时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呢？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
他在l998年出版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对北大“社教”时自己的思想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
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
“社教”运动开始时实行背对背地给校系领导提意见，揭开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后来就变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展开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北大党委书记六人中斗了五个人，常委十四人中批判斗争了八人，连党委书记向市委请示汇报工作，也被工作队视为搞阴谋活动，追逼交代。东语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也被批判了十三次。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各级领导大多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帽子。整个北大教师和干部队伍也立即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社教”运动，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一次“教育”运动而已。其实不然。这是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夺权斗争，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谁要只从字面上来解读历次运动的内涵，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比如“文化大革命”，与文化何干？不过“社教”运动就更为复杂，从最高领导层就对运动的性质存在分歧，运动搞起来，焉能不乱？当然，当时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上面情况的。老百姓只知道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运动搞了不到半年，北京市委忽然出面干预，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为被批的校、系领导平反，并且撤了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那些被工作队鼓动起来，曾经在会上批判过各级领导的积极分子们，尽管满腹委屈和狐疑，也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了脑袋。北大的“社教”运动便像烙饼一样翻了一个个儿，不明不白地结束了。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对积极分子来说，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成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可是悔之晚矣。季羡林当然也感到一头雾水，莫明所以，可是他的困惑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这块烙饼又重新翻了一个个儿，积极分子们重新得势，以陆平、彭佩云为首的各级领导又成了“走资派”，被批判斗争得一塌糊涂。“文革”结束后，烙饼又翻了过来。
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结束了，工作队员们拍拍屁股也走了人，但是工作队在运动中制造的被整和整人的两派矛盾，却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无形地、长久地困扰着北大教师、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遗患无穷。而且，这次夭折了的“社教”运动，为后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甚至可以说它是北大“文革”的一次预演。
除此而外，“社教”运动也实实在在让北大人吃了亏。由于搞“社教”，本应进行的评职提薪工作未能进行，接下来便是十年“文革”，评职提薪更无从谈起。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清华已经是讲师或副教授了，而在北大还是助教或讲师。北大人的工资也比清华同行低一级。这件事让北大人耿耿了许多年。
再说说季羡林参加的另一次“社教”运动——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
1965年秋天，季羡林参加完国际饭店会议，便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1965年11月，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是要知识分子“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洗干净，才能成为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略任务。
季羡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到南口村的。
季羡林被任命为工作队副队长，主管整党工作。工作队在农村“社教”时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夺权，农村原有的各级干部统统靠边站，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不过，上面对工作队员要求也很严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还没有出现特权，腐败现象尚未滋生，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干革命的劲头。
季羡林从六岁离开农村以后，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这次因参加“社教”运动，再次回到农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农民的纯朴善良，使他倍感亲切，农村广阔的田野和从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使他心旷神怡，好像又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官庄。但是，四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又使他黯然神伤。他又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农民每日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每月工资是四百五。我不敢说出去，怕农民吃惊。”
季羡林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社教”运动，结果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不过后来多数都平了反。
季羡林在南口村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季羡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将经受他生命中最惨烈的考验，可是此时他却浑然不知。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里，季羡林在政治运动和会议的夹缝中，毕竟写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不像前七年那样。在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季羡林十年的学术成果总括起来是：
一、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
二、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
三、写作了十五篇论文。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收入了季羡林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写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包括前文中介绍过的一些文章，也有未曾发表的文章。该书于1957年出版。
《印度简史》是季羡林1956年写的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专著。这本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简明而通俗地把印度历史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篇幅限制，该书只介绍了印度历史的大体轮廓，而且根据出书当时遵循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对古代讲得简单，重点放在近现代。这对季羡林来说，不但用非所长，而且有点大材小用。该书于1957年出版。
下面介绍一下这时期季羡林的十五篇论文的要点：
《试论1857年－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影响》
1957年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百年纪念，季羡林为此写了这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扩大成了专著《1957年－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论文中，季羡林利用了新学到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这次大起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4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纸是由陆路传入印度的。后来有人反对他这种说法，主张纸是由海路传入印度的。为了回应此说，季羡林再次撰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论证海路传入说之不当。
《印度文学在中国》
这篇文章是季羡林根据平时阅读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开来写成的。他在题目中用了“文学”这个词，这是广义而言，寓言、神话、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学都包括在里面。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印度文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l958年，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发表，一直到1980年才发表出来。季羡林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也同样遭到了被“枪斃”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沒有多少分析和论证。但是这些材料很有用，搜集时下过比较大的功夫，所以也列在这里。
《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
《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
《古代印度文化》
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
《十王子传》浅论
《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巴利文》
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另一种审查是对作者政治情况的审查。如果某出版单位通过了第一种审查后，打算采用某篇文章，便会与作者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查问此人是否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者所在单位要出具证明，同意或不同意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般本单位会告诉出版单位，此人不宜见报。出版单位便会以其他借口，将文稿退还作者。一篇文章只有在通过了这两种审查后，才能公诸于众。
季羡林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他属于姓名可以见报的一类人。而且，他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知名人物，出版单位对他都很了解。因此，他这三篇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问题不是出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出在文章的内容上，也就是没有通过第一种审查。
这三篇文章究竟有什么“犯禁”的问题不能发表呢？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