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学生，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
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鲁迅小说《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
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他屏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他心里有一点紧张。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
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于是，他弯腰。“低头！”于是，他低头。“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
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牛棚杂忆》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
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
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难熬的1968年春天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
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周恩来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出北大两派的斗争。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了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2月15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见周培源时说：“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于是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也不再敢去抓他。周培源由于受到上面保护，虽参加井冈山兵团，但未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同周培源相比，季羡林由于没有靠山，又无人保护，就只好像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样，任人宰割了。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北大两派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是仍然谈不拢。聂元梓校文革便决定以武力打垮井冈山，在3月20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任命╳╳╳为总指挥。井冈山兵团也不示弱，两天后，立即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因为井冈山兵团在北大占少数，于是与井冈山兵团同为“地派”的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及邮电学院红卫兵组织等，为了声援井冈山兵团，多次组织队伍来北大游行。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他们在北大校内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聂元梓！”“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等口号，并和新北大公社派的人发生武斗。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入北大，发生了武斗。
北大武斗形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站在新北大公社一方，袒护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江青的讲话使聂元梓有恃无恐，次日便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因而发生武斗。29日，凌晨l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亲临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美国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以此为乐。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学生区别十分明显。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
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
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为止。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
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1968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
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
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太平庄劳改
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学生刘╳╳。
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季羡林一听要带上行李，便知道又出了新花样，不知道这回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哩，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他扛着行李，战战兢兢地走进煤厂，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他随时准备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他觉得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不是吉兆，其中必定暗藏杀机。
过了一会，他们这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手执长矛，开始训话。他说明了这次集合的目的，是要去200号劳改，同时讲了一大通歪理。现在季羡林没有坐喷气式，能听清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不少，比如“你们这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想翻案！”训话者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这一点季羡林完全相信。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先是一个耳光或踹一脚，把他们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拥上去猛揍一顿，再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被打者一声不敢吭，打完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季羡林是懂得的。季羡林幸而是“猴子”不是“鸡”，没有被拖出去，不过也生怕自己被拖出去，吓得直打哆嗦。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的押解下，排队登上几辆敞篷卡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劳改的地方——太平庄。
到了太平庄以后，“黑帮”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这些早已荒废不用的平房，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一层土。好在“黑帮”们早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没有感觉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季羡林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位老教授，还有一位非常熟悉的国政系姓赵的教授。他们虽然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敢笑一笑。他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他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程。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他们的革命小将或中将，对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暴动，所以长矛总是不离身的。其实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
到了夜里，更是警备森严，大概是怕“黑帮”们逃跑，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要去厕所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季羡林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他什么人都看不见，只好对空高喊：“报告！”在黑暗中果然有人声：“去吧！”但是他没有看见人影。
“黑帮”们是来劳动改造的，第二天早晨就上了半山，任务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话，可是，季羡林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他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他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手执长矛的押解人员，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季羡林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季羡林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批斗时的伤痕，他的身心已经完全垮了。有一天，他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凶猛，直肿得像个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他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便命令同住的那位东语系老教授给他打饭。不能去栽秧了，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押解人员便命令季羡林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于是季羡林就咧着双腿，趴在地上，把砖头石块拣在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大队人马都上山了，院子里一片寂静。季羡林一个人孤独地在院子里爬来爬去，艰难地捡拾着院子里的砖头瓦块。此情此景，令季羡林百感交集，有时抬起头来，仰望长空，不禁长叹一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季羡林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他到几里外的200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他：“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于是季羡林遵命，咧着两腿，夹着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般地爬了出去。他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200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军医看到季羡林，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他。季羡林一看到军医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季羡林要求的一切。可是，季羡林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他高声说：“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慌不迭地说：“走吧！走吧！”季羡林本来希望军医至少能把他的睾丸看上一眼，给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于是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也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季羡林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物，睾丸的肿竟然消了。于是季羡林又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季羡林同东语系那位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
“黑帮”们的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他们住的平房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有人住，厨房就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里，有桌有椅，吃的饭菜也不一样。“黑帮”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前，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饭菜极为粗糙：粗米饭或窝头，清水煮白莱。
但是，在太平庄的二十多天的劳改中，季羡林也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季羡林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季羡林真希望长期在这里呆下去。
坠入阿鼻地狱
但是，季羡林的希望又落空了。造反派的脾气谁也摸不清。
l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国政系学生刘╳╳任总负责人。
5月17日，季羡林等在太平庄劳改的“黑帮”们接到命令：立即返校。原来是奉校文革之命，要把他们这些“牛”关进“牛棚”里去。至于为什么不在太平庄劳改，而要回校关进“牛棚”，那就除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几位头头之外，谁也说不清了。
“黑帮”们回到学校，第二天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被告知就在此地，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
季羡林对这几排平房是非常熟悉的。过去，他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都要经过这里。因为教室紧张，他还曾经在这里上过课。这三排平房都是极其简陋的房子。房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户破旧，缺少玻璃，又挡不住冬天的寒气。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个炉子，也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然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牛棚”，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黑帮”这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房屋久已荒废，霉气冲鼻。监改人员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可以挡住潮气。在西边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个席棚，名曰审讯室。南面外文楼的后面，也搭了一座大席棚，供囚犯们吃饭之用。监改人员则住在民主楼里，那里设了监改总部。“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如此。
季羡林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上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席棚搭完，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囚犯们干活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特别高，而是知道监改人员手中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西语系教授，大概是没有去过太平庄，手中的铁锹稍稍停止了一会活动，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棒。
在众囚犯的努力之下，监改大院终于完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写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时满院生辉。这八个大字对每个囚犯都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以后，囚犯人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里有“劳改罪犯守则”，这就是“牛棚”的“宪法”。在“宪法”和经常补充的口头法律条文的管束下，囚犯们每日生活倒也井然有序。
早晨6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中央，发号施令。跑步本来应该是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锻炼够充分的了，何必多此一举。实际上，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他们在整天的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工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监改人员的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被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是“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即使让买，“囚犯”们也买不起。当时“劳改罪犯”的生活费是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这点钱，仅够吃饱肚子，也就只能吃窝头和咸菜。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牛”们无份。囚犯们只能在楼外面的树下，台阶上，或者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囚犯”们无关，他们只能吃些盐水拌黄瓜，清水煮蔬菜之类的菜。整日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未有，季羡林说：“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黑帮”们全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活，不管多脏多累，一律到“牛棚”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长分配牛马一样。
在出发劳动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黑帮”们被叫到办公室去，要先喊一声：“报告！”监改人员说“进来”才能进去。进去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在谈正事前，要让你背今天规定的语录，有时他只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语录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严惩不贷。这种荒唐的做法，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今天说起来，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即使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滑稽可笑。可是，当时是没有人觉得可笑的。就像基督教徒做弥萨，伊斯兰教徒一天做五次礼拜一样，是极其神圣、极其严肃、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是，做弥萨做礼拜不需要背经文，教徒并无心理压力。背语录则完全不同，几万字的语录一般人是很难记住的，特别是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就更难背诵。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背不下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其实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能背下来，因为有时季羡林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一二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未发现。背语录这种宗教式的查经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季羡林说：“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