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囚犯们抄完语录,便跟随牢头禁子去干活。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等。总之,什么活最重,最累,最脏,就让囚犯们去干什么活。由于季羡林不但是“劳改罪犯”,而且是原井冈山的成员,而工人中大都是新北大公社派的,所以他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

晚上,吃过晚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晚间训话”。

晚间训话,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这个人似乎是上面派来的,公社派的头头。训话者还常常换人。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本来就没有太多好讲的。他的讲话是属于“折磨学”。训话的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黑帮”们满头都是。小辫子的来源大体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囚犯”们每天写的书面思想汇报。“囚犯”们干活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可是监改人员总要挑点刺儿,否则就无从监改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说不定哪一个“囚犯”被监改人员选中,于是训话时他便会倒霉。至于写书面思想汇报,是每天的重要工作。按说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笔如神的教授学者,写个区区的思想汇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其实不然。不论“黑帮”们怎样冥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想要从文字上挑点毛病,还是易如反掌的。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如下:“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点名本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小事,却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就是将来我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已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反剪双臂,拖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两只脚。

牛棚生活除了每日的劳动改造以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囚犯们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首先要应付的就是“外调”。

“外调”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外地外单位的人,来到劳改大院,向某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个人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全国哪个单位都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行”,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管的事情,但是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

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有一次,山东大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中文系教授的关系。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此时也遭了难。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其次是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任务。而“囚犯”们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触及灵魂”,接受精神折磨,这就是批斗。在未进“牛棚”之前,要么只批斗,不劳动;要么只劳动,不批斗。现在却成了“双轨制”:劳动与批斗并举。季羡林说:“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等‘罪犯’选择的活,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

因此,季羡林虽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已经被分配了劳动任务,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个单位,由于某种原因,要批斗他。此时,便可以看见两个戴章的红卫兵,拿出大院“办公室”的批条给工人看一眼,便押着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季羡林在大院中是属于“要犯”,并非他有什么重大“罪行”,只因为他是原井冈山的勤务员,而且反对过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大恶极,罪在不赦。因此,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

1968年6月18日,一年一度的“斗鬼节”又到了。自从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大规模斗“鬼”以后,这一天便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定为“纪念日”。每逢“纪念日”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

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工作人员。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

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牛棚杂忆》

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

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头头精心挑选出来的。心慈手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监改人员的。只有那些平时就心狠手毒,打人成性,有虐待狂心理的人才能入选。由这样一批没有人性的家伙来管理监改大院,囚犯们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侮辱与虐待是家常便饭,是监改人员取乐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监改人员张╳╳,是生物系的学生。他是在“牛棚”建成后才来的。此人一来,便表现出与众不同,鹤立鸡群的样子。他不是什么大头目,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经常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里抄来的——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阴森恐怖的“牛棚”里,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一天晚上,季羡林看见这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两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手站着一个“囚犯”。张老爷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季羡林仔细一看,这“罪犯”竟是陆平。“黑帮”大院初建时,陆平因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别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这个姓张的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季羡林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而已。

可是,季羡林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同样的厄运竟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铃,季羡林忽然听到从民主楼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季羡林听了以后,连忙以超常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姓张的正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式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季羡林答。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

季羡林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姓张的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季羡林承认他说的是实活。这次谈话一没有拳打脚踢,二没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是极大的仁慈吗?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一句话里面暗含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熄灯铃响了以后,季羡林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天霹雳一般,听到一声:“季羡林!”季羡林连忙跑出牢房,看到这位张牢头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等季羡林继续想下去,他的脸上,头上,蓦然感到一热。姓张的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劈头盖脑地便向他打来。季羡林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他不敢躲闪,躲闪会打得更重,只能笔直地站在那里,任链条在全身乱抽。季羡林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季羡林感到自己好像要失掉知觉,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他本能地坚持住,没有倒下去。只见眼前鞭影乱闪,叱骂声震天。季羡林完全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好像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成了没有知觉的东西。不知道打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地仿佛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他知道一切结束了,连忙逃回了牢房。

回到牢房后,季羡林立即感到浑身上下痛起来。他想,自己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查体”。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还能睁开,并且看得清楚东西,证明眼睛是完整的。用手摸一摸脸上,鼻子里,嘴里,耳朵里,粘糊糊的,都流着血。他又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这一夜,他浑身疼痛,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背语录。季羡林被派到北材料厂外面的马路旁去筛沙子。他身上是什么滋味,心里是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这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季羡林这个“家”,没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立刻搬到昨天在门外受刑的那间屋子里。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这屋里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不得而知。或许是怕犯人受重刑后寻短见,比如上吊之类的吧?这时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他升级了,升入更高的层次。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折磨的异化

季羡林在“牛棚”中长期“劳动改造”,受尽折磨与侮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牛棚”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他说:“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不类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的话,季羡林当然属于“好人”一类。他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品德高尚,忠厚诚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大好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季羡林一不吝啬,二不拜金。他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次到药房去买药。伙计算错了账,多找给了他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里,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1946年,他从海外归国,为给家里寄钱,卖了自己的一只瑞士欧米茄金表。钱寄出以后,他又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竟多给了他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立即退还给了伙计。解放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捐献图书,一次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图书寄去,当时一万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在季羡林看来,这些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从未向人提起过。由此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多么诚实慷慨的人。

然而到了现在,他写道:“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长道短,也由它去吧。”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当时,天天劳动强度很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

有一次,我被派去清理学生宿舍区的武斗现场,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霉的干馒头。我简直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的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里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工的工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走进的厕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季羡林沉痛地写道:“上面说的这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季羡林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反思,除了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之外,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讲真话的书》。

卢梭在《忏悔录》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用意:“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他在书中以惊人的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剖析自己,毫不隐讳自己最下流最可鄙的行为举止。这部宏篇巨制对人类的社会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作家在内,都对《忏悔录》推崇备至。但是卢梭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像《忏悔录》一样的书固然“前无古人”,却是“后有仿者”的。至少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就写了一本类似《忏悔录》的书───《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以“不怕下油锅”的勇气,在书中检讨自己三十年中,迫于形势说假话写假话的“罪行”,并且发誓再也不写假活。

现在,季羡林以同样的坦诚,给我们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环境中,自己的“灵魂”是怎样堕落的,同样能唤起世人的警觉与醒悟,以及对他人格的加倍敬重。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长期处在生存危机和心理失落的情况下,就会对自己采取一种‘放弃’状态,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失控’,做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事情来。”

所以季羡林说:“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能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活,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种“堕落”,显然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属于心理现象。可惜,在“文革”前,全国高校已经撤销了心理系和心理专业,官方认为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不屑一顾。甚至把党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与心理治疗混为一谈,其无知与愚顽,到了何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对国人心灵的摧残,较之物质的摧毁,惨重百倍。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人,都曾“堕落”,遑论他人。这真让人感到怵目惊心,不堪回首。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物质损失挽回来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思想、心灵的摧残与荼毒,则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所能挽回的。

至于季羡林最后提出来的质问“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却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艰难的“解放”

1968年夏,北京“天”“地”两派的武斗不断扩大,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也逐步升级。7月22日,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领的楼房断电、断水。井冈山兵团则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校外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附近居民及路人皆惴惴不安,视北大如战场,纷纷躲避。

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混战,震惊了中南海,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

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泽东亲自召见首都高校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即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毛泽东说:“今天是我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毛泽东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一锤定音,没有任何人敢违抗,包括自恃有靠山的聂元梓在内。于是,首都高校的武斗立即停止下来,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北大。宣传队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外文印刷厂、北京齿轮厂、财经印刷厂和67军等六个单位、四百九十二人组成。半年后,1969年3月24日,8341部队八十一名军宣队员在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下,进驻北大。军宣队中包括后来名震一时的“四人帮”爪牙迟群和谢静宜。从此时起至i976年“文革”结束,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便在工人和军队组成的“宣传队”领导下度过了八年的漫长岁月。

宣传队进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据统计:新北大公社向宣传队上缴扎枪、长矛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

宣传队办的第二件事是,要求两派倒旗,回各班系、各单位去联合闹革命。8月28日,新北大公社(5000人)召开“将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宣布:从8月28日22点起,解散新北大公社各级组织。8月29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从8月29日下午3时起,停止一切工作。至此,北大两派长达两年多的斗争历史宣告结束。

宣传队办的第三件事,便是在全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次“清队”运动,又一次执行了极“左”路线,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无辜者。从9月下旬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根据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这还不包括在此《简报》发出后六天,即12月18日夜,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内。据l969年9月4日宣传队向市革委会上报《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1969年7月上旬转入(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9月2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51个反动组织;在现有4711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含1名学生)9人,地、富、坏分子14人,共102人。”这真是“王八多得腿碰腿”了。据说,通过“清队”以后,“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了”。

时令已经进入了1968年的冬季,此时工军宣传队已经进驻北大两个多月。劳改大院内的劳改队伍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但是季羡林仍然呆在劳改队伍中,没有人来过问他。监改人员命令所有的人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去住。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传下命令:各系的“罪犯”分别回到各系关押。东语系便把季羡林等几名“犯人”提回系里,关押在外文楼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

到了外文楼以后,季羡林没有再挨打,但是没想到由于他“态度不好,没有低头认罪”,又遭受一次飞来横祸。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营长赵╳╳,把季羡林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季羡林一个问题。季羡林当时认为解放军的水平总应该是高一些的,但是令季羡林非常失望,这位营长态度极其粗暴蛮横。这使季羡林心里非常窝火,他的犟劲也上来了,便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日记已经全部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季羡林万万没想到,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这位营长大概认为季羡林这个囚犯竟胆敢顶撞他这个“太上皇”,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勃然变色,大声指责季羡林态度极端恶劣。

季羡林回到牢房,马上就有革命群众到屋里来贴大标语:“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整个牢房被红红绿绿的标语几乎贴满了。“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对季羡林的神经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他夜里照睡不误,等候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季羡林被两个东语系的红卫兵押到东语系学生住的40楼。他看见楼外早已贴满了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顿时他明白了,因为昨天他顶撞了军宣队,这是赵营长对他的惩罚,他现在变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了。

季羡林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进一层楼道,楼道本来就很窄,现在又挤满了学生。季羡林被押着穿过人群,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声,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他被两个红卫兵押着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飞上了二楼。二楼同样是震天的口号和雨点般的拳头。在嘈杂混乱声中,他又被押上三楼。“仪式”完了以后,又被押回牢房。

后来季羡林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是谁发明的,不得而知。季羡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这样的批斗,花样虽然新鲜,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刺激,只觉得“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这位赵营长下定决心,不整得季羡林死去活来绝不罢休。于是连夜制定方案,调集人马,布置任务,要给季羡林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季羡林又被押到一间教研室里,那里面坐着教师,也有学生,面对面地对季羡林进行批斗。然后是第二个教研室,第三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都批斗一通。东语系有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又到东语系学生班里去批斗,每个班批斗一次。季羡林也记不清究竟批斗了多少次。他说:“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吧。以每次批斗一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反正三两天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忙。”这样的批斗能产生什么效果呢?他说:“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那些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1969年2月17日,宣传队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宣布监改大院解散,并释放分别关押在各系的“罪犯”。监改大院这座由聂记校文革私设的牢房,从1968年5月建立至1969年2月解散,历时十个月。先后关押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

1969年春节前,东语系革委会突然通知季羡林说:“你可以回家了。”没有说明原因。季羡林满腹疑问,抱起铺盖,走回了13公寓的家。他走进家门,看见那间大房间已被封了门。全家人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面。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告诉他,他被关押期间,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睡在季羡林的床上,还用他们家的煤气做饭。这个家伙还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张!否则有你们好看的。”季羡林听完,心里一阵恶心。他拿着革委会发还的钥匙,打开了门,看见屋内一片狼藉。又看了看自己的床,他忽然想到,自己离开这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此时季羡林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自己现在虽说已经不是囚犯了,但是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的那一点钱,连吃饭也不够。此外,还有不少外来压力。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要注意他呀!”季羡林听了虽不感到吃惊,但心里仍难免别扭。他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这样的身份,就仿佛成了瘟神,还有谁敢接触他呢?

即使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已判了“群众监督”,他自己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然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叫售货员“同志”,可是,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好呢?当时还没有叫“小姐”、“先生”的习惯。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难堪,仿佛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了。

过了没多久,季羡林被指令到学生宿舍40楼去参加学习。他第一次去40楼的时候,正是冰封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季羡林走出家门,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面上走过去。季羡林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本来是个形象的比喻,可自己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来到4O楼,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这回是什么身份呢?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声,没有拳打脚踢,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学生的学习活动。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

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

上一章 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