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35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
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有电话就接，没有电话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女生的电话特别多，她们又都住在三四层，每次传呼，季羡林都要爬上三四层楼。虽说“爬楼运动”是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活动，但是已经六十岁的季羡林，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也真有点吃不消。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改到楼外向上高呼：“某某某，电话！”这个办法有点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了一些麻烦。可是，季羡林能力有限，有麻烦也就只好让它有麻烦了。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比较容易的。来了报纸，他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他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面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季羡林每天早晨8点从13公寓走到35楼，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再去，6点回家。每天上班十足八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季羡林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他说：“当时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也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春光虽好，季羡林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他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仍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周恩来、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一百一十七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书记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中文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
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最后，他想到了翻译。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可以一劳久逸。为什么说是“无益之事”呢？因为当时他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于是他经过反复的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同古代希腊两大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一样，都属于伶工文学一类。也就是，最初它们是由伶工歌唱的文学。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有了文字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最后，大约由一个人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史诗经过增删润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最后总其大成者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则是一个叫蚁蛭的伶工。
《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几个世纪才定形。旧传本约24000颂，新出版的精校本有18745颂。《罗摩衍那》的内容也是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它是印度古典文学的伟大典范，也是后来印度文学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罗摩衍那》很早就传到印尼、伊朗、中亚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19世纪《罗摩衍那》传到欧洲，引起了广泛重视，很快就有了意大利文、德文、英文的译本。20世纪又有了俄文、日文译本。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学会，集中人力来翻译和研究该书。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罗摩衍那》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遗憾的是，与印度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的中国，在季羡林翻译之前，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部史诗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在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这部史诗是宣传印度教思想的，中国古代的佛经译者当然不会去翻译它。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懂梵文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有能力翻译的人，又有谁敢去啃这块“硬骨头”呢？所以《罗摩衍那》这部闻名于世的印度史诗，始终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错综复杂，有时一件宏伟事业往往起源于一种巧合，或者说一种机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季羡林没有当门房的际遇，虽然他精通梵文，也有能力翻译它，也绝不会想到去翻译《罗摩衍那》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搞学术研究，翻译只是副业。而且要翻译这部浩大的史诗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是一个忙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来翻译这部宏篇巨制。可现在“机缘”出现了。
季羡林运气不错。他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外国书籍本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他看着这几大本书，似乎感到它们熠熠生光。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几年中，惟一使他感到高兴的事。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脸上。
可是，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是个门房。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翻译《罗摩衍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就译诗的形式而言，就是一件颇费脑子的事。要把每首三十二个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这本身就不容易，还要押韵。季羡林认为诗不押韵，就不是诗。他不按唐韵，也不按平水韵，而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大体押相同的韵，这样读起来才上口。可是八万行诗要押韵，仅就找韵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困难的。他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两三天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让读者对季羡林译的《罗摩衍那》有一点感性认识，在这里引其中四颂，以飨读者。这四颂是对印度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描绘：
春季
在那美丽的林中平坦处，
林中生的树木多种多样。
微风乍起，吹动了树木，
把繁花吹落到了大地上。
（4.1.7）
夏季（雨季）
黄昏的霞光染红了云彩，
边缘上镶着一缕浓黄，
好像一片片可爱的云布，
把那天空的创伤来裹上。
（4.27.5）
秋季
他们观看着许多池塘，
涨满了水，就在路旁；
点缀着带蓓蕾的荷花，
活像那吠琉璃一样。
（4.13.7）
冬季
林中地上落满了严霜，
浓绿已经有点凋落，
这土地看上去就显示出，
那里炎阳已经变得温和。
（3.13.2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1985年，季羡林被邀请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并给最高礼遇，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9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荣获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逆境成材，发愤著书的人算过一笔总账，他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长长的名单上再增添一人：“季羡林身陷门房，而《罗摩衍那》译出。”
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悲剧中，犹如炼狱里的游魂一般，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隐忍苟活，总算活了下来。
按照前文的惯例，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季羡林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然而这已经无从谈起。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季羡林在这十年里的学术研究成了一个空白点。这十年正是季羡林从五十五岁至六十无岁的十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这个年龄段，应当是成熟时期，收获的季节，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可是，在这大好时候，季羡林却在文革的“炼狱”里受难。不过，既然是在劫难逃，慨叹、惋惜也毫无用处，只好效法季羡林，说一声：“天凉好个冬！”
*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浩劫过后的辉煌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实行隔离审查。l0月10日，查封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梁效”（两校）。所有大批判组成员集中学习。10月24日，北大四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江、王、张、姚反党集团的胜利大游行。1977年11月23日，进驻北大的军工宣传队撤离学校。邓小平点名请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拨乱反正”，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以便把干部和教师们解放出来，投入新的工作。据《北京大学纪事》载：“十年内乱中受审查的正、副教授共184人，占当时正、副教授总数185人的99.4%。经复查需做出书面结论的有l1l人，已全部平反，其中迫害致死的18人。”又载：“根据有关规定，全校共清理1l39人的材料，清理后共销毁材料2040公斤。”
这真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校一百八十五位正、副教授中，仅一人未受到审查，这正应了当年军工宣传队所谓“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估计。北大岂不真的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被迫害致死的十八人，这些冤魂即使得到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达二千多公斤的“材料”更让人闻之不寒而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
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噩梦已经过去了，迎来的是灿烂的朝阳。北大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步子较其他院校走得更快一些。到1981年，北大正、副校长七人中，教授四人，中层干部中，正、副教授七十七人，占30.3%。三级以上教授均配备助手。一、二级教授家均由公家出钱安装电话（家庭电话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由于按规定可享用汽车的教授人数太多，而缺少车辆七十七辆，学校不得不表示遗憾。改善教授、副教授的住房条件，虽经过努力，几经调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目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正、副教授的配偶、子女调京问题，经校方努力，已解决得八九不离十。总之，历史再次重复。知识分子的命运，像烙饼一样，又翻了一个个儿。他们又重新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群众的尊敬，被视为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垃圾。中文系的教师们又开始讲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词；西语系的教师们再次开设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的专题讲座。
“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他还兼任：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
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
季羡林的“飞黄腾达”，他自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的心思在研究学问上，而不在做官上。可是，这却使过去痛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胆战心惊。他们怕他报复，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说：“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牛棚杂忆·自序》）
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天，他仍然友善而亲切地同过去整过他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聊天，毫无芥蒂，没有半点隔阂。过去的事一风吹了，真正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使许多曾经整过他，批过他，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反而自觉愧疚。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季羡林都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他甚至有时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季羡林这种深明大义的行动，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北大，在东语系，没有一个私敌。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而那位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则早在1971年便因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等罪状，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l978年被开除党籍、公职，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依法判处聂无梓有期徒刑l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从冬眠中醒来
历史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的难以预测。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会出现一个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社会局面；谁也没想到在经济滑到崩溃边缘以后，中国会出现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脱贫致富的大好形势。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季羡林同广大群众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合着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他在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的喜悦心情于万一。”他又说：“解放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可见他在“文革”结束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
但是，从l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中，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季羡林的思想状态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说：“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从不可接触者到可以接触者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
这个转变过程最后完成的标志，便是他创作的散文《春归燕园》。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1962年写的散文《春满燕园》，他为了这篇文章吃够了苦头。到了1978年深秋，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季羡林凭直觉，感到春天真正要来临了。当时的时序虽然是秋季，但是他却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了春光”。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他徜徉未名湖畔，看到男女学生们在黄叶林中于湖水岸边，都在认真地读着书，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他想到，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标签，今天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他又想到，“四人帮”这些家伙生性与人不同，凡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美景、鲜花，他们都憎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
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