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

我的《牛棚杂忆》也就算是写完了。

 

余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难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后记

我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本书写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抄成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了。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

无论对哪一种人我都没有进行报复,事实俱在,此心可质天日!“文化大革命”后,我恢复了系主任,后来又“升了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也“飞黄腾达”过。我并不缺少报复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谊,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友谊,我们都要加以爱护。

现在统计了一下,我平生著译的约有八百万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产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绝于人民”的愿,这些东西当然产生不出来。

这对我是一件大幸呢?还是不幸?我现在真还回答不上来。—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写完

 

 

学问人生

 

本书摭取先生多部自传精华。这是作者首次在家乡的出版社出版文集,这也是目前国内惟一经作者授权的版本。先生文渊德溥,素为中外专家、后学敬仰。此番推出总结文集,可谓国学大量一次精神的还乡。

山东友谊出版社 出版

目录

先生自述

清代残影

儿时的事

离开故乡

动荡的济南

一年的亡国奴生活

我的新生

鱼与熊掌

万里投荒第二人

留德十年

游子还乡

旧社会与新社会

政治运动

社教运动

我要活下去!

最后信念

先生生平

我的童年

上一章 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