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Whatareyoudoinghere?”

“Wearetravellingduringsummervacation.”

“MayIask,whatisyourname?”

“Mynameis—”

她说了一个日本名字,我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再去追问。因为,我觉得,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区区姓名是无所谓的。只要我知道,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日本少女,这也就足够足够了。

我们站在那里交谈了几句,这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的那一群小伙伴,个个笑容满面,无拘无束,眼睛里流露出一缕天真无邪的光辉,仿佛一无恐惧,二无疑虑,大大方方,坦坦荡荡,似乎眼前站的不是一个异域之人,而是自己的亲人。我们仿佛早就熟识了,这一次是久别重逢。我相信,这一群小女孩中没有哪一个曾来过中国,她们为什么对中国不感到陌生呢?难道说这一所到处洋溢着中国文化芳香的诗仙堂在无形中,在潜移默化中起了作用,让中日两国人民之心更容易接近吗?我无法回答。按年龄来说,我比她们大好几倍,而且交流思想用的还是第三国的语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成为我们互相理解的障碍。到了现在,我才仿佛真正触摸到了日本人之心,比我在早稻田大学讲演时对东洋之心了解得深刻多了,具体多了。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是东洋地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连今后能不能再会面,我也没有很去关心。日本的少女成千上万,哪一个都能代表日本人之心,又何必刻舟求剑,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少女呢?

 

箱根

箱根算是我的旧游之地。上一次来到这里,只住了一夜,因而对箱根只留下了一个朦胧的印象;虽然朦胧,却是非常美的;也可以说,唯其朦胧,所以才美。

我们到达饭店的时候,天已经晚下来了。我们会见了主人室伏佑厚的夫人千津子,他的大女儿厚子和外孙女朋子。我抱起了小朋子,这一位刚会说话的小女孩偎依在我的怀里,并不认生。室伏先生早就对我说,要我为朋子祝福,现在算是祝福了。室伏先生说,朋子这个名字来源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句话。这一家人对中国感情之深厚概可想见了。他们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友谊的种子。室伏先生自己访问中国已达数十次,女婿三友量顺博士和二女儿法子也常奔波于两国之间,在学术界和经济界缩紧友谊的纽带。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我们感到异常的温暖,不是很自然的吗?

晚饭以后,我们走出旅馆,到外面湖滨上散步。此时万籁俱寂,月色迷缕缕的白云像柳絮一般缓缓飘来,仿佛伸手就能抓到一把。路旁的绿草和绿色灌木,头顶上的绿树,在白天,一定是汇成了弥漫天地的绿色;此时,在月光和电灯光下,在白云的障蔽中,绿色转黑,只能感到是绿色,眼睛却看不出是绿来了,只闪出一片黑油油的青光。茫茫的芦湖变成了一团暗影,湖上和岸边,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就因为不清楚,我的幻想反而更有了驰骋的余地。我可以幻想这里是人间仙境,我可以幻想这里是蓬莱三山。我可以幻想这,我可以幻想那,越幻想越美妙,越美妙越幻想,到了最后,我自己也糊涂起来:我是在人间吗?不,不!这里绝非人间;我是在天堂乐园吗?不,不!这里也绝非天堂乐园。人间天上都不能如此美妙绝伦。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仙境了。

夜里我做了一个仙境的梦。第二天,我们没能看到芦湖的真面目,就匆匆离开。只有这一个仙境的梦伴随着我,一转眼就是几年。

现在我又来到了箱根。

邀请我的还是同一个主人:室伏佑厚先生。他同法子小姐和女婿三友量顺先生亲自陪我们乘汽车来到这里。上一次同来的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博士也赶来聚会。室伏夫人和长女厚子、外孙女朋子都来了。朋子长大了几岁,反而有点腼腆起来;她又有了一个小妹妹,活泼可爱,满脸淘气的神情。我们在王子饭店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很晚才回到卧室。这一夜,我又做了一个仙境的梦。

第二天,一大早晨,我就一个人走出了旅馆的圆厅,走到芦湖岸边,想看一看上一次没能看到的芦湖真面目。我脑海中的那一个在迷月色下的人间仙境一般的芦湖不见了——那一个芦湖是十分美妙绝伦的。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芦湖,山清水秀,空翠弥天;失掉了那朦胧迷幻的美,却增添了真实澄澈的美——这一个芦湖同样是十分美妙绝伦的。哪一个芦湖更美呢?我说不出,也用不着说出,我强烈地爱上了两个芦湖。

又过了一天的早晨,我又到芦湖岸边散步,这一次不是我孤身一人,主人室伏佑厚先生、法子小姐和三友量顺先生都陪来了。以前我没能真正认识芦湖,“不识芦湖真面目,只缘身在此湖中”。今天,我站在湖边上,仿佛是脱离开了芦湖,我想仔仔细细地认识一番。但是湖上云烟缭绕,真面目仍然无法辨认。我且同主人父女在湖边草地上漫步吧!

我们边走边谈,芦湖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散策绿草地,悠然见芦湖。我好几次都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我们走过两棵松树,样子非常像黄山的迎客松。我告诉主人,我想为它取名迎客松。主人微笑首肯,认为这是一个好名字。他望着茫茫的湖水,告诉我说,在黄昏时分,湖上会落满了野鸭子。现在是早晨,鸭子都飞到山林里面去了,我们一只也看不到。话音未落,湖上云气转淡,在伸入水中的木桥头上,落着一只野鸭子。此时晨风微拂,寂无人声,仿佛在整个宇宙这一只野鸭子是惟一活着的东西。我们都大喜过望,轻手轻脚地走上木桥。从远处看到野鸭子屁股下面有一个白白的东西。我们一走近,野鸭子展翅飞走,白白的东西就拿在我们手中,原来是一个圆圆的鸭蛋。我们都非常兴奋,回看那一只野鸭已经飞入白云中,绕了几个圈子,落到湖对岸的绿树林里,从此就无影无踪了。

当我们从浮桥上走回岸边的时候,有四个老年的日本妇女正踏上浮桥。我们打一个招呼,就各走各的路了。此时,湖水依然茫茫渺渺,白云依然忽浓忽淡。大概因为时间还很早,湖上一只船都没有。岸边绿草如茵,花木扶疏,我心头不禁涌现出来了一句诗:“宫花寂寞红。”这里的花也有类似的情况:园花寂寞红。除了湖水拍岸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几个人好像成了主宰宇宙沉浮的主人。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有点失神落魄了。猛回头,才发现室伏先生没有跟上我们,他站在浮桥上,正同那几个老妇人聊天。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同那四个妇女一齐朝我们走来。室伏先生把她们一一介绍给我,原来她们都是退休的女教师,现在来箱根旅游。她们每个人都拿出了小本本,让我写几个字。我自然而然地想到那两句著名的古诗: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于是我就把这两句诗写在每人的小本本上,合拍了一张照片,又客套了几句,就分手了。

我原以为这不过是萍水相逢,虽然感人,但却短暂,没有十分去留意。但是,我回国以后不久就接到一封日本来信,署名的就是那四位日本退休女教师。又过了不久,一盒装潢十分雅致漂亮的日本横滨名产小点心寄到我手中。我真正感动极了,这真是大大地出我意料。我现在把她们的信抄在下面,以志雪泥鸿爪:

季羡林先生:

前些日子有幸在箱根王子饭店见到您,并承先生赐字,一起合影留念,不胜感激。我将万分珍视这次意想不到的初次会面。

从室伏那儿得知先生在贵国担任着重要的工作。望多多保重身体,并祝先生取得更大的成绩。

昨天我给先生寄去了横滨传统的点心——喜乐煎饼,请先生和各位品尝,如能合先生口味,将不胜欣慰。

请向担任翻译的女士问候。

四年前我曾去贵国作过一次愉快的旅行,在北京住了三天,在大同住了三天。

我思念中国,怀念和易近人的先生,并期待着能与先生再次见面。怀此心情给您写了这封信。

归山绫子

6月28日

(李强译)

信写得朴素无华,却充满了感情。我立刻写了封回信:

归山绫子女士并其他诸位女士:

大札奉悉,赐寄横滨名产喜乐煎饼,也已收到,感荷无量。

箱根邂逅诸位女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永远忆念难忘。从你们身上可以看到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确实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

敬请

暑安

季羡林

1986年7月12日

这确实是一件小事,前后不过半个小时。在人生的长河中,这不过是一个涟漪,一个小水泡。然而它显然深深地印在四位日本普通妇女的记忆中;通过她们的来信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借用佛家的说法,这叫做缘分。缘分一词似乎有点迷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这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这是几千年中形成的一种情谊,不会因个别小事而被抹掉。

呜呼,吾老矣!但自认还是老而不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我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又由于过去的个人经历,对日本决没有什么好感。经过最近几年同日本朋友的来往,又两度访问日本,我彻底改变了看法,而且也逐渐改变了感情。通过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人的交往,又邂逅遇到了这样四位日本妇女,我现在真仿佛看到了日本人之心。我希望,而且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心。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这一句大家熟悉的话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我馨香祝之。

1986年7月28日晨庐山

 

我的中学时代

初中时期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十二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所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半级,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kuai,可见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我认为,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教员也不全是jiukuai先生,其中也间有饱学之土。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选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英文水平极高。他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写一篇。这情况只出现在英文水平高的学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给他们以简练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读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泰西五十轶事》、《纳氏文法》等等。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作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猝食之,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升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正谊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叫徐(或许)什么斋,对古文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每月收几块钱的学费,学习时间是在下午4点下课以后。叔父要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上面说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究竟学习了多长的时间,好像时间不是太长。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老家广东,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个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两进院的大房子里,学社就设在前院几间屋子里,另外还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是陈鹤巢先生,一位是纽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时~9时来学社上课。当时正流行diagram(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学社每月收学费大洋三元,学生有几十人之多。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相信是有的。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正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篇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我告别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颇为值得怀念的阶段,更上一层楼,走上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高中时代

初中读了两年半,毕业正在春季。没有办法,我只能就近读正谊高中。年级变了,上课的地址没有变,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成立了。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校长是有名的前清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彰,以书法名全省。因为状元是“稀有品种”,所以他颇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设高中一建立,因为这是一块金招牌,立即名扬齐鲁。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了一番考虑,立即决定舍正谊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选在北园白鹤庄。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时,风光秀丽旖旎,绿柳迎地,红荷映天,山影迷离,湖光潋滟,蛙鸣塘内,蝉噪树巅。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诗,赞美北园:“杨花落尽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即是避秦乡。”可见他对北园的感受。我在这里还验证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说,离开此处有几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说这是海外奇谈。可是我亲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证此言不虚。

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实的。首先是教员队伍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是山东中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国文教员王玉先生家学渊源,学有素养,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为青岛大学教师。英文教员是北大毕业的刘老师,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员。教数学的是王老师,也是一中的名教员。教史地的是祁蕴璞先生,一中教员,好学不倦,经常从日本购买新书,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学术情况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教伦理学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谊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教逻辑的是一中校长完颜祥卿先生。此外还有两位教经学的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进士,由于年迈,有孙子伴住,姓名都记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记不清,因为他忠于清代,开口就说:“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所以学生就管他叫“大清国”。两位老师教《诗经》、《书经》等书,上课从来不带任何书,四书、五经,本文加注,都背得滚瓜烂熟。

中小学生都爱给老师起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异。上面提到的“大清国”,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有一位“监学”,可能相当于后来的训育主任,他经常住在学校,权力似乎极大,但人缘却并不佳。因为他秃头无发,学生们背后叫他“刘秃蛋”。那位姓刘的英文教员,学生还是很喜欢他的,只因他人长得过于矮小,学生们送给他了一个非常刺耳的绰号,叫做“X亘”,X代表一个我无法写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学生,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一年级三个班,总共不到二百人。因为学校离城太远,学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学生自己招商操办,负责人选举产生。因为要同奸商斗争,负责人的精明能干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奸商有时候夜里偷肉,负责人必须夜里巡逻,辛苦可知。遇到这样的负责人,伙食质量立即显著提高,他就能得全体同学的拥护,从而连续当选,学习必然会受到影响。

学校风气是比较好的,学生质量是比较高的,学生学习是努力的。因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烦,没有什么“绯闻”一类的流言。“刘秃蛋”人望不高,虽然不学,但却有术,统治学生,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拉拢与表扬齐发。除了我们三班因细故“架”走了一个外省来的英文教员以外,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风波。此地处万绿丛中,远挹佛山之灵气,近染荷塘之秀丽,地灵人杰,颇出了一些学习优良的学生。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在心中有了一点“小志”,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因为我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在国文班上,王玉老师出的第一次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的评语是“亦简练,亦畅达”。此事颇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谈到的情况,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学生戏译为greathome)。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可事情还没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时间到了1928年,应该上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滚蛋,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换了人间”之感,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教员阵容仍然很强,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是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如果青年朋友们问我有什么经验和诀窍,我回答说:没有的。如果非要我说点什么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两句老生常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诀窍。说了等于白说;但白说也得说。

1998年8月25日写完

 

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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