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大家都知道，运动一来，首先就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套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筋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出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我真正陷入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对1949年再做一点补充
在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作家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１９３４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Verbums in den Gat 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nn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