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这是个冬天的有阳光的下午,明亮的阳光正正地打在这个可怜的人的身上——

  打在他血糊糊的手上

  打在他跪倒的膝盖上

  打在他佝偻的腰肚里

  打在他变形的脸颊上

  嘴巴上

  鼻子上

  眼镜上

  目光里

  就这样,瓦西里的目光从那双爪子一样哆嗦的手上开始一点点扩张开来,延伸开来,同时双脚一步步向那人走近,终于认出这人就是容金珍!

  这人就是容金珍啊——!

  这是案发后第16天的事,时间是1970年元月13日下午4时。

  1970年元月14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容金珍在瓦西里亦步亦趋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又回到高墙深筑的701大院,从而使本篇的故事可以结束。

 ·28·

第五篇 合

  一

  结束也是开始。

  我要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五篇,合篇。

  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四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前四篇相比较,本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作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本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看容金珍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置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像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惟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时,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她(他)们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地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喻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

  我在医院逗留了三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去。只有容金珍,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呆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房间,就像当初呆在破译室里一样。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一条职责,就是一日三次地带容金珍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半个小时的步。父亲说,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到这里来疗养,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怎么对待他。”

  从那以后,容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就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怠慢,都对他关怀备至的。父亲说,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被代代传颂下去。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个待遇的。”

  “有过的。”父亲说,“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人成了多余的,就又取消了。”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受了某种刺激似的,老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容金珍偶然碰到一起,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有点儿可怜相,脸上的一切表情都是时光流逝的可厌的象征。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他,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瘦骨嶙峋),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愈来愈精练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苍老,苍老得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

  起初,他低着头一直没发现我的窥视,后来他吃完饭,站起来正准备离去时,无意间和我的目光碰了一下。这时,我发现他眼睛倏地一亮,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似的,朝我一顿一顿地走来,像个机器人似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好似一位乞求者走向他的施主。到我跟前,他用一种金鱼的目光盯着我,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乞讨什么似的,颤抖的嘴唇好不容易吐出一组音:

  “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我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得惊惶失措,幸亏值班护士及时上来替我解了围。在护士的安慰和搀扶下,他一会儿抬头看看护士,一会儿又回头看看我,就这样一步一停地朝门外走去,消失在黑暗中。

  事后父亲告诉我,不管是谁,只要你在看他被他发现后,他都会主动向你迎上来,跟你打听他的笔记本,好像你的目光里藏着他丢失已久的笔记本。

  我问:“他还在找笔记本?”

  父亲:“是啊,还在找。”

  我说:“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是找到了,”父亲说,“可他又怎么能知道呢?”

  那一天,我惊叹了!

  我想,作为一个精神残障者,一个没有精神的人,他无疑已经丧失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丢失笔记本的事,他似乎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笔记本已经找到,不知道岁月在他身上无情流逝。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这最后的记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他以固有的坚强的耐心,坚持着寻找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度过了20多年。

  这就是容金珍的后来和现在的情况。

  今后会怎样?

  会出现奇迹吗?

  我忧郁地想,也许会的,也许。

  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图玄骛虚的神秘主义者,一定希望甚至要求我就此挂笔。问题是还有不少人,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人,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明明白白,他们对黑密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心有罅漏(不满足才生罅漏),这便成了我写本篇的第三鞭。

  就这样,第二年夏天,我又专程到A市走访了701。

 ·29·

第五篇 合

  二

  就像时间斑驳了701营区大门的红漆一样,时间也侵蚀了701的神秘、威严和宁静,我曾经以为入701大门是一件烦琐而复杂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证件(身份证和记者证),让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记,就放行了。这么简单,反倒使我觉得怪异,以为是哨兵玩忽职守。可一深入院子,这种疑虑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大院里还有卖菜的小贩和闲散的民工,他们大大咧咧的样子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是在乡村民间。

  我不喜欢701传说中的样子,却也不喜欢701变成这个样子,这使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探听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区,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休想进入。那边的哨兵常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就出现在你面前,而且浑身冒着逼人的冷气,像尊冰雕。他们总是不准你挨近,仿佛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体温会化掉他们一样,仿佛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

  我在701陆陆续续呆了十来天,可以想像,我见到了瓦西里,他真名叫赵棋荣。我也见到了容金珍不年轻的妻子,她全名叫翟莉,还在干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岁月的打磨下已经开始在缩小,但比一般人还是要显得高大。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父母,但她说容金珍就是她孩子,也是父母。她告诉我,现在她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提前退职,这是由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她说,她退职后将去灵山疗养院陪丈夫度过每一天,但现在她只能用年休假时间去陪他,一年只有一两个月。不知是因为保密工作干久了的缘故,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她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传说中的容金珍还要冷漠,还要沉默寡言。坦率说,瓦西里也好,容金珍妻子也好,他们并没有帮我多少忙,他们和701其他人一样,对容金珍的悲痛往事不愿意重新提起,即使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达成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是最得体的方式了。

  我是晚上去拜访容金珍妻子的,因为没谈什么,所以很早就回了招待所。回招待所后没多久,我正在作笔记(记录对容金珍妻子的所见所闻),一个30来岁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我房间,他自我介绍是701保卫处干事,姓林,随后对我进行了再三盘查。说老实话,他对我极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间和行李什么的。我知道搜查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相信我说的——想颂扬他们的英雄容金珍,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无理搜查。问题是这样,他依然不相信我,盘问我,刁难我,最后提出要带走我所有证件——共有四本,分别是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和作协会员证,以及我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作进一步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人——林干事——找到我,但态度明显变好,一见面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给我。很显然,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

  在他的护卫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在走的,手上没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个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从我打问的情况看,不同的人回答我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提醒我这是不该问的,其次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军方和地方都是国家的。当然,都是国家的,话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反正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就像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一样。这是必需的,没什么好奇怪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经过第三道岗哨后,迎面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小道,两边的树高大,枝繁叶茂,树上有鸟儿在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不少鸟屋,感觉是进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很难想像会见到什么人影。但是很快,我看到前方耸着一幢漂亮的楼房,六层高,外墙贴着棕色瓷砖,看上去显得庄严而稳固,楼前有片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两边各有一片长方形的草坪,中间是一个方形平台,上面摆满鲜花,鲜花丛中蹲着一座用石头雕成的塑像,造型和色泽仿同罗丹的《思想者》。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思想者》的复制品,但走近看,见塑像头上还戴了副眼镜,底座刻着一个遒劲的魂字,想必不是的。后来仔细端详,我恍惚觉得塑像总有那么一点点面熟的样子,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问一旁的林干事,才知这就是容金珍。

  我在塑像前端立良久。阳光下,容金珍单手稳稳地托着下巴,凝视着我,双目显得炯炯有神,和灵山疗养院里的那个容金珍既相似又不相似,犹如一个人的暮年和壮年。

  告别容金珍,林干事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带我进大楼,而是绕过大楼,走进了大楼背后的一幢青砖白缝的两层小洋楼里,具体说是一楼的一间空荡荡的会客室里。林干事安排我在会客室坐下后又出去,不一会儿,我先听到走廊上响起金属点击地面的清亮的声音,随后一位拄拐杖的老人一跳一跳地走进门来,一见我就爽朗地招呼我:

  “啊,你好,记者同志,来,我们握个手。”

  我赶紧上前与他握手,并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他一边入座,一边说道:“本来该我去见你,因为是我要求见你的,可是你看见了,我行动不方便,只好请你来了。”

  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初去N大学接容金珍的那个人,姓郑。”

  他哈哈大笑一通,用拐杖指了指自己的跛足,说:“是它告诉了你是不?你们当记者的就是不一样。啊,不错,不错,我就是那人,那么请问你是谁呢?”

  我想,我的四本证件您都看过,还用我说吗?

  但出于对他尊重,我还是简单介绍了下自己。

  他听完我介绍,挥挥手上的一沓复印件,问我:“你这是从哪了解到这些的?”

  他手上挥的居然是我笔记本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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