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大早，他赶去见方子衿母女。他托关系弄了半斤红糖，又找熟人开后门买了一只鸡。进门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妹子，看我给你们带啥来了。那只鸡咯咯地叫着，似乎在附和着他。推开门进去，又喊了几声，却连半点回应都没有。他想，可能是一大早出去了吧。弯下身来，把那只鸡放在门角里。鸡的双腿被缠着，不断地挣扎，咯咯咯地叫唤。他把糖往桌上放的时候，看到了上面的那张纸。
他将纸拿起来，仅仅读了几句，整个人就傻了，转身向外狂奔，跑到汽车站，恰好有一路公共汽车过来，他想都没想就跳上去了。汽车驶了几站，他才弄明白，这车是往相反方向开的。从车上下来，他开始冷静了。仔细回想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才意识到，那时方子衿已经拿定了走的主意。
回到房间里，捧起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什么东西滴落下来，溅在信笺上，那一块的颜色顿时暗了许多，而纸上的墨迹，突然活了起来，变得粗了，然后开始向四周爬行，再然后开始模糊。他意识到时，伸手去将那些水渍揩干，已经是晚了。
奇怪，外面没有下雨，哪来的水？他仰起头，往天上看了看，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滑过他的脸，流到他的嘴中，咸咸的涩涩的，带着一种苦味。此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在流泪。他的双腿已经无力支撑体重，身子一软，坐到了床上。他觉得自己应该思考点什么，可脑子完全是空白的，所有筋筋脉脉全都堵死了。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在这种时候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他不知道。黑夜如鬼魅般走过来，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的脑中，比黑夜还黑。清晨的曙光从窗口悄然爬进来，在他面前调皮地跳跃。他的眼睛看不到，似乎已经失明一般，眼前是一片墨一样的黑色。
他从那间屋子走出来时，竟然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之后。离开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水龙头，偏着头，将自己的嘴凑上去，让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嘴边流过。随着喉结的滚动，一半的自来水流进了他的胃里，另一半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流向水池。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白长山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走，家是不想回的，汽车队也不想去。除了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别的去处。走在街上，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只有一种发黄的旧底片的感觉，显得那么不真实。连他自己也不真实了，脚下踩着的仿佛是云朵，整个人都在飘，似乎稍不留神，就会飞起来。
也不知怎么走的，竟然走到了商业局门口。他站在那里，心里想，进去？不进去？如果进去，去干什么？如果不进去，那去哪里？答案没有找到，身体却往里面飘，进了院门，又进了大楼。猛然想到自己并没有拿定主意就进来了，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于是，他转身向外走，决定拿定了主意之后再进来。刚走两步，有人叫他。他站住了，目光直直地看着那个人，觉得有些熟悉，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他问：“你叫我吗？”
她说：“不是叫你还能叫谁？你咋啦？像病了一样。”
他说：“病了？谁病了？”
她说：“你今天咋啦？”
他说：“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那人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对他说：“你快去局长办公室吧，局长正到处找你呢。”
白长山隐约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局长在找他。局长是他的领导，他自然应该听局长的。不过，前段时间，局长被人贴了大字报，揭发他趁着和某些女性员工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摸了人家的屁股。更有人揭发他曾在办公室里将一个女同事的上衣脱了，调戏人家，恰好被某人推门进去看见。红卫兵已经将局长抓起来批斗了好几次，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找自己干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决定去见局长。他开始行动，而实际上，他的双腿是迈向大门外面的，他以为自己应该那样，所以犹犹豫豫地往前走。恰在此时，大楼里冲出一个人，拉住他向里走。他问那人，为什么要拉他，他有进去的必要吗？他对那人说，首长在找他，这很可能与即将展开的解放海南岛战役有关，而美国飞机控制了整条运输线，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轰炸，令志愿军车队损失惨重，必须想个办法。
进入局长办公室，里面没有局长，只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军装是四个兜的，没有戴领章帽徽。拖他进来的人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原是×××师的副师长。白长山站定了左脚，右脚随即往左脚跟一靠，身体猛地向上伸展了几分，右手举起，在耳边构起一个三角形。他说，报告首长，汽车连连长白长山奉命来到。局长说，老白，你来得正好。我正派人四处找你。白长山说，请首长下命令吧。局长说，好。现在，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摧枯拉朽。可是，松花江是个大反革命，年年与我们革命群众作对。省委发出号召，要打一场治理松花江的人民战争。局里已经研究过了，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由你担任突击队队长。白长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局长拍了一下白长山的肩，说，军人就是军人，爽快，走，喝壮行酒去。
壮行酒摆在食堂里，有很多人，白长山似乎认识这些人，又叫不出名字。局长刚刚说了一声干，白长山便将杯中的酒倒进了嘴里。这东西像刀一样划开了他的胸膛，点燃了他的血，让他燃烧起来。那种感觉是一种痛快，是一种放肆，也是一种麻醉。就像火柴被划燃的那一瞬间，耀眼的光短暂地闪过之后，一切都归于黑暗。他要留住那线光明，要留住那燃烧的感觉，于是，端起酒杯，走向一个面善的面孔，说，老哥，咱们干一杯。她说，谁是你老哥？我是你姨，和你姨喝不？他说，你是我姨？管你是我姨还是我奶奶，喝。接着又斟满一杯，走向另一个人，说，姨，咱干一杯。那人说，还没喝呢，你咋就醉了？我是你大爷。白长山说，我大爷？好，大爷，咱干。又干了。
局长再次拍了拍白长山的肩，大声赞扬说，好，这才像咱军人。
白长山胸中的豪气突然增加了十倍，就像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一般，端着酒杯冲向那一群人中。可是，他并没有将那些人打倒，而是他自己在喝了第二十一杯之后，整个人失去了平衡，轰然倒地。
第二天，白长山带着青年突击队上了大堤。全省各个单位的队伍沿着大堤一字排开，锣鼓掀天，红旗招展。这种人如潮旗如海的壮观场面，白长山只是在打锦州时见过。然而，会战所选择的时间晚了些，进入封冻期之后，地比铁还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起的土，还没有运到目的地就冻在了卡车上，从车斗上翻下来时，成了一个大冰坨坨。好不容易翻开封冻层，裸露出下面的活土，时隔未久又形成了新的封冻层。到了后来，不得不用大量的炸药取土，可被炸药崩开的都是一个个的冻结土块，垒到大堤上，相互间无法黏合。指挥部对此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赶进度。
长达几个月的会战，几乎所有人都生了冻疮，队伍被拖得疲惫不堪，进度更加缓慢。指挥部每天开会，要求大干三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可大会战的队员不干了。也不知谁回了一趟白河，带回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全国都在造反，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评价。于是，有人开始在会战队伍中串联，要组织一支造反大军打倒这次会战的指挥部。
白长山那段时间正为接不到方子衿的信以及大会战功败垂成而伤脑筋，根本不知道队伍内部悄然发生着变化。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所率领的青年突击队员冲进他所住的临时棚户，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他出去造反，他才意识到，这里早已经酝酿着一场革命。造反派冲进了总指挥部，将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从床上拖了起来，指责他们搞这个大会战，是有意分散革命的力量，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反动派。造反派群情激愤，将两名总指挥从房间里拖出来，连夜召开批斗大会。也不知总指挥说了句什么，惹怒了造反派，当即动了手。白长山等人觉得打人是不对的，出面要制止。造反派立即搬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一直闹腾到天亮，造反派们意犹未尽，押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浩浩荡荡地回城。
城里的“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大联合，形成了一些大的派别，这些派别不断地举办大游行、讲演会、批斗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半边天。白长山对这些不感兴趣，一心记挂着方子衿母女。他第一时间赶到单位，问管收发的师傅，大爷，有我的信吗？回答是没有。他奇怪了，说怎么会没有？收发师傅误会了，说，白队长你咋这样说，难道我贪污了你的信不成？白长山没有应答，已经转过身，机械地走开了。
形势急剧变化着。有造反派举行聚会，另一派造反组织便去踩场子，上台与之辩论，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省里下令逮捕肇事者，并且宣布支持其中一派，另一派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可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这一派，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武斗迅速升级，部队以及公安的武器库被抢占，枪声此起彼伏，让那个夏天和秋天异常火暴。
看着外面的乱劲，白长山的脑中浮动着一种形象，那些被批斗的人之中，就有方子衿，她的女儿方梦白睁着一双惊恐绝望的眼睛，站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感到异常心痛和无助，身为七尺男儿，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除了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一封又一封给方子衿写信然后带着绝望等待来自她的消息，没有别的事可做。
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兴起了表忠心，每天一大早，所有人都集中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口中念着“三忠于四无限”，高唱《东方红》。每天下午下班前，所有人再一次集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跳忠字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白长山没有舞蹈细胞，忠字舞跳得非常生硬，双手举在头顶摆动的时候，像是国民党军士兵在举手投降。晚汇报结束，白长山立即向办公室走去，他要去喝酒。自从离婚不成，他便开始以酒为伴，不知不觉间对酒有了依赖，到了时间如果不喝，浑身都会觉得不舒服。
他抬腿刚要走，听到有人叫他。收发室的师傅递给他一封信，他看了一眼信封，心中就是一阵激动。是方子衿的。这信封就像一只美丽的白鸽，带着无限的温馨和绵长的抚慰。他从收发师傅手中接信的时候，心在激动地颤抖。接过信，首先去找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可是他失望了，那分明是一个孩子的字，不是方子衿的。再看落款，地址是一样的，难道是梦白写的？
回到办公室，他打开柜子，拿出酒瓶，喝了一口酒，再坐下来，拆开信，仔细阅读起来：
白叔叔：
您好！
我犹豫了好久，才决定给您写这封信。
您给妈妈的所有来信，都已经收到了。可是，妈妈再也不能看到您的信了。我一直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可是又不知怎样开口。
去年夏天，妈妈被人押走了。过了几天，有人来带我去见妈妈，我去的时候，看到妈妈浑身血迹斑斑，躺在一堆稻草上，已经死了。
叔叔，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念着您的名字死去的。那段时间，她总是对我说梦到您。她还对我说，这一辈子，总算是见了您一次，就算是死，她也心甘情愿了。她说，她生是为您而生，死是为您而死。
叔叔，妈妈已经去了，您忘掉她吧。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梦白敬上
1968年5月22日
看到这封信，白长山一下子傻了。他拿信的手在颤抖，另一只手却再也抓不住那只酒瓶，酒瓶从他的指间滑落，掉在地上，砰的一声摔碎了。
方子衿死了？怎么突然死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赶到灵远去见方子衿最后一面。他拿着那封信，迅速冲出门去。冲到院门口，他开始犹豫，现在全国那么乱，到处都在武斗，自己如果坐火车，在路上会不会遇到麻烦？对了，自己不是掌握着一个汽车队吗？干脆开汽车去。他立即转身走进了车库，将车队里最新的一辆解放牌驶出来，开到油罐前，加满了油，然后向大门口开去。按规定，汽车出门，要将一张放行条交给门卫，可门卫师傅见开车的是他，连问都没有问。
一口气跑了五十多公里，眼看已经到了午夜，白长山将车停在路边，准备在这里睡一觉，凌晨时分再接着往前开。他在驾驶室里躺下来，想喝酒。他根本就没有带酒，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根本没地方买酒。他想睡觉，可睡不着，满脑子全是方子衿的形象。她死了，维系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根线断了。此次南下，只有唯一的念头，见她最后一面。见她最后一面？见到又如何？突然，他意识到了命运的残酷，方梦白的信在路上不知走了多少天，而自己开着这辆赶过去，路上也会耽搁时日，那时还能见到她最后一面吗？再仔细地将方梦白信中的每个字回想一遍，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整个被痛苦和悲伤塞满，竟然装不下别的内容。
方梦白在信中写得很清楚，她母亲是在去年夏天被抓走的，随后便死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他竟然还想到去见她最后一面，这怎么可能？他想到命运对他的不公，竟然连见心爱的女人最后一面都失去了可能，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溢出。睡觉对于他已经没有意义，他重新启动了汽车，调头向后。汽车的两只大灯，像两只巨大的手，伸向莫名神秘的远处，就如白长山此时的心情。
回到汽车队时，早已经过了上班时间。白长山将车停好，从车上下来，恰好和一个同事迎面碰上。那个同事吃了一惊，说白队长，你咋啦？白长山说我咋啦？同事说，你胸前咋都湿了？白长山低头看自己，胸前果然湿了两大块。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同事又说，还有你的眼睛咋啦？是不是害红眼病了？
虽然一个晚上没有合眼，白长山却没有困意。坐在办公室里，脑子在高速运转，却又像是完全的空白。到了中午，他突然想到方子衿的女儿梦白。那孩子和自己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她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是他和方子衿爱情的见证。她才只有十一岁，从小和继父的感情又不好，母亲离去之后，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想到这个孩子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她接到白河来，将她养大成人，以慰方子衿的在天之灵。转而一想，这不行，别说他无法向王玉菊交代，户口更是一大障碍。
他拿出纸和笔，在上面写道：
梦白：
我的好女儿。
收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
我很想知道你妈妈是怎么死的，可我也知道，那样的伤害对你比对我更沉重。我不能问，我也不敢问。你在来信中提到，你妈妈是去年的夏天去世的，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年了。梦白，好女儿，告诉我，这一年来，你是怎样生活的？
想到你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却要独自去面对命运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的心在滴血。关于你的事，我想了很久，我曾经希望把你接到我这里来，代替你妈妈把你养大。可是，我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最大的难题，就是你的户口问题。
梦白，我可怜的女儿。叔叔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按月给你寄一笔生活费。随信寄来的八元钱，你别告诉你的继父，让你的老师去帮你取回来，然后留在你的身上，如果有什么急用的时候，你会用得上。
答应叔叔，经常给叔叔写信，好不好？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叔叔。叔叔在北方每天都会想着你念着你。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叔叔：白长山
1968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