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他去车队转了一圈，对前一天的生产情况稍作了解，转身便离开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挂名队长，车队的事主要由书记负责，自己反倒成了甩手掌柜，车队的第一闲人。即使人家有意见也没办法，整个商业局，已经没有比他资格更老的干部，就是局长，也得让着他点。换了衣服，到达百货公司，再次守起了自行车棚。百货大楼是上午九点开始营业，由于管理跟不上，一些员工迟来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是常有的事。白长山在百货大楼的一角蹲下来。一些迟来的员工匆匆地驶进来，将车往棚里一推，向大楼走去。也有些员工停车的时候遇到了同事，站在那里说上一会儿话。白长山的身份是叫花子，自然不能戴手表，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能估摸，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
这一天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不知道王玉菊是否在里面上班，亦不知道她是否会在中途出来，呆呆坐在这里，无聊至极。为了与自己所扮演的乞丐角色相符，他出来时，根本不曾带烟。闲下来的时间一长，烟瘾上来了，怎么都熬不住。他想，这样下去不行，自己肯定没法将这一整天熬过来，饿可忍渴可忍，惟独只有这烟瘾不能忍，一定得想个办法。实际上，办法是现成的，去检烟头。
“文革”期间，要想找烟头还真不容易。烟是凭票供应，而且有一段时间极其紧俏，所有烟民便随身带着一只布袋，将抽过的烟头装在布袋里。这些年物质开始丰富，烟的品种和数量渐渐多起来，一些走私的高级洋烟以及各地生产的过滤嘴香烟开始出现在市场上。除非那种大家都习惯抽的物美价廉的牌子需要找关系，一般的烟，市面上可以买到。烟多了，人们也就不再珍惜烟头，随手扔在地上。百货公司算是有特权的部门，他们可以买到内部供应的烟，价格更便宜一些，因此，这些地方抽烟的人更多，扔掉的烟头也更长。白长山站起来，向车棚走过去。预感是对的，这里没有人打扫，地下烟头特别多。他将那些新近扔下的烟头捡起来，装进口袋里。捡烟头的时候，他仔细查看了车棚中的每一辆车，非常奇怪，竟然没有见到王玉菊的那辆。
她的自行车为什么不在这里？难道她今天没来上班？去局里开会去了？还是因为什么事留在家里了？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了，自己对她的一切，真的是了解太少。当然，他根本就没有了解她的兴趣，只需要抓住一个关键事实，他就满足了。
捡了一些烟头，又跑到百货公司门前广场找了一张废纸，回到最初坐的地方，将那张纸撕成小块，捏在手上，又掏出烟头，小心地拈出里面的烟丝，卷成一个炮筒，用舌头舔舔纸角，粘住，一支烟就成了。现在差的是火，他捏着烟，去找人借火，还没有走近人家，对方憎恶地看他一眼，远远就绕开了。讨不到火，只得打人家扔下的烟头的主意。如果到大楼前面去，一定可以等到人家刚扔下的。可是，他担心自己一走，王玉菊便会出现。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呆在那里，继续卷烟泡。
快中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白长山认出了他，原本叫汪亦敏，“文革”中兴起改名风潮，他便改名汪卫东，造反当上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造反派被清算，他被停了一段时间的职，后来下到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那时，他如果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汪亦敏手上的烟头上，或许会想到，他就住在宏广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王玉菊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可能会想，他怎么现在才来上班？他停好自行车，顺手将烟头扔到了地下。等汪亦敏走进大楼，白长山站起来，慢慢走过去，弯下腰，捡起来，对着吹了一口气，就着烟头点着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吐出，再吸一口。
白长山吸着烟，美滋滋地往前走，刚到拐角时，猛见前面有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过来。眼看就要撞上了，白长山迅速向旁边跃开，同时往女人脸上看了一眼，认出是王玉菊。白长山没有撞上自行车，王玉菊却因为受了惊，手掌不住车龙头。她叫了几声之后，随着车子一起倒了下去。白长山担心被她认出，头一低，迈开双腿，快速向前走去。王玉菊从地上爬起来，冲着他破口大骂。逃远了的白长山心中暗自庆幸，她一定没有看清自己，否则肯定河东狮吼，大叫白长山你给我站住。
现在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王玉菊竟然才来到公司，这事显得异乎寻常。难道她是利用上午时间去会那个男人？仔细想想，可能性似乎不大。现在全国在抓劳动纪律，她既是柜长，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应该不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干那种事吧？仔细想一想，真的不可能吗？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她在单位拼命表现积极，可心灵深处的权力欲和自私自利，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样一个女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努力工作？既然她虚伪，那就完全可能利用上班的时间去幽会。方梦白在信中让他换个角度思考，会不会早已经想到了这点？
这次发现，使得白长山彻底改变了战略。早晨，他比以前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离开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套旧房子里，换上破旧的衣服，又骑着那辆很破的自行车赶到商业局家属院门口，将自行车停在对面的柏杨树下，自己走到另一棵柏杨树下蹲下来，盯着大门。
商业局宿舍是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既有五十年代建的两层楼，也有六十年代建的极其简易的四层楼，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大家顾着革命，钱都革没了，自然没钱建房子，住宅建设停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又建了两幢六层楼。可这些房子，远远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人口，院子大得有些沉重。白长山返回时，正是每天早晨的第一波出门高峰，赶去机关上班的或者是去上学的，都在这时候出门。这些人，白长山基本都认识，因此，他呆在这个地方，冒着极大的险。好在人们急着赶去上班，没有在意坐在路边的一个叫花子。
八点过后，出现了第二波上班高潮。这时候出现的大多是机关干部的家属，他们在百货公司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机构上班，上班时间比机关事业单位晚。因为没有戴表，白长山并不清楚王玉菊出门的时间。第二波高潮刚刚出现，王玉菊便骑着自行车匆匆驶出了大院。白长山随后跨上自行车跟过去。他期待她并不是去百货大楼，而是去别的地方，同某个未知男人有关的地方。事实上，王玉菊的目的地非常明确，就是百货公司。白长山像前一天那样，停好自行车，在角落里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捡烟头，卷烟泡。
白长山毕竟要上班，不可能每天八小时守在商业局家属院门口或者是百货大楼的侧面，一个星期，最多能有两天全天守候，其余时间，他还得回车队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长久期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是八月一日建军节，前一天，局里为退伍军人开了茶话会，今天，车队计划去附近的一座军营搞慰问。这种事，以前都是由白长山带队，只有这次，他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穿上一身破衣烂衫，骑着自行车往回赶的时候，白长山想，其实，人的一生，到底求个啥？既争权又夺利，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幸福两个字。如果没有幸福，就算是争到权争到利，又咋样？还是生不如死。尤其年过五十，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挣扎了这么几十年，原来只不过梦想一场。如果按照方梦白的理论，换个角度想一想，前五十年，他算是为别人活了，现在，他得为自己活一段时间，得努力把最后的幸福抓在自己手里。
刚刚回到以前停自行车的地方，刚刚将自行车锁了，便见王玉菊骑着那辆飞鸽出了门。白长山心头的某根神经跳了一下，暗想，今天特别，她竟然这么早？一路跟着，白长山心里一路嘀咕，自己这次是不是运气好，真的就逮住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一种酸酸的感觉。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差，几十年的老婆，竟然红杏出墙了？
王玉菊接近宏广街时，白长山的心狂跳起来。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快接近宏广街时，他加快了速度，将彼此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五米以内。王玉菊拐过土地街，白长山再次猛踩了几脚，紧跟其后拐了过去。难怪上次会跟丢，仅仅往前十几米，王玉菊便一扭车把，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那一瞬间，白长山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名字来：汪亦敏。
王玉菊推着自行车进入了二门。白长山心里愣了一下，连忙下了车，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跟过去。他知道，汪亦敏家在三门。难道自己刚才想错了？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是走是停的时候，王玉菊已经停好自行车，从二门出来，走到三门前面，抬头向上望了一眼，捋了捋头发，又扯了扯衣角，抬腿向里面走去。这一次，白长山认定了，惊喜的同时，心中又充满了怒火。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向前走去。进入门洞，停下来听听，王玉菊的脚步声前所未有地轻悄和缓慢，应该已经到达二楼。担心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她，他不敢拨动支架，只是将自行车往墙上一靠，轻轻拉上锁，匆匆往楼上赶。他明白此前自己为什么失败了，他们总是选择上午这个时间幽会。这个时间非常特别，成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老人买菜去了，这个时段，不容易被人碰到。
王玉菊到达五楼时，白长山恰好到了四楼和五楼间的转弯处。他探头向上望，见她停在那扇门前，警惕地向后看了一眼。白长山迅速缩回头，心惊胆战地等了一会儿，听到楼上传出轻微的敲门声，才重又将头探出去。白长山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却见王玉菊一闪身跨了进去，随后便是一声门响。他踮起脚，几步跨过九级楼梯，走到门前，贴着木门听着。里面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白长山离开门前，认真观察这幢楼，想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入房间。如果他再年轻十岁，或许可以冒险从楼梯转角的那个小窗爬出去，攀上阳台，然后破门而入。可他毕竟不再年轻，这样干实在太冒险。他不想因此死去，还得留着剩下的岁月享受自己的爱情。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那只有一个办法，从正门硬闯进去。他回到门前，认真地观察那扇门。应该是杉木的，锁是一般的弹子锁，从外面扣着的，里面应该有一道铁闩。他很了解这种闩，是用几颗螺丝钉固定的。他暗自估计了一下，这木门并不厚，吕字形的门框中间镶两块木板。人道一点考虑，一开始可以攻击门框，将里面的闩给踹开。如果这样不行，再考虑踹门板，估计两三脚就可以把门板踹开了。
主意拿定，他再一次贴在门上，认真地听了听。还没有听出名堂，便发现楼上有脚步声传来。他心中一惊，连忙转身向楼下走去。走到三楼，转身再向上走，迎面和一个年轻女人碰上。他的这身乞丐衣服引起了年轻女人的注意，看到他便停下来，冲着他挥手，说，去去去，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这里没你啥事儿。白长山还真怕被人给轰走了，尤其担心她这一咋呼惊动了别人，大家上来围观，自己的事就没法办了。完全是情急生智，他冲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嘘声动作，小声地说，别叫，咱在这里有秘密任务，千万别暴露了我。她看了看白长山，竟没有再说别的，侧身从他身边走过，下楼去了。
白长山迅速上楼，再次将耳朵贴到了那扇门前。其实，根本不需要贴得太近，王玉菊的叫声很大很放肆，已经传进了他的耳膜。白长山不再多想，向后退了一步，抬起腿，猛地向门框踹过去。不知是人真的老了，还是腿抬得不够高，或者角度不对使不上劲，除了轰的一声闷响，竟然没有丝毫反应。他又退后两步，猛地向前跨出一脚，抬腿踹去，还是觉得不得劲。他再次退远了距离，一直到了对面的门边，再引跑两步，向前踹去。这次他改变了方法，不再是正面对着门，而是侧过身子，左腿支撑着身体，右腿从侧面向门踹去。哐的一声巨响，门被踹开了。几乎就在同时，对面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大声地质问他，你干啥？你是哪儿的叫花子？
门既然已经开了，白长山自然不管那老太太，立即便往门里闯。老太太可真是个人物，她不顾一切扑过来，一把抱住白长山，大声叫唤，快来人啦，抢劫呀。白长山想挣开老太太冲进去，挣了几次，竟然没有能挣开。老太太的叫声惊动了住在这里的人，楼上楼下都有开门声传来，甚至有人问，在哪儿在哪儿？汪亦敏的房门原本是关着的，此时开了，汪亦敏穿着一条短裤跑出来，恶声恶气地质问：干啥干啥？老太太说，汪主任，快抓坏人。大概顾着说话分散了注意力，白长山一下挣脱了老太太。
白长山猛地扑向汪亦敏，叫道，汪亦敏，我老婆在哪儿？话音落时，他已经扑到了汪亦敏身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汪亦敏认出了白长山，一下子傻了，愣在那里。白长山挥起一拳，打在汪亦敏的腮帮子上。汪亦敏猝不及防，向后退了好几步，又被身后的凳子阻了一下，翻倒在地。白长山不再理他，转身扑向房门，伸手去推，发现房门是被闩了的。白长山捶了几下门，叫道，王玉菊，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给我开门。里面没有声音，倒是身后那位老太太惊讶地说，原来是这事儿呀，丢死人了。外面已经围了好多人，大家都问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事。老太太说，我以为是抢劫，没想到是来抓奸的。
白长山叫了半天，里面没有反应。他说，你不出来是吗？你不出来难道就能躲过去了？告诉你，我跟踪你很长时间了，今天你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白长山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向前跑，接近门边时抬起了右脚，用尽力气向房门踹去。可是，他的脚并没有挨着房门，因为汪亦敏从背后抱住了他，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接下来，两个男人在地上滚打，你一会儿把我压在下面，狠狠地打几拳，我一会儿奋起反击，翻身起来，将你压下去。汪亦敏比白长山年轻几岁，“文革”中算是练过身手，不说强出白长山许多，至少也不会输给他。可身边那些看热闹的邻居并没有支持汪亦敏，而是向白长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刑法中规定，通奸是刑事罪。虽然没有经过法律判决，周围这些群众，已经认定汪亦敏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对于罪犯，他们不会心慈手软。一部分人在旁边大声喊打，另一部分人真的动了手。汪亦敏被打翻在地，不知是脸上还是鼻子出了血，鲜红的血涂了一脸。
制服了汪亦敏，那些人帮着白长山去撞房间的门。大家喊着一二三一起撞向门的时候，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轰然一声响，那扇门被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撞开了，整扇门一起倒下来，几个男人也都跟着一起倒在地上。白长山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第一时间去房间里找王玉菊。房间是空的，床单十分凌乱，两个枕头摞着摆在床的中间。床对面的窗户开着，地面有些碎玻璃。白长山跑过去，趴在窗口向外一看，顿时吃了一惊。楼下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嘴边有些许红色，应该是血。白长山转身向外跑。其他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地问。白长山根本顾不上解释，夺门而出。汪亦敏大概意识到发生了变故，大叫一声，跟着狂奔而出。
白长山觉得自己跑得已经够快，没料到汪亦敏简直就是在往楼下扑，一步跃下几级台阶，几个腾跃，已经跑到了他的前面。白长山心中暗想，如果出事的是方子衿，自己可能就像此时的汪亦敏一样吧。由这一动作，他已经看出，汪亦敏是真的爱着王玉菊，而且爱得很深。他跑到楼下时，汪亦敏早已经赶到，并且抱起了王玉菊。看到白长山过来，他大声地咆哮说，你满意了？你满意了？现在你满意了？他一边大叫，一边向前跑。楼下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汪亦敏一边向前跑，一边大声地喊，请你们帮帮我，快送她去医院。果然有几个男人伸出了援手，抬着王玉菊，向前跑去。
那群人跑远了，白长山还愣在当场。他没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赶去医院。过了好几分钟，他推出了自行车，向医院赶去。这一带有三间医院，一间儿童医院最近，另外两间省航医院和市工人医院比较远，在十四道街附近。白长山先去省航医院打听了半天，急诊室的护士没听说刚接收了一个跳楼的病人。他又赶到市工人医院，王玉菊果然被送到了这里。
白长山赶到手术室门口，她已经被推急救室。走道里乱糟糟的，汪亦敏疯了一般，拉着医生的手，求着说，医生，你一定要救活她，一定要救活她。别说是医院那些人，就是一旁的白长山也糊涂起来，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她的老公。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件事，甚至极其憎恶。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他不得不面对。他想，第一件事，应该通知自己的孩子们。
看了一眼关上的门以及门上亮着的抢救灯，看了一眼傻傻地靠在墙上的汪亦敏，白长山走出医院。先赶回去换了那身衣服，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二女儿打传呼。返回医院时，汪亦敏已经不知去向。有两个派出所的民警正在了解情况。一名护士说，不知道呀，是一个男人送她来的，满身都是伤，不知和谁打过架一样，可能是她的丈夫吧，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白长山走到其中一个民警前面，小声地向他说明身份。民警问他，这到底是咋回事？他看了看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欲言又止。民警找到一个空的房间，将他带进去，开始了解情况。
白长山将情况介绍了一遍，两名警察感到事情十分严重，其中一名警察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另一名警察赶回派出所安排布控。白长山和警察谈完出来，孩子们已经赶到了。手术室外面已经没有围观者，只有他们几个，既不知道手术室里面的情况，又没有见到父亲，惊慌得什么似的。见父亲和一个民警同时出来，脸上更是挂着不解。民警还想找他的孩子们了解情况，白长山说，他们啥都不知道，请你不要告诉他们，好吗？民警倒也十分配合，答应一声，离去。孩子们围过来问情况，白长山不好说出真情，只说是出了车祸，具体情况，他也不十分清楚。
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他们询问情况，对方只是说还在抢救，别的不肯说。白长山感觉不是几个小时的事，将其他几个孩子支回去了，只让慕芷和自己一起留在这里等消息。父女俩坐在那里，好半天没有说话，走道里除了偶尔来往的医护人员，只有他们。手术灯鬼火一般亮着，刀一般凌迟着他们。慕芷有些忍耐不住，说，爸，你是不是没对我们说真话？白长山问，你咋这样问？慕芷说，那不是交警，所以，不可能是车祸。白长山犹豫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说，我不知道咋说。女儿追问，到底咋回事？白长山说，你妈和他们单位的一个人……抓奸的时候，你妈不知咋的从楼上掉了下来。
女儿沉默了。白长山也不再说话，掏出一支烟，点燃。刚吸了一口，一名护士走过来，恶声恶气地说，灭了灭了，没看到严禁吸烟的牌子？慕芷看了护士一眼，似乎想向她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白长山默默地弯下腰，将烟头在鞋底上拧了一下，灭了。女儿问他，你准备咋办？他说，我不知道。
手术一直进行了几个小时，王玉菊被推出来时，仍然处于深度麻醉之中。慕芷猛地站起来，拦住医生问。医生说，情况不是太好，主要有三处大伤。第一处在脑部，颅脑骨折，经过手术修复，脑震荡是肯定的，至于术后复原情况怎样，目前还难以确定。腿骨骨折，已经手术接驳，也要看术后复原情况。最麻烦的是她的脊椎骨折，目前还没有很有效的手段进行外科复原手术。慕芷说，那会很严重吗？医生说，现在还难以确定，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出现高位截瘫。慕芷问什么叫高位截瘫？医生说，就是胸腹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慕芷不说话，一下子呆了。
王玉菊被推进病房，两名护士抬着她，将她安放在病床上。女儿坐在她的身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白长山站在不远处，定定地看着那张缠满绷带的脸，心中有一股巨大的凉气升起。女儿说，爸，你坐嘛。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是木柱一般杵在那里。女儿似乎知道他的心事，说，爸，我求你一件事，好不好？白长山说，你说。女儿说，我知道你们的感情不好，也知道你心里很苦。白长山说，你想说啥？女儿说，我想求你，如果妈真的瘫痪了，别和她离婚好不好？有一种特别的痛苦，从他身体的某个地方钻出来，迅速向全身各个部位扩散。他想很坚决地说一声我要离婚，为了这一天，我苦等了快三十年。可他说不出来。这个女人毕竟和他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和他一起养育了一堆儿女。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爱她像爱方子衿那样，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这所有一切，他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女儿见他不出声，哭得更伤心。她叫了他一句，已经是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白长山心头大恸，脱口说，我答应你。说过之后，又异常后悔，认为自己再一次做了蠢事。从下一秒钟开始，他便想告诉女儿，他要收回自己的承诺。无数次话到嘴边，又实在没有勇气吐出。
王玉菊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从医院移回家中。白长山心中堵住的一团厚云，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来越浓。
医生当初的估计没错，王玉菊高位截瘫，腹部以下没有任何感觉，还有脑震荡后遗症，只要天气变化，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她的脾气原本就火爆，现在又深受病痛困扰，性格越来越暴戾，喜怒无常。感到心力交瘁的不仅仅是白长山，孩子们也都如此，想到回家，心头便发毛。这一切，全都因为汪亦敏，白长山曾先后几次去公安局打探汪亦敏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样的，汪亦敏畏罪潜逃了，至今下落不明。
白长山真想找个什么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他怎么都弄不明白，命运为什么对自己如此残酷，要让他的心，在这无休无止的劳役中经历死亡的洗礼。
白长山为了捉奸将王玉菊堵在汪亦敏家时，方子衿走进了地委大院。
大院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他伸出一只手拦住了方子衿。方子衿解释说，我来找杜伟峰杜书记。哨兵仔细将她打量了一番，说，你找杜书记？杜书记是说见就见的？方子衿只好撒谎，说我是杜书记的妹妹。哨兵再一次认真地打量她。她说，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杜书记好了。哨兵犹豫片刻，拿起了门房的电话，拨了一个三位数的号码。对方不知答了句什么，哨兵转过身来问，你叫么名字？方子衿报出自己的名字，哨兵疑惑地看着她，说你怎么不姓杜？方子衿知道，杜伟峰的生母被他的父亲抛弃，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撒谎说，是同母异父。杜伟峰的秘书问杜伟峰。杜伟峰说，什么同母异父的妹妹，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肯定是你们这些人把她挡在门外不让进来，她才这样说的，快让她进来。秘书正要离开他又说，你去安排一下。
秘书接到方子衿，并没有将她带去杜伟峰的办公室，而是带着她去了地委招待所。秘书帮她拿了一天的餐票，说，杜书记今天有两个会，非常忙，午餐和晚餐，你自己去食堂吃。晚上，杜书记会抽时间来看你。秘书离开后，方子衿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心中有些茫然。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来这一趟，或者说，即使找了，是否有用。
自从女儿去了南方，方子衿的心便空了一般。近几年来，母女虽然一直分离，心理上，她觉得母女俩是一起的。现在，女儿去了千里之外，她有了一种长久握在手中的风筝飘向了天空的感觉，唯一实在的，是手中一根又纤又细的线。想想自己这一生，感情远在天边，一直都飘忽着不能着地；工作上也是差强人意，整座县城都知道她是名医，可入党没有自己提干也没有自己，在县医院，自己和一个顶职进来又靠了某种关系穿上白大褂的小女孩，没有根本的区别。“文革”结束了，喇叭裤长头发流行过了，又开始流行直筒裤高跟鞋。以前姑娘结婚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现在新的三大件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方子衿没有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变化，人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复没有目标。王文胜重新回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想让她当妇产科主任，可某些人不同意。理由之一，她不是党员，理由之二，妇产科只有三个医生，没有必要设一个主任。再后来，有人要安排陆安平当院长。陆安平原是一名赤脚医生，在县卫生局组织的培训班学过几个月。“文革”期间，一名地区下放的干部被毒蛇咬伤，情急之中的陆安平用嘴吸出了毒汁，又亲自上山采草药替他敷伤。这位老干部恢复工作，对陆安平投桃报李，先让他入党并且以工代干，后来转干，当公社卫生院院长、县卫生局的科长。王文胜一死，陆安平顺利进入了县医院，不仅当上了院长，而且书记院长一肩挑。
陆安平一上台，便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尤其是王文胜信任的人，都是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杜伟峰调到地区担任地委书记，从县里带走了一批人。最初的名单中，有方子衿。杜伟峰说，方子衿是全县乃至全地区妇产科方面的权威，是难得的人才。可惜的是当地没能善待她，因此，他想把她带去地区医院，给她一个更好的舞台。可陆安平不肯放行。杜伟峰虽然是地委书记，官是够大，可也有他的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
坐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只好躺到床上睡觉。也不知睡了多少时间，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卢瑞国。“文革”中，他救杜伟峰有功，杜伟峰带往地区的随员中，他的名字排在前五位，目前是地区交通局的副局长。方子衿惊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卢瑞国在房间里坐下来，说杜书记给我打电话了。
方子衿给他沏了一杯茶，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来。
卢瑞国说，杜书记说，你找他一定有事。他让我先来找你聊聊。方子衿说，还是你和杜书记了解我。卢瑞国说，说吧，么事？方子衿说，我想求杜书记帮忙打个招呼，让我调走。卢瑞国说，你要调走？去哪里？方子衿说，还能去哪里？当然是投靠梦白。卢瑞国看着梦白长大的，对她有感情，自然问起她在深圳的情况。
方子衿说，梦白在深圳很好，组织上很器重她，入了党，分了房子。卢瑞国听说她分了房子，自然想到是不是要结婚了。方子衿解释说，深圳的观念和内地不一样。这十多年来，内地人口增加了几个亿，住房却没有增加几间，根本不存在分房一说，只有那些要结婚的人才有资格向单位要房。深圳建市之初，人们租住附近的农民房，房少人多，租价直线上涨。一些单位干脆自己贷款建房，分给员工。有了住房，方梦白就想把母亲接到身边，跑到一家医院打听，没想到凑巧了，院长恰好是方子衿的第一届学生。不仅答应调动，而且要让她去主持妇产科。
卢瑞国问，你们医院的意见呢？方子衿说，医院现在乱成了一团糟。陆安平来了之后，拉了一些溜须拍马的结成一派，打击那些业务骨干，搞得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着，像防贼一样。“文革”那么乱，也没有紧张到这种程度。卢瑞国说，陆安平是么意思？是不是想你送东西？提到送礼，方子衿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文革”那么乱，以权谋私的人有，以权谋财的人却少见，可如今的一些干部，一心打着人家工资袋的主意，不请客送礼，什么事都不给办。为了调动，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给陆安平送礼。他的儿子过生日，她送了一套涤卡的衣服。她将这事告诉女儿，女儿说送轻了，从深圳寄回一大堆在内地难以见到的东西。开始只是一些食品，如雀巢咖啡、美国果珍什么的。后来是一些贵重的，最大件的是一部三洋收录机，价值三百多元。算一算，加起来也有一千多元了。
卢瑞国轻声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方梦白见陆安平是个无底洞，建议母亲什么都不要了，直接过去。她说，在深圳，医院属事业编制，调不调档案关系不大。而且，他们还答应重新建档。方子衿觉得，重新建档，以前就成了空白。她这么一走，以前的档案留在原单位，原单位会怎样处理？给她填上个自动离职，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给她一个开除公职的处分，将来某一天新的运动来了，人家跑来外调，她就成了罪人一个。她自己倒无所谓，反正是黄土埋了半身的人。她不想影响女儿的前途。
卢瑞国也不赞成辞职。他说，明天是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还是稳一点好。说过之后，他搔了搔头，又说，这件事，还真有点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方子衿听了这话，有些急了，说，杜书记出面难道也不行？他说，晚上，杜书记来了，你最好莫提这件事。他的身份不同，打声招呼，人家听了还好，如果不听，他不是太没面子？方子衿也一直拿不准自己来找杜伟峰是否正确。听卢瑞国这样一说，她才知道，自己是真的错了。然而，如果杜伟峰不肯出面帮自己，卢瑞国作为交通局的副局长，他能帮上自己？卢瑞国看出了她的心事，说，你放心，有些事，我出面比杜书记出面更好。只是，我得好好想个法子，让陆安平那杂种乖乖地放人。
晚上，杜伟峰匆匆赶来见了方子衿一面。方子衿谨记卢瑞国的话，没有提调动的事，杜伟峰也没有问起，只是说，有么事，找卢局长就行，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谁敢得罪他？得罪了他，连路都不让你走，你能在天上飞？
回到单位，方子衿按照卢瑞国教她的方法，按兵不动。可不知怎么回事，方子衿给陆安平送了很多礼，调动仍然无望的事，在同事中传开了。陆续有些反对陆安平的同事找到方子衿，对她说，别做这种傻事，陆安平不榨干你的血，是不会放你走人的。真的想走，还得想办法走上层关系，比如找卫生局或者县委的人出面说话。
那天，方子衿接到白长山的来信。白长山在信中说，面对女儿那祈求的眼睛，他彻底地被摧毁了。日子成了无休无止的煎熬，尤其可怕的是，王玉菊除了高位截瘫以及脾气越来越坏之外，能吃能睡，身体状况似乎比以前更好。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自从王玉菊住院之后，他便异常绝望和郁闷。有时候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真是太不值了，苦苦地挣扎，苦苦地等待，结果等到的是什么？仍然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方子衿也说不清为什么，看到这封信，心理上大受打击，情绪一下子坏到极点。恰在此时，陆安平派人来通知她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
方子衿刚刚走进办公室，陆安平就质问她，方子衿，你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他何出此言，说，我怎么啦？我做错了么事？陆安平说，你还在这里装糊涂？方子衿说，我怎么装糊涂了？陆安平说，现在全医院都在说你给我送了多少多少东西，那些东西是你自己愿意送的，你这样做，到底是么意思？方子衿刚刚受了刺激，此时又遇到这种事，突然强硬起来。她说，送东西给你，是事实不是？我送给你，是让你给我办事不是？可你贪得无厌，只吃肉不吐骨头。这话把陆安平气得翻白眼，想说什么话，说了半天，也只是吐出一个你字。卢瑞国教给她的方法中，就有和陆安平翻脸一招，她原本不想用。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她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了，说，陆安平，我告诉你，我给你送的每一件东西，都详细记了账。你一定要整我，我也不怕。我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过几年就退休。你要和我斗，是吧？那我们就斗一斗好了。我不想升官不想入党，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件事，很快闹到局里去了。局里派了一名副书记带着纪委的两名干部下来调查。
找方子衿问话的时候，方子衿说，王文胜主持医院工作的时候，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县医院简直比“文革”的时候还复杂，一帮投机钻营的人，迅速投靠了陆安平。这些人没一个有群众基础，也没一个是真正的业务骨干。现在，整个医院分成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以陆安平为首的阵营，第二个是与陆安平针锋相对同时又受陆安平排挤打击的，他们以两个副院长为首，主要人员是医院内的一些业务骨干。第三个阵营便是逍遥派，不论两派怎样斗，他们始终都是持观望态度。这三派中，陆安平派的人最少，实力却是最强，因为他既是书记又是院长，掌握着实际权力，上面又有人替他撑腰。聚集在他手下的那帮人，其实并没有一个是真心，他们都是一些利欲熏心、争名逐利之辈。如果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定会迅速分化。至于骑墙派，并非他们骑墙，只是他们经过“文革”之后，对这种拉帮结派深恶痛绝，不愿掺和这种事情。其实，他们的心是有偏向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是非的尺子。
谈到给陆安平送礼的事，方子衿说，送礼确有其事。她将自己送了多少次，分别是些什么东西，一一说了出来。局党委副书记问她，你送的这些东西，能拿出证据吗？方子衿一时愣住了。什么是证据，她不明白。副书记提示说，比如你说你送了收录机，这种高档电器，肯定会有发票吧？方子衿拿不出发票，因为东西根本就不是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