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贾托是曼德拉和第一位妻子伊芙琳所生。对于马克贾托而言，虽然自己的父亲是名扬天下的“大人物”，但他并没有想凭借父亲的势力在南非政坛大展宏图，只是默默无闻地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从1969年开始，马克贾托在保险公司做了15年职员。1990年，马克贾托在巴西一所大学开始学习法律，经过7年的学习，他获得了法律学位。2000年，马克贾托进入律师行业。之前15年保险业的默默打拼，使他拥有了丰富的保险业内经验，成为一家大银行的法律顾问小组成员。
马克贾托是在2004年年底入院开始治疗的，曼德拉取消了度假计划，以便能有更多时间陪伴病中的儿子。除了父子情深，曼德拉也心存内疚。这最后的陪伴也成了最后的弥补。
马克贾托生于1950年，当时曼德拉正带领工人进行总罢工。马克贾托六岁的时候，曼德拉以“叛国罪”被起诉，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审判和牢狱生涯。曼德拉在监狱一蹲就是27年，使得马克贾托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从青年成长为中年的过程里，父亲都被迫缺席。
马克贾托八岁时，曼德拉和马克贾托的生母伊芙琳离婚，同年与温妮结婚。这个变故对马克贾托的打击极大，从此，他和父亲的沟通有了深壑。
在罗本岛上，曼德拉常常挂念孩子们，孩子们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比什么都重。“监狱生活剥夺了我们许多权利，但是不能和孩子们见面是最痛苦的。曼德拉总是担心孩子们吃饭是否正常，衣服穿得够不够，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进步。”一位与曼德拉一同在罗本岛监狱坐监的狱友这样说。
曼德拉的自传中刊录了他和儿子马克贾托的通信，从信件中可以看到父子间的渐行渐远。1974年，曼德拉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给一个几乎不回信的人写信，是很难坚持的。”
当局一直不允许马克贾托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直到他16岁才可以上岛。刚开始，马克贾托每年还都到罗本岛看望父亲一到两次。但从1983年起，马克贾托不再去监狱看望父亲了，也几乎不写信。
曼德拉的另一个儿子1969年死于车祸，马克贾托便成了他唯一的儿子。曼德拉对儿子寄予了巨大期望，这让马克贾托感到非常有压力。他学习成绩不好，升级考试不及格，还因为组织同学开展罢课活动而被学校开除。1994年，曼德拉举行总统就职仪式，马克贾托也没有参加。
曼德拉曾经这样形容儿子：“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是他的弱点是不能写作。即使他的家族有那么多传奇性的故事可以著书。”
我稍觉曼德拉这个评价有点儿不准确。不能写作并不是弱点，普天下那么多人都不能写作，都不是弱点。家族无论有多少传奇故事，作为子孙并不一定要承担写出来的责任。由于不能写作就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但这并不是马克贾托的过失。曼德拉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可亲可敬，但他不应如此苛求自己的儿女。他宽容了整个世界，但对自己的儿子是严厉的。
曼德拉在儿子死亡的当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自己儿子的死因——艾滋病。我估计他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艾滋病的死亡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他儿子住院病危，并不是猝死。在马克贾托生前，曼德拉是否与儿子达成了公布他死因的共识呢？如果是，当然最好。如果没有，那么，这算不算侵犯了儿子的隐私呢？曼德拉还提到自己家族中也有人因艾滋病而过世，本也打算公布他们的具体信息，但人家的家人不同意，曼德拉虽十分想借此事为南非的防治艾滋病事业做努力，也只好作罢，尊重死者的隐私。
我相信曼德拉爱他的孩子，曼德拉爱自己的事业。但毫无疑问，曼德拉是把事业放在孩子之上。不但在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当孩子成年之后，为了事业，曼德拉也在所不惜地放下了孩子的利益。
曼德拉就是这样一个把自我的生命融入广大慈悲的人。曼德拉的孩子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大爱，将爱自己的孩子化为爱普天下所有的孩子。
曼德拉的小女儿泽妮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落了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是我的父亲，
全部枝桠，都靠它支撑。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们，
是他珍爱所在。
他们该有多么美味，
多么可爱，
可是都落在地上，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代表幸福，
被割断了联系。
2013年6月8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被紧急送到医院。12月5日20时50分，95岁的曼德拉离开了人世。入院至逝世的半年中，他一语未发。不过，他不是摘下呼吸机离世的，而是自己停止了自主呼吸。
参加曼德拉葬礼的，有全球91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追悼会那一天，南非下雨，苍天为之哭泣。由于代表13亿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出席，使得曼德拉的葬礼在规模上超过了教皇，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第一葬礼。
遵照曼德拉的遗嘱，他的遗孀格雷萨·马谢尔接受其50%的遗产。
格雷萨的美丽，举世无双。
13 在中产阶级家里做客
炫耀资产，当然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来自社会的批判，不过不是炫耀，只是实事求是，才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中产阶级不必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你脱不了干系，只有勇于担当。
一直觉得中产阶级是个离我们很遥远的词。我父母是无产阶级，他们一生除了工资，别无长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家除了被子和几件衣服属于自己之外，剩下的桌椅板凳包括茶杯，都是公家配发的。关于盛放茶杯的两个盘子，父母从来没有明示过来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们买的。我20岁那一年，到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家中做客，突然在桌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盘子。我迅即判断那位阿姨年轻时是我妈妈的闺密，这盘子是她和我妈妈一块儿上街买回来的。我随口道，我们家也有一个这种盘子。阿姨笑嘻嘻地回应，那时候大院里很多人家都有这种花色的盘子，是统一发的。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指1949年以前的富农和小资本家、小业主吧。再加上那时候的医生、律师和教授一应高收入人等。随着解放，这个阶级已不复存在。
在南非，某天的安排是到当地人家做客。我们的司机兼导游，是个蓄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很紧，最后的旅游项目是参观国家植物园，再然后就是到某人家里吃晚餐。
一天走下来，已是汗水涔涔、步履蹒跚，鞋面尘灰满布，鬓发凌乱。
胡子大叔看着我的狼狈样，说，您就这样去赴晚宴吗？
我说，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旅人在外，也顾不得太讲究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奇怪他说这话的用意是什么。
胡子大叔迟疑了一下，好像是在斟酌下面的话该说还是不该说。他嚅动了一下嘴唇，看来是下定了要说的决心。接着又沉默了，估计是在琢磨着怎么说好。
我等待着，并不催促。反正该说的话就一定会说，如果他决定不说，我也不刨根问底。有的时候，太积极追问，是强人所难。我趁机歇息喘口气。
终于，他说了出来，预备招待你们的那一家，非常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