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惊，说，这不是他船上的宝物吗？
导游说，我已经劝过他了，但渔夫说他们民族的风俗，是可以把圣物转送给自己喜爱的人的。现在，请您收下吧。
我赶快拿出一张美元大钞，说，那我就和渔夫交换吧。
导游把我的话告诉了铁丝渔夫，渔夫说，不。阿拉巴斯是不卖的。他真心实意要送给您。
我答应了。铁丝渔夫从船头细心地解开拴着阿拉巴斯的牛皮绳子，每一个绳环都结得很死，凝满了经年的风尘。好不容易解下来，他用铁钩般的指掌充满感情地摩挲着穿牛皮外套的葫芦，双手递给了我。说，愿塔纳湖上的阿拉巴斯神为您赐福。
我接过来，很轻。它的本质是包裹起来的空心葫芦。很重，因为这份情谊。
我还是把大钞留给了他。
过了两天，我们从塔纳湖向下一站进发。在飞机场，我看到一位东方女性架着单拐在踯躅行进。身边的男子看来是她的丈夫，一个人推着两个行李箱，还得不时照料女子，有点儿艰难。我赶紧到远处推了辆行李车，送到他们面前。
那男子半信半疑地说，您这是让我们用的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我说，是啊。我看你们有点儿不方便。
他连连感谢，说，这都怪她的腿脚有伤。
我说，真够佩服你们的，带伤出游。为什么不带辆轮椅呢？
拄拐的女子大约50多岁，面容清癯干练。说，出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想到轮椅呢！
我说，我以为您是身残志不残，拄着拐杖来旅行，不想您是新伤。
那女子说，我来塔纳湖的时候还是轻手利脚的，谁知在这里变残疾人了。
我说，您是哪一天到的塔纳湖？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时间，没想到竟是和我们同一天到达，旅程安排也差不多。
那是怎么受的伤呢？我很奇怪。这里服务设施不错，天气也无大碍。
女子说，那天我们去游塔纳湖，路上下了一点儿雨。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的确曾有短时间的小雨。
女子说，我的鞋上沾了泥巴，没想到这泥特别滑，当我们游览结束，回到塔纳湖边上岸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我跌倒在泥泞中。当时就剧痛不已，马上往医院赶。此地有一家日本诊所，大夫技术不错，给我做了检查，说是有骨折。问了我的情况，给我做了简易的石膏固定，建议我马上回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做进一步的治疗。我现在只有拄上拐返程了。唉，骨折处一直锥心疼，我爱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加受累，塔纳湖上的泥巴啊……
我一时愣怔。这女子所说的时间与行程，与我们前脚后脚。
我下意识地喃喃说，你的船夫没有为你刷洗鞋子吗？
那女子说，洗鞋子？有这个服务项目吗？我们怎么没有啊？
我说不出话来。从这一刻起，我深知了阿拉巴斯和它的主人——哦，正确地应该说是阿拉巴斯和它的仆人的深厚善意。
我将阿拉巴斯带回了家。这是我从非洲带回的唯一纪念物。现在，它就摆在我的书桌前，自从写作《非洲三万里》这本书开始，它就默默地注视着我。有时深夜疲倦了，我看看阿拉巴斯，想到它离乡背井，离开了美丽的塔纳湖，陪伴着我一个陌生的异族人，来到干燥的亚洲北方，不知它可习惯？它保佑着我，是希望我能把它休养生息的地方告知更多的人吧？
哦，阿拉巴斯，感谢您的祝福！
中华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象征主义。葫芦就是寓意丰富的吉祥物，我原不知在遥远的非洲也有这样朴素的风俗。也许，我们原本就在根蔓中相连。
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有一句诗，感人至深。她说，书本，比世界上的任何一艘船，更能带我游走各地。
我便想把我游走各地的脚步，连缀成塔纳湖上的一只纸莎草小船，很小，但是不容易翻沉。我愿和我的读者们，乘着小船，游走在世界的角落。
哦，愿阿拉巴斯保佑我和你们！
后记
坐着“非洲之傲”绿皮火车，在非洲原野上驰骋。左看风起云涌，山高水低；右看植物枯荣、城市兴衰。须臾之间，一切都在变化中。
时有动物出没，绿叶长百花开。世间百态，鳞次栉比。
我常常几个小时凝然不动地望着窗外。
芦淼外出回来，问我，可要为你栽下一株菩提？
旅游对于我，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它使我在奔袭中安静，在纷乱中镇定，使我增加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景仰。
写一段观花之感。
马蹄莲是我在寻常的桃花杏花玫瑰花之外，认识的第一款不同凡响的花。说它不同凡响，是因为那个年代、那个时刻。它当时被周恩来总理抱在胸前，寒风中盛开。拍摄于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中途愤而退场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去机场接他的瞬间。照片上除了四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就是这束洁白的花朵夺人眼球。这花的身份，自是矜贵神圣的。
我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问周围的人，大家都不知道。多年后，我认识的一位开花店的朋友告诉我，那是马蹄莲。
我说，那花好像一朵只有一瓣，是一匹白马的独蹄。
朋友不理我的插科打诨，问，你可知马蹄莲的花语？
我说，周总理从充满火药味的战场上归来，领袖们抱着马蹄莲去接他，这花的花语大约是战斗与胜利。
朋友笑得弯了腰，说，马蹄莲的花语是——“忠贞不渝，永结同心”。在西方婚礼上，常常被新娘捧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