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说：“两万块钱用不完，咱们这里盖四间砖瓦房，有一万多块钱就够了。”
宋长玉说：“要盖就往好里盖，争取一步到位。您要是不想盖老式的起脊房子，盖两层子楼也可以。”
爹和娘互相看了看，知道这孩子在外面真是发财了。娘说：“村里还没人盖楼，咱可不敢盖。能盖四间浑砖到顶的瓦房，就好到天上去了。”
宋长玉打开带回的一只下面安有四个轱辘的大箱子，往外掏衣服，他给父亲、母亲、弟弟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说：“爹，这是您的。娘，这是您的。过年了，换身新衣服吧！”又说：“这都是金凤让我给你们买的。”
娘的眼窝子又湿了，说：“我有十来年都没穿新衣服了。你看我，只顾高兴了，忘了给金凤烧茶喝。我给金凤烧鸡蛋茶去。”走到灶屋门口，娘又转了回来，说：“长玉他爹，快把咱给儿媳妇准备的见面礼拿出来！”
爹显得很不好意思，说：“太少了，拿不出手啊！”
娘说：“多少是咱对孩子的一点心意，给见面礼也是咱们这儿的规矩，咱们不能坏了规矩。”
爹到里屋把见面礼拿出来了，是三百块钱。爹把钱递给金凤，说：“孩子，让你见笑了！”
金凤说：“爸，我不要！”却看着宋长玉。
宋长玉说：“收下吧，见面礼一定要收下，这是规矩。”
金凤只好把钱收下了，说：“谢谢爸爸妈妈！”
说话间一些乡亲们陆续来了，宋长玉赶紧给男人们拿烟，给妇女和孩子们拿糖。有人问这烟多少钱一盒。宋长玉说了价钱。问话的人有些惊叹，说一颗烟不是顶六七毛嘛，这哪是吸烟，跟烧钱差不多，六七毛一会儿就烧没了。有个妇女说，有买一颗烟的钱，够称二斤盐的。另一个妇女纠正说，称二斤盐可不止，能称待好三斤呢！那些人吸着烟，吃着糖，说着话，眼睛过来过去在金凤脸上看。宋长玉的一个堂嫂说：“他婶子长得怪洋气呀，跟电影里边的人差不多。”“他婶子”指的是金凤，金凤不知是指她，没有什么反应。宋长玉只得对金凤说：“嫂子说你长得洋气呢！” 金凤吃了一惊似的，脸红了，笑着说：“说我呢？我洋气什么，一点儿都不洋气。”
一个在村里小学校当老师的人问宋长玉：“听说你现在当矿长了，不简单哪！”
宋长玉说：“没什么不简单的，要是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也能干。”
当老师的人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
宋长玉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那位老师，说：“给你一个电话。”
串门的人都没见过名片，伸头乱看，乱问，啥？啥？有人把名片当成了电话，问：“这电话怎么打呀？”
那位老师说：“什么电话，这是名片。连名片都不知道，还电话呢！这上面印的有电话号码，现在当干部的出门都带名片。”
这个说：“给我一张。”那个也说：“给我一张。”他们大概把名片当成了烟和糖，好像谁不要一张谁就吃了亏。
宋长玉把名片一一发给那些向他伸手的人。
还是那位老师指着一个不识字的妇女说：“你连一个字皮都不识，要名片干什么，你以为名片是扑克牌呢！”
那个妇女恼着脸子说：“不识字怎么了，不识字我当画看。兴你要，就不兴我要！”
“好好，要吧要吧，谁敢不让你要！”当老师的转向继续跟宋长玉说话：“听说你原来不是在乔集矿上班吗，怎么又到红煤厂矿当矿长去了？”
宋长玉想到了，乡亲们一定会问到这个话题，他早有准备。他当然不会把在乔集矿的遭遇说出来，那个过程过于曲折。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他也不打算说出来，要保持给父母写信时的一贯说法。当着这么多乡亲，他觉得有点像新闻发布会，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他把身子坐得端正些，说：“在乔集矿，我只能当一个采煤工，只能听别人的指挥。到了红煤厂我就可以指挥别人，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人才可以互相流动，北京的人可以到上海工作，上海的人也可以到北京工作。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我那个矿当工人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只要干得好，我对他们一视同仁。”
当老师的人马上报名：“我去你那个矿干怎么样？”
这个问题宋长玉事前也想到了，村里人知道他在外面当矿长，肯定会有不少人要求到矿上工作。他把屋里的人扫视了一下，见不少人眼睛看着他，嘴巴已张开了一半。他不能答应老师的要求，他要是一答应，别的人会像跟他要名片一样，纷纷提出到矿上工作的要求，那样就麻烦了。答应给人家安排工作，可不像给人发名片那么简单。村里那么多年轻人，都急着到外面打工，他要谁不要谁呢？弄不好就会得罪人。于是他说：“教师的岗位很重要，你还是好好教书吧。”
“重要个屁，学校的老师已经三个多月没领到工资了！”
宋长玉说：“随后咱们单独谈谈。”
第二天，宋长玉要带着金凤到镇上赶年集，他对金凤说，他们这里的年集非常热闹。他要通过赶集让当地人知道，他就是宋家庄的宋长玉，现在的宋长玉不是以前那个一文不名的宋长玉了。他跟父亲说的是，他还要办些年货。父亲虽然把年货办齐了，但他对有些年货不够满意。比如，父亲买的鞭炮是两千头一挂的。他知道，父亲买这么长的鞭炮，已经鼓了很大的勇气，已经破了例。他在老家过年时，父亲一般只买二百头的短鞭炮。他说，两千头的鞭炮少了一点，至少要买五千头到一万头的。再比如，父亲买的红蜡烛是半斤一只的。宋长玉说，半斤一只的蜡烛太小了，他到集上看看，要把最长最大的蜡烛买回来。弟弟长山提着篮子跟在他们后边，准备提年货。母亲提出，她也要去赶年集。宋长玉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母亲多少年没这么高兴过了，她要跟儿子儿媳一块儿到集上去高兴，去骄傲，去接受别人的夸奖。在集上，他们果然遇到了不少熟人。别人问一句，母亲就说：“这是俺大儿，这是俺大儿媳妇！”母亲兴奋得脸上一直放着红光。有妇女问：“你儿媳妇身上穿的那是啥衣裳，看着毛烘烘的。”母亲说：“我也不知道，听说这一件衣裳值六七千块呢！”问话的妇女惊叹道：“哟，我的老天爷，这样的衣裳只有城里人才穿得起，咱乡下人连摸都不敢摸，恐怕一摸还烧手指头呢！”母亲说：“那是的，啥人穿啥衣裳。”
来到卖鞭炮的摊位前，宋长玉问人家，最长的鞭炮多少头。回说，五千头。宋长玉问，有没有一万头的。卖鞭炮的说没有。宋长玉认为他太死板了，把两盘五千头的接起来，不就是一万头的嘛。卖鞭炮的人说，五千头一盘的就很难卖，接成一万头一盘就更难卖了。问宋长玉：“接成的一万头的你买不买？你买，我马上给你接。”宋长玉说：“我要是不买，问你干什么！你接吧，接好我一会儿来取。”卖鞭炮的人说：“好，我马上就给你接。你是宋家庄的吧？我听说宋家庄有一个人在外边当了矿长，是不是你？”宋长玉说：“你的消息很灵通嘛！”卖鞭炮的人很得意地笑了，说：“我看你这身打扮，就像是从外边回来的当官儿的。”
他们连看了好几个卖蜡烛的摊位，直到找到一对最大的蜡烛，宋长玉才答应请下。他们这里买蜡烛不说买，说请。过年期间，他们还习惯互相问一下，今年请的蜡大不大？若请的蜡大，就表明这家人日子过得兴旺，富足，过年高兴。同样的道理，他们还互相问买的鞭炮长不长？年初一起得早不早？久而久之，这样的问话就成了客套话和祝福的话。而答话的人都不会承认请的蜡不大，买的鞭炮不长，年初一起得不早，通常的回答是，请的蜡不小，买的鞭炮不短，年初一起得不晚。哪怕有的人家请的蜡一支只有三两重呢，答话时也会说请的蜡不小。今年宋长玉家要说请的蜡不小，称得上名副其实，因为一支蜡就有一斤半，两只蜡有三斤重，简直像两根红色的棒槌。母亲小声提醒过宋长玉，说他们家的房子太矮了，这样大的蜡烛恐怕点不起来。宋长玉说没事儿，坚持把整个年集上最大的蜡烛请了下来。
宋长玉原本没打算买鱼，可他们从鱼行走过时，金凤看见了一条大鲤鱼，顺手指了一下，说这条鲤鱼不小。那么宋长玉就在放大鲤鱼的木盆前站下了。还没等宋长玉问大鲤鱼有多重，多少钱一斤，鱼行里的经纪人已凑了上来，让宋长玉把鱼买下吧。经纪人把宋长玉叫成了老板，说：“老板，这条鲤鱼就是给您留的，我看了，您要是不买，全集上就没人买得起。”这个话宋长玉爱听，但宋长玉说：“你不要光说好听话，得先报报鱼多少钱一斤。”经纪人说：“不跟您多要，三块钱一斤您拿走。”母亲一听就有些急，说：“太贵了，人家卖的都是两块钱一斤，不买不买。”经纪人马上做母亲的工作，说：“大娘，大过年的，买东西买个彩头，几十块钱在您儿子眼里不算啥。”经纪人说着就用秤钩子钩住鱼嘴，把鱼提了起来。母亲说：“便宜点儿，两块五一斤卖不卖？”经纪人还没说话，宋长玉却说：“算了，三块就三块吧，我看这条鲤鱼挺喜人的。”
到除夕这天，宋长玉回老家已经三天。有一件事情，宋长玉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又在心里提着，老也放不下。这件事情像是一样活东西，一想起来就在他心头腾腾跳几下。这件事情又像是一样石头般的死东西，压得他心头沉甸甸的。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不要到村支书宋海林家里看一看？他留意过，回家这两三天来，乡亲们几乎都到他家来过了，每天说话都说到很晚，香烟已吸去好几条，但他始终没看见宋海林露面。不但宋海林没到他家来过，连宋海林的弟弟和儿子也没到他们家来过。当然了，宋海林没到他们家是可以理解的，宋海林是长辈，年纪比他父亲还大，他应该叫宋海林叫大爷。而他是晚辈，长辈来看晚辈，不是不可以，但不大符合道理。更大的障碍是，宋海林是村里的支书，是有职位有架子的人，让他主动来看一个晚辈，他怎能放得下端了几十年的架子呢！然而，宋海林不来，他们家别的人也不来，这就有问题了，说明这几年他们家和支书家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疙瘩好像越结越死了。面对这样的疙瘩，宋长玉感到很别扭，无论如何，他绕不过宋海林的存在。如同唐洪涛在乔集矿的存在，和明守福在红煤厂的存在，宋海林在宋家庄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这样的存在，他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他对自己说，你现在已经当了矿长，职位要比宋海林高一些，职位高的人肚量也要大一些，你应当先去看望宋海林。另外，你的岳父也是支书，支书也是人，不是不可以亲近，你对支书的看法应当改变一些。再说，他和宋海林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没有什么直接性的矛盾，两家之所以不冷不热，不怎么来往，都是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延续下来的。说得再明确一些，都是因为宋海林的老婆与他的母亲闹过不愉快，才引起两家长期不和。现在，他们这一代已经成家立业，他在外面这么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觉得所作所为应该对自己的父母有所超越，把与宋海林家的关系改善一下。想到这一层，他脑子里一亮，思想仿佛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是的，父母都不识字，也没见过世面，他怎么能跟在父母身后亦步亦趋，甘当父母的附庸！他甚至想到，要改善与宋海林家的关系，目前正是时机。他的地位和身份的改变，等于具备了与宋海林对话的资本和条件。他在外面卧薪尝胆般的苦挣苦斗，不就是为了创造现在这样的条件吗，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力量吗，不就是为了使他们家和宋海林家力量对比的格局发生变化吗！倘是他还在家当农民，或是在乔集矿当农民轮换工，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没有自信，没有底气，让他去找宋海林说话他都打不起精神。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回家期间，肯定会有不少人向宋海林报告他的消息，宋海林也会很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若是主动去看望宋海林，宋海林会认为看得起他，当然会高兴。若他不去见宋海林呢，情况会变得很糟糕，只能会使他们家与宋海林家的矛盾加深，对立加剧。他问母亲：“您看我和金凤要不要到海林大爷家看一看？”
母亲的态度很坚决，说：“去他家干什么，不去！”
宋长玉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别跟他们计较了。”
母亲说：“不是我跟他们计较，是她跟我过不去。秋天割豆子时，那女人看见我还骂我呢，她欺负我快欺负一辈子了。”
母亲说的那女人，指的宋海林的老婆王梅英。宋长玉见母亲一提起王梅英气得脸都黑了，不敢再提看望宋海林的事。天下最亲的人还是母亲，他得孝敬母亲，不能违背母亲的意志。
他们这里过年的传统是起五更，拜大年。说是起五更，有的人家三更四更就起来了。放过开门炮，点起大红蜡烛，给祖宗点了纸，上了香，全家人吃了素饺子，拜年的活动就开始了。当然是晚辈人给长辈人拜年，晚辈人成群结队，找有长辈的人家，挨家拜去。他们穿着过年的新衣服，进门叫着三爷三奶奶，五爷五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说拜年啦拜年啦！长辈人准备好了香烟、糖果、花生、麻花等，说免了吧，说说就到了，赶紧给晚辈拿吸的，拿吃的。拜年的仪式一般是在天亮前开始，等到太阳出来，仪式就结束了。宋长玉携妻子免不了给村里的长辈拜年，也加入了大拜年的年轻人行列。其实是一些平辈的年轻人簇拥着他们夫妻，给这家拜，给那家拜。宋长玉早就想好了，要趁拜年的机会，到宋海林家拜一拜。拜年的事宁落一村，不落一家，这是常情，也是常理，想来母亲不应反对。来到宋海林家大门口，宋长玉又有些紧张，莫名其妙的紧张。有金凤在身边，后边还有一大帮人，紧张个屁呀，没出息！这样给自己打了气，心情才平缓些。进得屋来，见宋海林和王梅英都在堂屋里坐着，他说：“大爷，拜年啦！大娘，拜年啦！”
身后的人一阵附和，也说拜年啦，拜年啦！
宋海林说：“这不是长玉嘛，这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宋长玉说：“年前回来的，这几天家里客人多，还没顾上来看望大爷。”
宋海林说：“没啥，早看晚看都一样，拜年时来走走就行了。”
宋长玉把金凤介绍给宋海林，说：“这是我家里人，她爸爸也是党支部书记。”
金凤随即把宋海林叫了一声大爷。
宋海林说：“那好，那好！”问金凤：“你爸爸身体好吧？”
金凤说：“我爸爸身体挺好的，他成天都不闲着。”
宋海林说：“你们那边搞得好，咱们这里搞得不好；你们那边有工业，咱们这边没工业。”
王梅英插话：“我听说你这孩子当上矿长了，这几年混得不赖呀！”
宋长玉说：“这多亏国家的政策好，要不是改革开放，矿长怎么也轮不到咱头上。”
宋海林说：“那是的，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党的领导。”
王梅英又插话：“你在外面结婚，那不是成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嘛？”
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就是王梅英的一贯风格。这话宋长玉很不爱听，他要是承认自己是倒插门女婿，就等于承认不是宋家庄的人了。他说：“外边没有倒插门这一说，我什么时候想回来，金凤随时跟我回来。”
王梅英说：“那还差不多。这一下你娘可高兴坏了，她没费一刀一枪，你就把儿媳妇给她领到家里来了。你娘到现在还不跟我说话呀，一看见我就瞪眼八叉的。”
宋长玉还没说话，宋海林就把老婆的话打断了，说：“大过年的，你跟两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还不快给孩子拿吃的！”
拜完年回到家，宋长玉听父亲说母亲困了，到床上睡去了。大年初一，人们都提着精神过年，白天一般是不睡觉的。宋长玉一听就明白，母亲定是知道他带着金凤到宋海林家拜年去了，生气了。母亲正在气头上，他没有到床前劝慰母亲。他要是一劝慰，会引出母亲好多话，使母亲气上加气。他还要考虑金凤的情绪，金凤第一次随他回来过年，他不想让金凤知道母亲和王梅英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
说来母亲和王梅英结怨的原因很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可笑，不值得一提。可宋长玉听好几个奶奶、大娘和婶子说过，母亲和王梅英的确是为那件小事结下了怨气。母亲在娘家当闺女时是村里的妇女队长，领导着二百多号妇女劳动力。母亲能干，要强，性格也比较开朗。别的刚娶来的新媳妇都很害羞，低着头不敢看人。而据说母亲昂首扬眉，谁都不怕。有人要脱下她的绣花鞋，量量她的脚大不大。她主动把脚 一抬，说：“不用量，脚大。”有人问：“听说你在娘家是妇女队长？”她说：“那不假。”有人提议让她唱个歌，说当妇女队长的肯定会唱歌。她说：“我起个头儿，要唱大家一块儿唱。”歌还没唱完，一个看新媳妇的人来了，她是支书的老婆王梅英。王梅英一来，别的看新媳妇的人都不说话了，像是一鸟入林，百鸟无声。看新媳妇的人很多，把新媳妇包围着。王梅英一来，别的人主动为王梅英让开了一条道，王梅英可以直达新媳妇面前。王梅英说：“我听说新媳妇能得很，我来看看新媳妇有多能！”新媳妇来宋家庄之前，一定听说过宋家庄的妇女队长是王梅英，且听说王梅英是个掐花掐尖、说话压人三分的人，对王梅英先就有了抵触情绪。一看周围的气氛变化，她判断出来人可能就是王梅英，她说：“看吧，谁看我都不怕，再看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这就把王梅英给惹恼了，王梅英说：“你能得不轻，我还以为你是两个鼻子四只眼呢！”他们这里说谁是四只眼是骂人的，新媳妇说：“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才四只眼呢！”“你就是四只眼！”“你四只眼！”眼看王梅英要动手，看新媳妇的人把她拉住了。王梅英犹不罢休，使劲往地上吐吐沫：“呸！呸！”从那以后，两个人就记了仇，王梅英只要一看见宋长玉的母亲就恼下脸子开骂。王梅英倒不一定明着骂，见鸡骂鸡，见狗骂狗，使用的是指桑骂槐的办法。两个人都在宋家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母亲哪里受得了王梅英的辱骂。加上母亲娘家的村庄也是大庄子，母亲的姓是庄子里的大姓，母亲在娘家是被娇宠惯了的，养成的是占理不饶人的脾气。于是母亲就和王梅英对骂，母亲见驴骂驴，见牛骂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骂来骂去，二人的怨越积越深，以致两家的人都牵连进去，似乎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之间都有了化不开的怨恨。
半晌午时，母亲才起来了。母亲的眼圈有些红，看样子像是哭过。见母亲这样，宋长玉心里又酸了好一阵。又过了两天，还不到初五，宋长玉就和妻子带着长山回红煤厂了。
刚回到红煤厂，宋长玉就听回家过年的杨师傅说，唐洪涛犯错误了，正在停职检查。
宋长玉一点都不惊讶，问：“什么时候？”
杨师傅说：“春节前一个多月。”
“他犯的什么错误？”
“听说是经济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恶有恶报，唐洪涛的矿长总算当到头了。宋长玉不敢肯定是自己的举报信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作用应该有一些。他没有向杨师傅透露写举报信的事，只说，他早就估计到唐洪涛会有这一天，因为唐洪涛华而不实，好出风头，为人也不够善良。他问杨师傅：“乔集矿任命没任命新的矿长？”
杨师傅说：“现在由副矿长齐国良代理矿长。”
24、发达(1)
夏观矿务局是国家大型企业，由国家煤炭工业部直接管理。红煤厂是农村，村上边是乡，乡上边是县，是另外一条线，归地方管理。红煤厂所在的县叫阳正县，县城相当古老，也显得比较破败。县城虽然也有十字大街，街上的行人也不少，但由于大街还是石板街，天长日久，车轮轧牲口踩，街面已变得坑坑洼洼。整座县城连一座三层的楼房都没有，最高的建筑只不过是一座二层楼，还是清朝的时候盖的。县里的人们不是不想改变县城的面貌，而是夏观矿务局所掌握的地质资料表明，阳正县的县城下面压着一块丰厚的煤田，这块煤田国家迟早要开采，县城早晚要搬迁。既然如此，谁还敢在煤田上面盖楼呢，那不是等于在流沙上面垒卵嘛！搬迁一座县城，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投入很多钱。这个钱县里花不起，只能由夏观矿务局出钱，或由国家财政拨款。犹豫和扯皮之间，县城搬迁和建设的事就拖了下来。到了新时期就好了，经过地方政府大力争取，国家终于同意，由国家和夏观矿务局出钱，县里也要自筹一些资金，开始实施阳正县城的大规模重建和搬迁。新县城离老县城几十里，选在一块以北山作屏的缓坡地。那块坡地上原来种有小麦、大豆、高粱，有苹果园、葡萄园，还有农舍和猪圈、羊圈。只十来年时间，那些庄稼、果园和农舍都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一座新城。高楼盖起来了，楼上闪烁着 霓虹灯。街道有好几条，一律铺成柏油路面，又宽阔又平整。到了夜晚，城里灯火通明，这里是练歌房，哪里是舞厅；这里是涮肉坊，那里是桑拿城，处处是一派现代和新兴的样子，与被丢弃的旧县城判若两个世界。
随着新县城的建立，新市民大量增加。县城管理者来不及统计新市民增加的数量，往往使用翻番这个很模糊很省事的词语。翻番这个词语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夏季肥嘟嘟的水塘里那些密密麻麻乱翻跟头的蚊子的幼虫，身手矫健的蚊子的幼虫翻过几个跟头后，就身生双翼，成了市民。这些市民先是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从老县城转移过来的，二是当地被占了土地的农民农转非摇身一变变成市民的。这些市民很快就学会了流行的歌子，穿上了流行的服装，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飞翔的身影。可是，新城的领导者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嫌新城的人口数量还不够，还要扩大人口规模，于是，又一项新的政策出台了，这项政策被人们理解为卖户口。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户口在哪里，只要你愿意拿出五千块钱，可以立即转成城市户口，并在新城落户。
一得到消息，宋长玉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拿出一万块钱交上去，把自己和金凤的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他早就渴望变成城里人。在乔集矿他千方百计想转正，就是想脱离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到红煤厂他虽然当上了矿长，但他仍不能算是城里人。谢天谢地，他现在终于变成城里人了。县城虽说和一些大城市不能比，谁能说县城不是城！不光他自己成了市民，他的老婆也成了市民。他对金凤说：“别人转一个城市户口要花五千，我们只花了三千三百多。”
金凤一时没明白他的话意，问：“那怎么回事，你给人家送礼了？”
宋长玉说：“花钱买户口，谁都不用给谁送礼。”
“那你买的户口为啥这么便宜呢？”
“你猜。”
金凤摇头，说猜不着。
宋长玉指了指金凤的肚子。
金凤脸上一红，这才明白了。原来金凤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他们把孩子藏在肚子里，花两个人的钱，买了三个人的户口。金凤说：“你可真能算。”
宋长玉说：“不是我能算，是我儿子能算，他知道城里要卖户口，就及时到你肚子里来了。我儿子一生出来，自然就是城市户口。”
“隔布袋买猫，你怎么敢肯定是儿子呢，要是闺女怎么办？”
“我觉得我种的是儿子，生儿子的可能性大些。不过生闺女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再生一个嘛。计划生育的事归咱爸管着，咱怕什么！”
金凤说：“在红煤厂归咱爸管，户口转到城里，恐怕咱爸就管不着了。”
宋长玉一愣，说：“你别说，这还真是一个新问题，亏得你提醒我。”
他和金凤商定，在城里买户口的事可以暂时不跟村里的人说，因为煤矿还要继续在红煤厂办下去。
除了买户口，作为配套措施，他们还花了几万块钱，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一开始，金凤不大同意在城里买房子，认为现在住不着，买了也是空着。宋长玉说，如果只买户口，不买房子，就不算是真正的城里人。有了户口，又有房子，才铁定是城里人了。现在住不着，以后肯定住得着。就算他们住不着，他们的孩子一定会住得着。再说房子肯定会增值，迟买不如早买，反正房子又放不坏。听宋长玉这么一说，金凤就不管他了。
宋长玉让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买了席梦思双人床、沙发、电视机、电冰箱、组合柜等一应家具和电器放进去，俨然布置成另一个家。另外，他还特意买了一个书架，并买了许多中国和外国的名著摆上去。拥有一个书架和满架的书，这也是他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如今这个梦想也变成了现实。这些书他或许暂时还顾不上看，但不能没有，家里有藏书，他才算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新家布置停当，宋长玉带金凤去看，说是让金凤去验收，欢迎金凤多提宝贵意见。现在他们进城很方便，想到哪里都很方便，因为他们买了一辆轿车。宋长玉没有安排司机为自己开车，长山想开，宋长玉也没让长山开，他自己掌握着车钥匙，自己亲自开。他的车不像唐洪涛坐的车一样，是公家的车，他的小轿车是私家车。他听一个同样是小煤矿的矿长说过，自己的车跟自己的老婆差不多，哪能让别人乱开。他对这个说法基本同意。这个说法与把领结婚证说成是领驾驶证又联系起来，翻过来把驾驶汽车说成是驾驶老婆。是呀，每个人的“老婆”都是个人所有，驾驶权只能归自己。想上哪里，他把钥匙插进锁孔一拧，把油门轰上两轰，扶着“老婆”的圆肩膀就走了。只要给“老婆”加足了油，“老婆”听话得很，想慢就慢，想快就快。到了一个地方，他进去时把“老婆”停在哪里，出来时“老婆”动都不动一下，仍在原地乖乖地等他。金凤却不同意把轿车与她相提并论，对宋长玉说：“不得了啦你，你敢娶两个老婆？”又说：“我能跟你说话，汽车能跟你说话吗？”宋长玉说：“能呀！”他摁了两声喇叭。金凤不以为然，说：“它说的能叫人话吗！”二人来到城里的新家，金凤的评价是“不错”。金凤的肚子已经相当大，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生产。她把装饰一新的卧室看了看，就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了。她拍拍沙发，示意宋长玉也坐下，看着宋长玉问：“你不会把别的女人带到咱们这里来吧？”
宋长玉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那样的人吗！”金凤对买房子不是很积极，原来真实的想法在这里。
金凤两手抱着肚子，并把肚子上下摩挲几下说：“你得向我和咱们的孩子发个誓，不带别的女人到这里。”
宋长玉拉过金凤的一只手，两只手把金凤的一只手捧在手里，说：“我孩子他妈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从来没怀疑过我呀！是不是听说别的当矿长的人在外边胡搞，就对孩子的爸爸不放心了？”
金凤说：“不放心也说不上，反正你发个誓好一些。”
“你让我发什么誓呢？”
“你想发什么誓都可以。”
“我不喜欢发誓，也从来没发过誓，还是请你相信我吧，不管我走到哪一步，跟我携手同行的只有你一个。”宋长玉到底没有发誓。
忽一日，宋长玉又听说阳正县不叫县了，改成了阳正市。宋长玉这才明白县里为什么大量卖户口，原来一个县要改成市，对城镇居民人口的数量是有要求的，如果达不到一定的人口数量，就不能改成市。当然了，人口数量只是县改市的指标之一，其它还有多项指标，其中工业产值的指标是最主要的。这地方的工业产值不成问题，因为此地矿产资源比较丰富，除了煤炭资源，还有铁矿、铝矿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别的且不说，仅开办小煤矿一项，就使当地的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据说阳正县虽然改成了阳正市，但行政级别并没有升格，还是县级。大家认为这就很不错了，县毕竟是古老的叫法，一听就是农业的体制。而市就不一样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的体制才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体制。阳正县的改市，肯定是历史性的进步，必将载入地方志的史册。宋长玉对县改市也很赞成，如此一来，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市民。不光是他，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子子孙孙都将是市民，而不再是农民。对于他们宋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改变，从他这一代起，他们宋家就改变了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历史，开始了办工业和当市民的历史。这样一种开创性历史性的功劳，应该记在他宋长玉身上啊。
有《夏观矿工报》的记者到红煤厂采访宋长玉矿长来了，来人不是唐胜利，是另外一个记者，姓李。宋长玉说，他认识矿工报的唐胜利，问唐胜利现在怎么样。小李告诉他，唐胜利下海了，停薪留职，到海南应聘去了。唐胜利应聘的单位还是报社，不过收入要高得多。唐胜利的爸爸出事不久，唐胜利就下海去了。宋长玉说，唐胜利跟他说过要下海，当时以为唐胜利是开玩笑，没想到唐胜利还真的走了。小李说，现在矿务局的情况很不好，工资都不能按时发，人心浮动得厉害，好多人都在从事第二第三职业，想办法捞点外快。宋长玉问，唐洪涛还在乔集矿吗？其实对唐洪涛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但还是愿意问一问。小李说，唐洪涛早就不在乔集矿了，出事后调到矿务局总仓库降职使用，任总仓库党支部书记，是个闲职。唐洪涛转舵快，认错态度好，还把受贿的钱退了出来，才没被开除党籍，没被一撸到底。据说唐洪涛早就捞够了，捞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没送他进监狱就算便宜。宋长玉又问：“你认识唐丽华吗？”
小李说：“认识。唐丽华还在总医院工会工作，已经生孩子了，生的是个女儿。”
宋长玉这才把话题转到关于采访的事情上，说：“我有什么值得采访的呢？”
小李说：“你的奋斗历程我多少知道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报道。也可以说，你给进矿务工的青年做出了一个榜样，非常值得大家学习。连报道题目我都初步想好了，看一个农民轮换工怎样当上了矿长，怎么样？”
宋长玉愿意跟记者聊聊，愿意在矿工报上露露面。他的事迹若一见报，唐丽华会看到，乔集矿的小马等人也会看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样对自己来说，算是一个回顾和总结；对以前认识他的人，也算是一个交代。他要让人们知道，宋长玉从乔集矿走出来后，没有泄气，没有沉沦，而是发愤图强，从挫折中站立起来，开创出了一个新的天地。事情想来有些好玩，以前他在乔集矿也当过通讯员，是把别人作为采访对象。谁想得到呢，如今他也成了采访对象，也成了新闻人物，他的事迹也要登上报纸。不过他不像唐洪涛那样，是为了出名，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故意制造新闻。他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路，他总结出一条经验，这就是人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服输的精神。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难免会在一些局面上输掉。如果服了输，有可能一蹶不振。如果不服输呢，才有可能赢得新的局面。
跟小李谈过之后，宋长玉热情地请小李喝了酒。把盏之际，小李向宋长玉提了一个要求，让宋长玉顿感不悦。小李说，因红煤厂矿不在矿工报的报道范围之内，写宋长玉的稿子要见报，宋矿长要给矿工报交一点赞助费。小李说这不是他的意思，是总编的意思。这算怎么回事？他交了赞助费，不是等于花钱买报道嘛！小李一开始说，现在好多人都在想法捞外快，小李是不是也在向他捞外快呢？小李打的是总编的旗号，说不定总编并不一定知道，小李一得了钱，就自己昧起来。宋长玉的不悦并没有露出来，他问小李：“要交多少赞助费？”
小李说：“你看着给吧，我知道宋矿长不是一个小气人。”
少给我戴高帽子，到我这里搞伸手外交，你还嫩点儿。宋长玉笑笑说：“既然红煤厂矿不是你们矿工报的报道范围，我看就算了，不能让你们为难。”
小李说：“这个报道我们一定要搞，一定要把宋矿长的事迹宣传出去。矿工报从一周一张，已经扩大到一周三张，每周二、四、六出报。我们的报道范围也在扩大，准备把阳正市范围内的所有煤矿都列为我们的报道对象。现在办报也要搞经营，也得讲究经济效益，如果收入上不去，报纸就办不下去。这样吧，宋矿长稍微意思意思，你赞助我们五千，我们不嫌多；赞助给我们一千，我们也不嫌少。我估计红煤厂矿每天的纯利润都得超过一万，三千五千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宋长玉说：“我们的矿是小矿，利润哪有那么多！”他没有给小李五千，也没有给一千，而是给了小李两千元，对小李说：“稿子见报后，希望能给我寄一份。”
小李说：“稿子一见报，我就给你送来。”
小李没有食言，一星期之后，一篇以宋长玉为主人公的人物通讯就上了矿工报，见报的题目是：昔日农轮工，今日红矿长——记红煤厂煤矿矿长宋长玉。这一次是总编给宋长玉打电话，总编说：“宋矿长，你的事迹已经在今天见报，发了大半个版，还配发了你的光辉形象，很隆重的。怎么样，宋矿长亲自来一趟吧，我们多送给你几份报。”
那天小李采访他，还给他拍了几张照片，总编所说的“光辉形象”，大概是把照片也登在报纸上了。宋长玉急于看看自己在报纸上是什么样子，就驱车到矿工报去了。他对自己第一次登上报纸的形象很满意，满意得似乎认不出自己是谁了。报纸上的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手在接电话，另一支手摆弄着一支笔，一副领导干部的样子。总编问他：“怎么样，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