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天，宋长玉又驱车回老家一趟。正好给他打电话的商小亮得知他要回老家，想搭他的车，跟他一块儿到农村玩玩。商小亮在省里新闻学院进修毕业后，没有再回矿工报社，到省会一家消费类杂志社应聘当上了记者和编辑。其间商小亮结过一次婚，但很快就离婚了，恢复了独来独往的自由身。带不带商小亮回老家，宋长玉有些犹豫。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不能带商小亮回去。父亲和母亲都是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们见到商小亮，一定会不高兴。一个人在外头不管如何开放，如何风光，回到老家最好还是收着点，一点不慎，有可能会被乡亲们看不起，甚至身败名裂。他许诺以后有机会带商小亮到别的地方去，去大草原或是海滨都可以，这次就算了。他说他在老家时是有名的好孩子，他还要把好孩子的名誉继续保持着。商小亮给他出主意：“你就说我是采访你的记者嘛！”
宋长玉说：“那也不行，你以为乡下人都是傻子，他们的眼睛厉害着呢，一看就知道咱俩是啥关系。”
商小亮说他：“狗屁，臭，封建脑袋，以后不理你了。”
宋长玉说：“又撒娇。我不是不让你去，我们老家的蚊子猖獗得很，我怕你受不了，把你美丽的皮肤都叮成大包，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不怕，我正想跟蚊子亲热亲热呢，最好是公蚊子，越多越好！”
“外行了吧，吸人血的都母蚊子，母蚊子最喜欢搞同性恋。”
商小亮嘻嘻笑了，说：“我知道，宋哥这次回去要找昔日的老情人，要找同桌的你。”
“臭丫头，没正经！”
国世才到市委党校学习去了，贾乡长想请宋长玉到县城的宾馆去住，说乡里的条件太差了，县里的宾馆要好一些。宋长玉听说，贾乡长与国书记有了矛盾，贾乡长希望国世才这一去学习就不要再回来，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最好由他一个人当。宋长玉说他哪儿都不去，坚持到他承包的农场住一夜，实地感受一下农场气氛。
宋长玉从小受到的教育，知道地主剥削人，压迫人，都很坏，对地主必须进行斗争和专政。等他长大以后，等地主富农在一夜间摘掉了帽子，特别是他自己富起来之后，他才对以前的地主有了新的看法。比如他们村里有一个地主，村里人在斗他时列举过这样一些事实：一是地主家里每年都淹几坛子咸鸭蛋，他们家的咸鸭蛋一年到头都吃不完；二是地主在桌前吃饭时，都是伸着头，弯着腰，生怕菜里的油水洒在衣服上；三是到了冬天下大雪，地主就哼哼呀呀念诗，念得谁都听不懂。说人家吃咸鸭蛋，是嫌人家生活太奢侈了。和宋长玉现在的生活比起来，地主家一年吃几坛子咸鸭蛋算得了什么呢！别说几坛子咸鸭蛋，几十坛子，几百坛子咸鸭蛋，宋长玉都吃得起。让他吃那么多咸鸭蛋，他还嫌太咸呢，他还嫌吃咸东西太多对身体不利呢！别说他了，他们家吃咸鸭蛋时，金凤连鸭蛋青都不想吃，只把淹得流油的鸭蛋黄儿用筷子剜出来吃掉，白生生的鸭蛋青就剩下了。人家吃饭时怕油水洒在衣服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说明人家爱干净，讲卫生，注重仪表，是文明人。难道衣服襟子上沾的都是饭嘎巴就好吗？人家下雪天吟诗，这更没什么值得批斗的。人家肚子里有文化，感情里有诗意，比村里的其他人都高着一个层次，趁下雪天读读诗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听不懂，这不能怪人家，只能怨你自己不识字。什么这个那个，背地里说明白话，还不是看人家的日子过得比自家好，就眼气人家，也想过那种吃咸鸭蛋、穿干净衣服、下雪天念诗的日子。过不成那样的日子，就趁着运动来了，就以革命的名义，分掉人家的财产不算完，还踩乎人家，以出一口恶气。宋长玉不仅改变了对地主的看法，经过多年过滤，他心中保留下来的地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还或多或少成为他所追求的目标和不懈奋斗的动力。除了本村的地主，李庄李百万的辉煌过去也很让他羡慕。据说李百万在举行挂双千顷牌的盛大庆典时，请到了当地最有名的戏班子。大戏唱了三天三夜，方圆近百里的人都赶去看。李百万不仅大大风光了一番，还把戏班子里的头牌，一个有着百般风情的坤角给睡了。过去戏班子里的头牌，就相当于现在的影星、歌星。凡成了明星的女人，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哪个男人不想跟女明星有一腿呢！要是换了宋长玉，恐怕也挡不住女戏子的诱惑。不就是再另外多花一点钱嘛，人生一世，钱花在有名的女人身上，终归是值得的。以前在他们老家，土地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谁拥有了土地，就可以租给穷人种，可以收地租，等于拥有了财富。就是到了现在，他们老家仍没有别的资源可供挖掘，可资利用的还是土地。平铺着看去，他们老家的土地是不少，但禁不住人口稠密，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土地就不多了。拿宋家庄来说，平均分给每个人应承包的土地只有一亩零二分。宋长玉已经离开了家乡，分到他名下的那份土地已被村里收回。现在他们家的责任田是三个人的，一共是三亩六分地。因为村里收回他的那份责任田，父亲还跟宋海林闹过意见。现在怎么样呢，他一下子拥有了二百亩土地。虽说二百亩地不算多，离李百万的双千顷（实际没那么多，为了好听，浮夸了虚数）还相差很远，但就目前来说，谁比得上他拥有的土地多呢，在全乡恐怕要数头一份。
天未黑之前，父亲和表哥领宋长玉在农场转了一圈。农场在宋家庄的西南方向，离宋家庄有七八里路。那里原是一片湿地，是长满荒草的湖坡。湿地干涸后，乡里派人用拖拉机把地翻起来，就成了乡政府的机动地。地的深层是积攒了许多鱼的尸体和鸟粪的黑泥，的确很肥沃。按照宋长玉的安排，农场里没有种庄稼。庄稼不管长得再好，收入总是有限。当地农民都种庄稼，如果他的农场也种大豆、玉米等庄稼，就显不出他的高明，也体现不出所谓农场的价值。农场农场，虽然没摆脱一个农字，但重要的在于还有一个场字，一个场字就与农村拉开了距离，就意味着要有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农场里种的是药材、果树、蔬菜和瓜类。表哥拄着一根竹竿，一歪一歪在前面走，让宋长玉先看的是药材。停下来时，表哥就拿竹竿指点着，说这是芍药，那是生地，中间那一片是薄荷等。表哥说，春天时芍药的花子开得很大，有白的，有黄的，有浅红的，有深红的，好看得没法说。表哥掐一片薄荷的叶子让宋长玉闻，说薄荷已经熟透了，马上就可以割下来，卖给别人熬薄荷油。农场种的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梨树。葡萄树是那种矮棵子短秧的新品种，去年刚栽上，今年就开始挂果。梨树挂果要晚一些。农谚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杏树栽上就见钱，意思是说，梨树要长到第五个年头才会结梨。父亲不同意种梨树，嫌梨树见效益太慢。宋长玉说还是种梨树吧，他喜欢看雪一样的梨花。宋长玉心中有一个秘密。小时侯有一次到姑姑家走亲戚，路过外村的一片果园时，见到树上的梨子很多，把枝子压得很低，看看周围无人，他就快速把梨子摘下一个，装进口袋里。不料看梨园的人躲在暗处，人家发一声喊，朝他追去。他赶紧把梨子掏出来扔掉，并一口气跑了一里多地，总算没被人家捉住。那次偷梨的遭遇对他刺激很大，以至后来多次做梦都梦见有人对他紧追不舍。他要把梦中的梨园变成现实的梨园，自己的梨园。当梨树上挂满梨子，他想吃哪一个就摘哪一个。再也不必担心有人追他。宋长玉把菜园和瓜园也看过了 。他穿一身白色的名牌休闲装，腰里扎着名牌皮带，手里拿一把黑面描金字的折扇，走一步把扇子摇一下，是城里人的穿戴和做派。来到瓜园里，一位被雇来种瓜的老人从瓜庵子里弯腰走出来，对宋长玉笑着，问宋长玉要不要吃一个瓜，是吃小瓜还是吃西瓜。宋长玉已闻见扑鼻的瓜香，他把扇子哗地折起来，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要自己挑一个西瓜。他把一个又圆又大的花皮西瓜拍了拍，说就摘这个。种瓜的老人用一根指头把瓜弹了弹，夸宋长玉很会挑，遂把西瓜摘了下来。浑身晒得很黑的老人用长刀把西瓜杀开，宋长玉只吃了两块就不吃了，从手包里抽出带有暗花的白纸巾擦嘴擦手。宋长玉看过一些老电影，在电影里，一些老人被叫做仆人，像他这样的被称为少爷。在老人眼里 ，他是不是有点像旧时代的少爷呢！生活就是这样，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远去，谁知道呢，类似的生活说回来就回来了。
天黑下来后，星星出来了，星星越出越多，不一会儿就星光满天。农场的小屋门前，一侧栽了一片竹子，另一侧栽了一棵石榴树，这也是按宋长玉的授意栽种的。竹子长得很旺，已是黑苍苍一片。石榴树还在开花，在星光下，石榴树上的花朵不再是红的，而是有些发白，像落在树上的一些星星。天气不是很热，小风阵阵吹来，捎来的都是瓜香、花香和草香，让人舒服得想唱。蚊子也很少，倒是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在这边唱，在那边唱，似乎满地里都在唱。有一种小虫子，唱得幽幽的，像是一咏三叹。听着这样的虫子唱，很容易让人想起遥远的过去，遥远得无边无际，没有尽头。宋长玉他们没到屋里去，就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在星光下聊天。宋长玉说：“这里空气真好，真安静！要是不愁吃，不愁喝，也不缺钱花，其实在农村生活也很不错。”
父亲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过到如今这一步。”
表哥不大同意宋长玉的看法，他说：“农村再好，也比不上城里好，不然的话，农村人不会争着到城里去做工。你是成了城里人了，回来住三天两天的，觉得农村还不错，要是在农村住得时间长了，你该受不了啦！”
宋长玉说：“也许吧。”
一阵摩托声由远而近传来，宋长兴骑着摩托车到农场来了。宋长兴说过晚饭由他安排，他从镇上的饭店里买来了好几个菜，分别装在几个塑料袋里。那些菜有酱牛肉、烧鸡、猪肝、豆腐丝、花生米等。宋长兴还带来了一瓶酒和几个热烧饼。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把食品在塑料布上摆开，他们就吃开了，喝开了。宋长兴烫了头发，他的头发卷曲着，显得头比较大。宋长兴还戴了戒指，黄金戒指在他手指头上也很显眼。在农村，女人烫头的都不多见，作为一个男人，宋长兴却把头发烫得都是弯儿弯儿，可见当了支部书记的宋长兴够时髦的。宋长玉对堂弟烫头有些看不惯，或者说有些反感，认为堂弟把头烫得像个鸡窝，不够严肃，不像一个支部书记的样子。因堂弟入党和当支书是他一手安排的，他对堂弟就很不客气，回来一见长兴，就对长兴皱眉头，说：“宋支书，你怎么把头发弄得像个娘们儿似的，这不太严肃吧，跟党支书的身份有些不相称吧。”宋长兴嘻笑着，说他的头发并没有怎么烫，是自来卷儿，太阳一晒就成这样了。宋长玉说：“胡扯，以前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你的头发以前是直的，难道一当上支书就变成自来卷儿了？我建议你今后不要烫头了，村里人都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做什么事都要注意影响。”宋长兴答应下次理发就不再烫了，剔个光葫芦。宋长玉还听母亲说，长兴当上支书后，有些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表现得很不像样子。长兴三天两头到镇上跟人喝酒，把脸喝得像猴子屁股。一喝多了酒，就跟人吹嘘他哥宋长玉如何如何，说他哥随便拔一根汗毛，就比乡长的腰粗，再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在乡里树一根旗杆。既然他把牛吹得那么大，参加喝酒的人都不花钱，都是让他花钱。他没有那么多钱，就给饭店打欠条，以宋家庄支部书记的名义，把欠款记在宋家庄的帐上。据说宋长兴已欠镇上几家饭店好几千块钱。更让村里人指脊梁骨的是，宋长兴在男女方面很不检点。村里有一户外姓人家，人家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回一个外地的女人，他见哪个女人长得不错，动不动就往人家家里跑。母亲对宋长兴的评价是：“我看那孩子是死猫扶不上树。”把酒喝了一会儿，宋长玉对长兴说：“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你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让人家揪住你的尾巴。你的尾巴在自己老婆跟前怎么翘都可以，不能到别人家里乱翘，翘多了就会出问题。我说的尾巴指的是什么你明白吧？”
宋长兴笑了一下，说知道。
“我再问你：“你在村里有没有对立面？”
“从目前来说还没有。我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谁敢在村里捣蛋，我就对谁不客气！我还在大会讲了，过去有人无缘无故骂俺大娘，今后再骂一句试试，我饶不了她！我指的是宋海林的老婆王梅英，虽然没有直接点他的名，我指的就是她。”
“还说没对立面，宋海林就是你的对立面嘛！宋海林的支书被拿下了，换上了你，他肯定不甘心，不服气，人家背地里盯着你呢，你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人家都一五一十地给你攒着，等攒多了，遇到适当机会，人家就该跟你算帐了。”
“我走得正，站得正，四面光，八面净，宋海林抓不着我什么。”
“我发现你老是说过头话，说话老是不留余地，这就是问题，说明你还年轻，还是缺乏经验，真让人为你担心啊！别人不会跟你说这些，我是你哥，必须给你指出这些问题。我是希望你把支书的位子稳稳当当坐下去，再也不要被远门儿的人抢走。只要你当着支书，别人就不敢欺负咱这门儿的人。你当了支书，还要注意培养你的儿子，以后让你儿子接着当，一代一代把支书传下去。”
宋长兴叫了一声大哥。
宋长玉说：“有话你就说。”
宋长兴说：“以后我也想让我儿子到城里工作。在农村干来干去，顶多只能当个支书，不会有啥出息。你看，从县长，到市长，到省长，再到国务院总理，哪个当大官儿的不是在城里。就拿你来说吧，你要不是到外面去，也当不上矿长。“
宋长玉说：“我只是打个比方，表示一下咱们的志向。你儿子将来要是能读大学，当市长，那当然更好。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先要干好，要给儿子孙子们作一个榜样。”
夜空中突然飞过一个萤火虫，让宋长玉十分欣喜，他说：“快看，萤火虫！我好久没看见萤火虫了。”他站起来，眼睛追着萤火虫看。萤火虫发出的微光蓝莹莹的，在空中起起伏伏地飘动，如会飞翔的小蓝花。“小蓝花”只开了一小会儿，倏地就熄灭了，再也找不到了。
宋长玉回到矿上不久，农场就出了麻烦。附近农村的一个偷瓜贼半夜到农场的瓜园偷瓜，被守夜的老人发现了。老人没认出偷瓜贼是谁，却记住了偷瓜贼养的狗，因为偷瓜贼到瓜园偷瓜时，狗也跟着主人到瓜园去了。偷瓜贼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不仅摘了已经成熟的瓜，还把未成熟的瓜用拳头砸碎了好几个。长兴把这件事报告给宋长玉，宋长玉给贾乡长打了电话，让贾乡长派手下人管一下。贾乡长通知乡里的派出所，让派出所把偷瓜的事当成一个案子来破。派出所的人以那只狗为线索，很快把偷瓜贼抓到了。他们把偷瓜贼五花大绑，绑到乡里派出所，进行十五天治安拘留，还处以三百元罚款。贾乡长把处理结果及时跟宋长玉说了，宋长玉表示满意。宋长玉还说，乡里只有搞好治安工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乡里投资。宋长玉以为，乡里处理了一个人，别的人就不敢到农场偷瓜了。接着发生的事，表明宋长玉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低估了农民的力量。那个被拘留的偷瓜贼还没放回，又有人到瓜园里去偷瓜。这次去偷瓜的人不是一个，而是几十个。他们手持铁锨、镰刀、斧头等家伙，不只是偷瓜，简直是对农场进行了一场洗劫。他们不仅把熟瓜摘走，把生瓜踩烂，连瓜秧子都拔掉了。他们挥动铁锨和镰刀，把蔬菜和药材铲得削得乱七八糟。他们还把葡萄树吹倒了不少。在洗劫之前，他们先把宋长玉的表哥和种瓜的老人收拾住了，收拾的办法，是把二位蒙了眼，捆了手，捆了脚，还往嘴里塞了一嘴杂草。亏得那天晚上宋长玉的父亲没有住在农场里，不然的话，宋父也逃不掉同样的待遇。表哥本来是个瘸子，人家把他的双腿合并着捆在一起后，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一站就倒了。那个老人好一些，他把捆到背后的双手扶到瓜庵子，总算站了起来。老人在瓜庵子里拴有一只羊，他把塞满杂草的嘴往羊的嘴边凑，想借助羊吃草的力量，趁羊吃草时，他一甩头，把杂草从嘴里掏出来。谁知在关键时刻他的羊一点都不愿帮忙，他的杂草露头的嘴刚往羊的嘴边一凑，羊就退着躲开了。再凑，羊又躲开了。他只好双脚一点一点错磨着往农场外的路边走，天明时有人路过，才帮他把嘴里的杂草掏出来，把捆手捆脚的绳子解开。
听到这不好的消息，宋长玉愣怔了好一会儿没说话，完了，他妈的这农场没法办了。他想当一把地主，看来附近的农民真把他当成地主了，农民发扬过去的传统，在吃他的大户，在团结起来跟他作斗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些大发，他再也不敢借助官方的武装力量抓人。宋长玉懂得，人一旦在黑夜里结成群体，在人人都被黑幕遮脸的情况下，人就不再是人，就成了匪，成了兽，就会变得格外疯狂，破坏性极大。他要是再让贾乡长抓人，下一步说不定会闹出杀人放火的事来。因此他没有给贾乡长打电话，只给父母打电话，说破财免灾，劝二老不要生气。
又听长兴说，那块地乡里年年都种庄稼，附近的农民年年偷，哪一年庄稼都保不住。宋长玉这才明白，乡里为什么要把那块地包给他种，原来是转嫁危机，也在吃他这个大户。
第九章 （梗概）
水到哪里去了
若干年之后，宋长玉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如日中天。当他听说唐洪涛退休后承包起了小煤窑，干得有声有色，正在大把赚钱，又起了报复的念头。唐洪涛承包的小煤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炸死了六个民工，他采取了惯常的隐瞒的方法，想通过用金钱和胁迫手段堵住死难矿工家属的嘴的手段，来私下化解这次矿难。正当他的隐瞒就要成功时，宋长玉无意中得知了这次事故详情，心中大喜，立即将唐洪涛举报到了省里，媒体曝光后，舆论大哗，于是，唐洪涛被送进了监狱，宋长玉终于彻底将唐洪涛打垮了。
但是，一些事情的并非按宋长玉设想的发展。由宋长玉一手扶持的老家村支书宋长兴，因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被原先的支书宋海林差人弄成了残废。
红煤厂原先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荷花满池塘，泉水叮咚响。但是，随着煤矿的无节制开采，红煤厂枯萎了，土地干旱，作物减产，渐渐连生活用水都发生了困难。再也没有人来红煤厂游玩了，昔日的旅游胜地变成了一个萧索荒凉的地方。红煤厂的人害怕了，像大饥荒年间闹粮荒一样害怕。他们意识到了，缺水与缺粮一样可怕。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得放弃祖祖辈辈居住的红煤厂，逃到有水吃的地方去。如果不逃走，他们就会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回过头他们发出追问，红煤厂的水到哪里去了？一个人追问，十个人追问，一百个人追问，红煤厂的人几乎都在追问。追问来追问去，他们最后把矛头指向了红煤厂煤矿，把矛盾都集中在外来户宋长玉矿长身上。宋长玉百般抵赖，最后答应修建水塔为村民送自来水，这才摆脱了被村民赶走的危机。然而，一个更大的不幸到来了。他的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矿工17人，而且由于消息已经泄露，他想隐瞒也来不及了。在这个时刻，明支书让宋长玉逃到外地躲一躲。
宋长玉连夜搭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他没买到卧铺票，坐的是硬座车。车厢里满满的，大都像是外出打工的人。车窗外是茫茫的黑夜，车厢里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反映到窗玻璃上，随着飞驰的列车不停晃动，仿佛那些人影都跑到窗外面去了，悬在车外一齐晃动。宋长玉如在梦中。
作者后记(1)
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利、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做出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还是幸好，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苦苦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
我把人物的舞台放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我更愿意把她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燃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2005年9月30日，（国庆前夕，秋雨淅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