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民主】

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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