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宽广的建筑物里，这种纷纭繁复的情况仿佛消失在不断的来往流动中；没有什么能把这座建筑物塞满。人们匆匆地来去，过往的人们和他们的足迹一出现就消失，化为过眼云烟，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之内，暂时性的东西只有在消逝过程中才是让人看得见的，而这巨大的无限的空间本身却超越一切，永远以同一形状和结构巍然挺立在那里。”
《巴黎城市史》
[英]科林·琼斯 董小川译
科林·琼斯教授是《剑桥插图法国史》的作者。《巴黎城市史》是他为巴黎勾勒出的一幅独特的四维版画。
与教科书式的历史不同，这本书并不只是记录年代和历史大事，也不只是描绘王侯将相的个人传，而是写人，写实实在在的巴黎人。他写考古发现的一个巴黎孩子，写成为圣女的抵抗外敌的基督徒，写城墙工事的建设，写商业协会和鞋匠生活。这是与布洛赫和布罗代尔一脉相承的整体史学的视角，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人为中国的古城写一部这样的历史。
“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存储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
“土地、水和湿润与巴黎城市历史的戏剧性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上的礼物。’
“在巴黎的神话中，有许多是它自己创造的神话。”
伦敦·宪政·公元1215年
中世纪的帷幕拉开了。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欧洲经历了最大的剧变。罗马帝国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蛮族崛起，欧洲从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转弯时，没有时间过多品评，当历史的小船终于滑入暂时的浅滩，我们终于可以讲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对比。
这一站到伦敦——一个有度的城市。
我们对英国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国。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课堂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从英国开始，通常说的也是那两个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世纪，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纪。我们详尽学习现代化如何突然爆发，学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前期有哪些新变革、新技术与新思想，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国家有哪些差异。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时代的断裂，研究全新的东西，却似乎并不怎么研究延续与生长的东西。中国没能够自发进入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因而急须了解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发生。
然而，没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诞生的，也没有任何转变仅仅是转变。所有的枝叶都有遥远的根。当两棵树开出的花朵不同，果实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从阳光与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树，那么历史与根系就已经不同。
现代国家的根源在12世纪已经奠定。
【议会是西方传统吗？】
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没有自动发展成现代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那么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诚然，这样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是历史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和资本主义一样，宪政国家没有在中国自发生长。
我们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不完全是。从宋朝开始，资本充足、工人众多的工场就已经开始运营。江南的丝织工场雇佣工人达到千人，矿场达到万人，在工场主手中的资本随利润流动。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吗？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市场从秦汉时就一直存在，战国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富商和市场决定物价的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管子》已经提出了国家调控物价和货币的方法，《史记》则阐述了货物各得其所的市场特征，唐宋之后的雇佣工资也是市场决定的。总体而言，古代有着比较自由的经济环境。
在于缺少一次像样的大革命吗？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义成功之后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义领袖没有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极端的王莽改革，大胆的王安石改革，最后都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在于新教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区别吗？也许有关系，但肯定不确定。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发展出现代宪政国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地区也有很多仍然按传统模式生活。
现代宪政国家究竟从何而来？
在世界范围看，帝王或国王本身可能并不是关键。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保留了国王，但仍然迈入了宪政国家的范围。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建立可能也并不是关键，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和稳定的公共行政，自战国时代法律就明文公布，但不能归为一个宪政国家。阶级瓦解恐怕同样不是关键，秦汉时期中国贵族已然瓦解，后世的政府是对平民开放的政府，并非阶级政治，可尽管如此，中国仍不算是民主宪政国家。中国的平民参与并非作为国度的主人，而是作为雇佣的工作者。
在对比所有这些差异之后，慢慢有一个因素浮出水面。或许只有它才是差异的关键——议会。议会是民众的代表，是与国王对峙的群体。唯有出现议会，出现议会与国王的对峙，才出现后来的权力界限问题、主权归属问题、立法司法分开问题、民意的地位问题。而所有这些，才引出了宪法与现代政治。
议会是英国的产物，中国的方式是朝廷。议会与王争夺，朝廷与王配合。
议会的诞生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和粗浅理解中不同，并不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带来了这样的国家形态，而恰恰相反，正是这已经存在的国家形态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英国的议会大厦在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是一片区域，包括大教堂、小教堂、塔楼和威斯敏斯特宫。著名的大本钟就是它的钟楼。威斯敏斯特宫始建于11世纪，最早曾是王室所在，但在1512年毁于大火，重建之后成为议会所在地。议会自13世纪起就曾在此议事，皇家法庭也设立于此。
威斯敏斯特建筑庄严，它经历数次灾难，经历大火与二战中的轰炸，经历修复与重建，每每更瑰丽雄奇，气宇轩昂。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宫是在1834年更猛烈的一场大火之后，由查尔斯·巴里主持重建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包含协调一致的几个部分，建筑风格威严庄重，成为泰晤士河旁边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每当阳光从终年的阴雨中露出片刻光芒，它金色的墙壁就熠熠生辉，在蓝天下闪耀，密集的墙壁立柱锐利向天，排列整齐，写着严谨、秩序与正直的力量。
威斯敏斯特宫至今仍然是国会工作的场所，上院和下院分别有自己的空间。每年夏天是威斯敏斯特宫开放的时间。这是了解议会工作的绝好机会。庞大复杂的建筑，百余个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上院与下院辩论之所。跟着讲解员走一遍，不仅可以领略建筑风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国会工作的种种流程。上院的空间由皇家殿堂延续而来，殿堂中悬挂着艺术家创作的有关英国历史的油画。下院辩论的演讲厅比想象中小，古朴狭窄，议员的座位围绕一圈，每个人讲话都可以清楚地传递到厅里的其他角落。讲解员会讲流传百年的轶事，会演示议会怎样用辩论厅外的小亭投票，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议会有让人在门外砸门的礼仪。而在所有这一切参观之后，他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议会已经存在800年了。
【影响世界的“大宪章”】
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故事要从1215年讲起。
1215年的6月15日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国王约翰在自己的宫中遇到令他焦头烂额的窘境。他被来自全国四方的贵族挟持，非要他签署一份男爵法案不可。法案规定贵族可以决议否决国王的命令，也有剥夺国王王位的权力。对这些苛刻的要求，约翰王极不情愿，但还是被迫在伦敦远郊的一个小岛上签署通过。
约翰为什么被贵族胁迫签下如此苛刻的法案？
这要追溯到约翰的兄长。约翰1199年从兄长的手中接过王位。他从继位之初就麻烦不断，1215年，他面对着几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继位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一个是财政问题，而这几个问题都与他的兄长，史上著名的“狮心王”理查有关。
理查是英国最传奇的战斗英雄之一，他曾与法王腓力二世共同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之投入狂热的激情。有人戏称，理查愿意把整个伦敦卖掉以支持十字军。理查年轻英勇，和法王一同亲征，试图率兵夺回被埃及苏丹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捍卫基督世界的荣誉。战斗虽然没有胜利，但是为基督徒赢得了自由出入耶路撒冷的权利。战斗结束之后，理查在回国途中被俘，转交给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关押，英国不得不付出重金为他赎身。他回国之后并未停歇，立即发兵攻打法国。
所有这一切带来长久的影响。理查的战争和赎金加重了国内税负，1196年，伦敦人发动起义，抗拒税收。理查长年不在国内，也使得国内贵族势力崛起。25名享有广阔领土的强大的贵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同春秋诸侯，可与天子抗衡。
这些问题无不遗留给约翰。理查死后，他传位于约翰，但约翰的继位只被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则拥护理查的另一个弟弟之子亚瑟。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仍继续，法国国王公开支持亚瑟，并以此作为否认约翰权力的理由。约翰采用冷酷的手段对付亚瑟，却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凶狠起来。他在战斗中接连败北。法军攻占了英王家族在诺曼底的大部分领土。约翰不得不继续增加税负，剥夺财产，这给原本已经矛盾重重的国内局势带来更大的压力，引起贵族的不满。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失利之后，约翰又为了政治方便与教皇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所有约翰的自私和绥靖，都让贵族们有了反对他的理由。
问题到了1215年，变得尖锐而不可解决。贵族将约翰团团围住，对他的肆意而为下了最后的通牒：他不能再肆意征税，而要按照他们规定的权限去做，否则他们有权将他废黜。约翰不愿，但不得不同意。
这份法案就是未来著名的“大宪章”。在这样一个只顾得上利益的混乱时期里，恐怕谁也没想到它会给后来的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
由此，受限制的国王的理念埋藏下来。尽管约翰王一周之后就毁约不再承认，尽管后来的国王一次次采纳后又一次次毁约，但大宪章的理念像一颗种子种到了英国文化的记忆里。将一种理念种下不容易，将一种已种下的理念拔除也同样不容易。大宪章最初只是为了贵族利益限制王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民主，想到了共和，但它毕竟起到了限制的作用，而且给神圣高高在上的国王加上了一座屋顶。到后来，这座屋顶演变成所有臣民限制王权。相比而言，春秋时代的诸侯并未走到这一步，他们没有达成平衡，而是撕破协议生死相搏，最后走向了更加绝对的王权。
大宪章并未被长久坚持，它总是一次次被臣民提起，又被君主废弃，直到近代，演化成君主立宪才固定下来。大宪章修改多次，至今仍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宪法也起源于此，英王颁布的大宪章的抄本被殖民者带到北美，在制定美国宪法时提供重要参考，保存至今，进而影响世界。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宪章规定了君主要受到臣民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臣民效忠，前提是君主不越界。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历史一笔，开拓了一片天地。即便当贵族解体，富有的新兴绅士成为议会新代表，这种协议与限制的精神也一直保留下来。各尽其责，遵从条约，划清界限，克制有度，这逐渐成为英国议会、乃至整个国度的精神内核。
【封建从中世纪开始】
英国的历史与法国相仿，都是征服后的征服，征服者成为主人。
最近的一次入侵征服是公元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征服。在那之前，古老的英国曾先后被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征服。在威廉到来之前，英国在11世纪被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克赛斯王朝分别统治。
盎格鲁－撒克逊的最后一位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没有子嗣，英国领主推举了哈罗德二世，然而法国北部的诺曼公爵威廉声称爱德华曾经私下将继承权许诺给他，于是率军进攻英国。战争在黑斯廷斯激烈地展开，传说中牺牲的战士不计其数，威廉大获全胜。
结果，大海对岸的威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诺曼王朝。他将法国的领主和跟随自己战斗的亲信封为领主，从此统治着英国。最初的征服者只懂得说法语，前几代国王几乎都不会说英语。但是随着统治的时间越来越久，统治者越来越英国化，到了约翰所在的金雀花王朝，英王在法国原本的领土被法王逐步夺去，英国也就彻底跟法国划清了界限。
诺曼征服时代的建筑至今大多已不存，只能在伦敦塔窥见一斑。伦敦塔位于伦敦东部，泰晤士河边，是一座集合宫殿、堡垒、塔楼和监狱于一身的建筑院落。其中最早的一座白塔正可以追溯到威廉征服的年代。白塔古朴厚实，塔内分为多层，功能各异，从塔底的马圈到塔顶国王的宴会厅，不一而足。这是伦敦最古老的样子。
伦敦塔今天已对全世界开放。它曾是国王的寝宫，也是重要政治犯的监狱，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我们可以亲身进入国王的寝室参观，可以在城墙上透过箭孔俯瞰伦敦的街巷，也可以跟随打扮得如同古代巡逻士官的导游，听他给大家讲国王的趣事：亨利八世废黜王后、另娶安妮·博林时曾在这窗户下徘徊，查理一世被斩首后脑袋又被缝上画了肖像，伊丽莎白是唯一逃离断头台的人。听众诙谐一笑，导游心满意足，千年王座斗争在谈笑间生动起来，如在眼前。
英国国王是外来者，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伦敦塔从最初就承担了抵御外敌的任务，因而城墙厚重，充满警觉，古老的国王寝室质朴而狭小，远不像现在的白金汉宫那般华美。城墙全副武装，石缝中透露出外来征服者对陌生国度的危险的不确定。
英国的贵族和领主具有强大的实力，这是大宪章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是封建制度相对比较充分的地方，领主是历史的重要力量。在我们的时代，封建这个词被人用得太多、涵义太泛，以至于有的时候在不同场合提到封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实际上，狭义的封建很单纯：分封子弟，建立领土。战功取得的国度或疆土，赐给子孙和功臣，建立起直属的统辖范围，封王封侯。
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只有西周属于封建时期，战国将此破坏，秦朝实现了统一帝国，汉朝早期虽然向诸侯王回归，但迅速削藩，从此成为中央集权，再未进入封建时代。而欧洲完全不同，他们在早期经历独立城邦时代，在罗马帝国时期经历了“罗马－殖民地”形式的帝国，到了中世纪却进入封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