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我问老师怎么办。

老师说,小朋友们,这封信由我来帮你们写,我已经带来了纸和笔。我写一个开头,然后就该你们了,你们可以把自己觉得有趣的事告诉维克多,你们也可以问维克多你们想知道的事儿。

我们听了,互相看看,大家高兴起来,啊,原来这样给维克多写信呀!

老师说,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老师坐在我们对面的小椅子上,将一沓信纸铺在自己的膝盖上,她一边写,一边读出来:亲爱的维克多,你好……

老师,我想问问维克多他为什么叫维克多。

老师,我想问问维克多他们幼儿园有什么。

老师,我想告诉维克多我们爱劳动,我们种了很多向日葵。

那一会儿我们乱哄哄地嚷成了一片,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给维克多写信高兴,都争着给老师说。于是老师让我们安静,让我们挨个儿说。我说我想问问维克多能不能到我们幼儿园来玩儿,希望他坐七天七夜火车快点儿来。我看见老师手里的钢笔在雪白的信纸上飞快地划过,一页翻过去,又一页翻过去。还有小朋友在给老师提问题,然后就到了下课的时间,老师说今天这封信只能写到这里了。几个没能给维克多说话的孩子噘起嘴巴,有一个女孩子甚至掉了眼泪。老师说别难过下次我们还会给维克多写信,我们会经常给维克多写信。

11.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1)

下午,我们起床后,我们一律穿上了白兜兜,老师说要带我们到街上去给维克多寄信,所以要打扮得整齐干净。***我们排成一队手牵着手,老师拿着一个印着红蓝条纹的信封,带领我们出了幼儿园的大门。天很蓝,风儿轻飘飘的,路两旁的树很绿,树叶在阳光下闪耀着,哗啦啦地唱着歌。穿着白兜兜的我们就像一群洁白的鸽子。

老师带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最后在一个绿色的邮筒前站住了,绿色的邮筒很敦实,就像一个戴大盖帽的邮递员叔叔站在那里。老师说,现在我们就选一位小朋友把信投进邮筒吧。我们互相看看,那一会儿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调皮捣蛋。后来我们就一齐看着老师,她的目光从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扫过,忽然,我听见老师在叫我的名字,那一会儿我只觉得脸热烘烘的,我昨天还因为睡午觉说话挨过批评呢。我常因为调皮挨批评。我能算个好孩子吗?

可老师却真的在叫我的名字,还走过来把那封信递到我手上。老师说你代表小朋友们把信寄走吧。我回头看看,所有的孩子都羡慕地望着我。老师抱起我,我把信投进了邮筒。老师说,好了,这封信很快就会飞到莫斯科,飞到维克多手上。

我们没有收到维克多的来信。

三十多年后一个秋天的下午,窗外的阳光很明媚,一群俄罗斯朋友来我家访问做客,其中有一位叫维克多。我打量着他,维克多高大英俊,金黄色的头,海一样蓝的眼睛。啊,维克多!我想起那时在幼儿园看过的苏联画报,我想起画报上那个笑起来嘴巴咧得很大的叫维克多的男孩子。今天站在我眼前的维克多是一位电力工程师。我真想立刻请维克多讲讲他的童年。在餐桌上维克多豪爽地喝白酒,热地大笑,他说他喜欢中国饭菜,喜欢中国的包子、饺子、面条。我想起了那时老师说苏联人民很幸福,那里的人们可以天天喝牛奶吃面包,而今我们也能天天喝牛奶吃面包了,可我不喜欢吃面包,觉得那很乏味,即使抹了果酱或夹了肉片也很乏味,出国访问时我也总是喜欢去中餐厅。

维克多说,我很羡慕中国。

我说那时候我很羡慕苏联。

维克多说他很喜欢中国的山水画,在北京买了齐白石的画册。

我说我喜欢俄罗斯的油画,我收集了一些列宾的油画和钢笔素描的图片。

维克多说他喜欢中国的唐诗,还能背几李白、杜甫的诗歌。

我说我喜欢俄苏文学,喜欢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我们喝酒,我们畅谈,我们唱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充满激的歌声飞出窗外,中文和俄文混杂着,我们的歌声否定了哲学家美是和谐的定论。后来我给维克多讲了我们那时给维克多写信的事儿,维克多那一刻的目光像梦一样美,他说我多么希望我就是那个维克多啊!假如是那样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拍一部电影了。

维克多说他们国家叫维克多的太多了,比如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维克多·米哈伊尔……维克多的嗓音很好听,那一串串俄语名字从他的胸中流淌出来就像一动人的歌。

分别时,维克多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蓝色的眼睛深地望着我,他说,海迪,给我写信,给维克多写信,为了我们纯洁的童年,也为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友谊……

有一天我给维克多写了信,我铺开雪白的信笺,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划过,开头是:亲爱的维克多,你好!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世界是一个圆。我的麻由咪

在我书橱的一角,静静地坐着一只布娃娃,那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她的名字叫麻由咪,很多日本女孩儿都爱叫这个名字。麻由咪的样子很乖很可爱,圆圆的小脸上,一对睫毛很长的大眼睛非常天真执著地盯着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她的光亮的棕色头拢到耳边,用红头绳扎成两把小刷子,前额的齐眉穗儿剪得整整齐齐,更显得麻由咪乖巧伶俐。麻由咪的嘴巴不同于别的布娃娃,她张开的小嘴里总是吮着自己右手的大拇指,如果把她的大拇指拿开,麻由咪便会出哇哇的哭声。我从不拿开她的大拇指,我从不让麻由咪伤心地哭泣,因为她一哭我就难过,就会想起她真正的主人——曾是随军慰安妇的丸子。

12.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2)

还记得那个九月,当我要离开日本卡尼达妇女村时,丸子把麻由咪送给了我,她还给了我一只不大的包袱。那里面是她给麻由咪做的花棉袄和白兜兜,还有一只精制的缀着小花的草帽。丸子握着我的手,早已泣不成声,她说,海迪桑,让麻由咪跟你回家,回中国吧。天快冷了,请别忘了给她穿厚的衣裳……

我总觉得离开卡尼达妇女村的那一天是我最难过的日子。我在那里与一些当年曾是随军慰安妇的老人生活了近两个月。我与丸子,与大川,与村山,与那里的每一位不幸的奥巴桑都成了好朋友。在与她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们给我讲述了很多悲惨生活的往事,她们在战争期间被迫做随军慰安妇的遭遇,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同样是女性她们年轻时却遭受过那样残暴的蹂躏!

卡尼达妇女村位于千叶县的一个偏远的靠海湾的山上,我曾经十多次乘火车往返于东京和这个妇女村,从东京来的火车车厢里总是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有一次在一节车厢里只坐着我和妹妹两个人。卡尼达妇女村是一个妇女长期保护设施,这里生活着一百多位孤苦无依的老年妇女,她们每个人都再也没有真正的欢乐。记得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曾在卡尼达作了短暂的停留,与那些老人共同吃了午饭,还到山顶看了随军慰安妇的纪念碑。

据设施社长弗卡茨先生介绍,那些老人都是战争期间被骗到军队做慰安妇的,有的人当年才十三岁。她们受尽了凌辱和苦难,战后她们中的一些人带着创伤回到家乡,家人却嫌她们有辱名声,把她们撵出家门。于是她们从此无家可归,只得流落街头……弗卡茨先生说战后收容她们时,有的人蜷缩在车站的角落,有的人甚至住在垃圾箱里,形十分悲惨。来到卡尼达妇女村,她们接受了各种检查和治疗,医生现她们中很多人因精神受了刺激,智商很低,有的甚至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一部分人是梅毒和淋病患者。她们在社会上遭人白眼,遭人唾弃,可她们却是最值得同的妇女!

那一次我与这些不幸者告别时,她们都争着握住我的手,她们一遍遍地喊着,海迪桑,一定再来呀!我只是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说,きつと,きつと(一定再来)……

临上车时,弗卡茨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他说,这是这里的城田铃子写的回忆录,请你回国后看看吧。

后来我翻着词典读完了城田铃子的回忆录,那是一部随军慰安妇的血泪史。书中讲述了随军慰安妇在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等地遭受的蹂躏,它使人们更加痛恨战争,痛恨那些泯灭人性的军队,也更加感到和平与文明的珍贵。合上书本,我常常挂念那遥远的卡尼达妇女村的奥巴桑,有时我仿佛听见那里传来像电影《望乡》里阿崎婆那样绝望悲痛的哭声,我于是就赶忙扑到桌上给弗卡茨先生写信,请他代我问候那些奥巴桑,让她们听听海风,那就是我跟她们说话……

新年到了,我照例收到那么多贺卡,在那一大堆贺卡里我现了一些来自卡尼达妇女村的,那都是奥巴桑自己做的,她们用彩笔在一张张贺卡上涂满色块儿,画满了奇异的线条,又歪歪扭扭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像是幼稚的儿童画,又像是印象派大师的作品。没人能知道那些色块和线条的真正涵义,望着贺卡我一遍遍地猜想,也许那玫瑰色是青春,那金黄是太阳,那绿色是家乡,那淡淡的粉红呢?

卡尼达妇女村真是一个谜。

在那些贺卡里,我现一张意思稍微明确一点儿的图画:一个穿花衣的女人头上扎满小辫儿,她的胸前抱着一个同样头上扎满小辫儿的女孩儿,下面签名是丸子、麻由咪……

两年后,我再次应邀赴日本,去参加面向世界音乐会。我向组委会提出要求,音乐会的间隙我希望住在卡尼达妇女村。组委会很感动,欣然同意,并安排我和妹妹住在卡尼达山顶的一栋别墅里,还给了我一大摞往返东京和卡尼达的车票。

当我再次来到卡尼达妇女村时,奥巴桑们热地一下拥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日本式冗长的问候结束后,她们便争着推我的轮椅上山坡,送我到山顶的别墅去。她们一路不住地告诉我各种消息:

13.生命的追问 第五辑(13)

海迪桑,盂兰盆节快到啦,有空跟我们一起唱歌吧。

啊,城田桑她死啦,真让人难过呀!

还有丸子桑会……会做冰淇淋了呢。

丸子桑在哪儿?我忙问,我想起了贺卡上扎满小辫儿的女人。

她前天去山下的医院看耳朵,这家伙耳朵又流脓啦!她明天才回来呢。一位奥巴桑告诉我。

第二天中午,我到妇女村的食堂跟奥巴桑们一起吃饭,按照惯例,吃过饭大家要唱唱歌跳跳舞,弗卡茨先生趁这时为我一一介绍那些奥巴桑:这位是小林桑,这位是伊田桑,这位是大川桑……他转过头对我说,我们不知道大川桑是哪里人,她早已成了弱智者。他大声叫着,大川桑,请你唱支歌吧。

大川桑站起来,她是一位体态胖胖的老人,剃着短短的寸头,穿一件宽松的大襟衣衫。她的动作很缓慢,脸上一副痴痴的笑容。她走到我面前,唱起我十分熟悉的《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阿里郎高盖索瑙毛干达……

弗卡茨先生说,大川桑就会唱这支歌,别的什么也不会说,因此我们怀疑她是一位韩国妇女……

大川站在那里双手垂着,脸上毫无表地一遍遍重复地唱着: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泪水盈满我的眼眶,我不忍心再听下去,可大川还在唱,直到弗卡茨先生请她停下来,她才回到座位上去。

这时弗卡茨先生指着不远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那位是丸子桑。

我顺着弗卡茨先生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个女人的头上用五颜六色的橡皮筋扎了十几个小辫儿,那样子就像中国民间故事里的丑婆。她的胸前抱着一个穿花裙的布娃娃。她不时轻轻抚摸布娃娃披在肩上的头,就像对待一个真正的生命。

上一章 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