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正是这一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高层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可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叡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魏讽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整个建安二十二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几无悬念。
但吉本和魏讽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细考察这场叛乱，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者不过吉本、韦晃等人杂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吉本叛乱后，曹操把汉献帝身旁的汉臣屠戮了一半。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种程度的叛乱，就像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不足以动摇国本，但足以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然后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
甄宓的丈夫——曹丕。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个极其敏感的时刻，被曹操立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如果说，是甄宓一手策划的这起叛乱，那么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一起叛乱，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个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读者看了会觉得曹植可真是糊涂蛋。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曹丕故意让弟弟喝醉，以错过出征。这次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动的那一次叛乱。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毁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苦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甄宓的失宠以及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获得太子位，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一年真是个奇妙的年份，几乎所有的演员在这一年纷纷登上舞台热身，然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开始了正式的演出。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天分。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时时有所献纳”给曹丕的计策。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的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郭女王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让曹丕赢得了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个疑点尚待澄清。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自己夫君的另一位姬妾。
这便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叡，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叡只是一个小童。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叡，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去看一看曹叡的来历。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像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我错了，曹叡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
曹叡死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叡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及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遂为迎取。”
《世说新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
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叡也在这一年出生。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叡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板上钉钉。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
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叡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像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唯一健康活着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
曹操对曹叡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吾基于尔三世矣）
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
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曹志。如果曹操知道了曹叡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
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叡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包括名义上的曹叡），除了曹叡以外，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剩下个个体质孱弱不堪，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而曹霖和曹叡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在夺嫡的斗争中，曹叡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魏略》载：“文帝……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丕知道曹叡不是自己的种儿，所以才百般拖延，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曹丕先撒手人寰。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对曹霖念念不忘，最后选无可选，才勉强让曹叡上位。
史书将其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了，曹丕只是不愿被鸠占鹊巢。
回到最初的话题来。在建安九年，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吧。
无论怎么样，曹叡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是她的生命。
幸运的是，阴错阳差之间，曹叡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叡，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叡。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蛊惑，要求甄宓去实行“绝缨”的时候，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曹叡封爵。只要曹叡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尘埃落定后的建安二十三年，十五岁的曹叡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位列最高。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她知道，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她容光焕发，她意气昂扬，她就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颜色丰盈，更胜从前”。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自随夫人，我当何忧”时，前半句是马屁，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是啊，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叡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叡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地开始进谗言，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她现在是嫉恨甄宓，因为甄宓有个儿子，虽无太子之名，却有太子之实，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除了曹叡之外，唯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
曹丕看到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
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把那一次“绝缨”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绝缨”事件与那一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他也可以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像《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叡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对于曹植为何从侯复升为王，史书里没有没任何交代，谁能想到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这就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像曹彰一样莫名暴卒，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丕在黄初七年去世，他一直到去世前夕才把曹叡立为太子。关于这次立嗣的经过，《魏末传》记下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表面来看，这是一个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故事。但当我们了解到这对“父子”之间发生过什么之后，再来审视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凛凛寒意。
“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这短短的一句话，隐藏着多少锋芒和怨愤。
“陛下已杀其母。”杀谁的母？杀的是鹿母吗？不是，是人母！陛下你已经杀了我的母亲！
“臣不忍杀其子。”不忍杀谁的儿子？不是鹿子，而是人子，是陛下的儿子！
不得不佩服曹叡的睿智，他借着猎鹿所言的这一句隐喻，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陛下你杀了我的母亲，我却不忍杀陛下的儿子——注意，是不忍杀，不是不能杀，也不是不愿杀，是有条件的。
曹叡这一句貌似仁慈的话，彻底让曹丕乱了方寸。他“即放弓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双手过于震惊而无法控弦。
从这句话里，曹丕已经猜到，甄宓在临终前，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秘密和曹叡真正身世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而此时此刻，甄宓的儿子借着猎鹿的话题，朝着自己发起了攻击。
曹丕当然可以杀掉曹叡，扶他真正的儿子曹霖即位，但曹叡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世公之于众。届时且不说蜀汉和东吴会如何嘲笑，单是如何向曹氏宗族解释为什么会把袁家儿子养活这么多年，就足以让曹丕皇位的正统性垮台。曹家适合当皇帝的子嗣还有很多，何必再用这个撒谎精呢。
曹叡同归于尽的姿态，吓住了曹丕。
最终曹丕屈服了。他唯一活下来而且备受宠爱的儿子曹霖年纪尚小，如果曹叡抱定鱼死网破，那么毁灭的不只是曹叡自己，还有曹丕乃至整个魏国。
于是，这一对“父子”就在猎场里交换了彼此的筹码：我给你大魏皇位，而你给我曹氏家族的安全。
我们在史书里可以看到，这一次猎鹿之后，曹叡终于被立为太子。而据《曹氏家系》记载：“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曹）霖异于诸国。”这是曹叡兑现了他对曹丕的承诺，善待他唯一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