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中兴志》)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再造藩邦志》)。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第十四章 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 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柏谷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柏谷集》)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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