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蹄馆之战结束了。
无论这场战役的内情有多复杂，双方损失究竟是多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明军在碧蹄馆战败。这个战败的结论，是建立在双方事前的战略目标及最后两军的进退基础上的。明军战前攻占汉城的战略目标最终没有达成，并退回了临津江一线，所以我们判定明军战败。
在朝鲜战场上，明军和日军本质上都是客军，真正的主军是占据主场的朝鲜军。无论明军和日军表现有多强势，他们都无法避免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战争三要素的天时、地利、人和，从头到尾他们都始终缺乏地利、人和这两点。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也有，譬如日军占领时间长，对地形及城池建设都比明军好，明军虽然有朝鲜军队担任向导和翻译，但日军也有朝奸部队，因此在地利上日军占优。人和上，明军占优，因为有朝鲜政府的支持，不过遗憾的是，这只表现在后勤及战役协助上，具体到在每个战场上，并无多少体现。
碧蹄馆一战，由于身为客军，缺乏必要的情报手段和基础，明军和日军都对方的真实态势和实力两眼一抹黑。而相对明军身为进攻方的远道奔袭，日军作为防守方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手段进行部署，兵力上明军也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战场上明军的三千人对日军三万主力兵团，战败是没太大悬念的结果。
但身为主军的朝鲜军，居然也和明、日两军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语言和人缘都占绝对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却完全无法给明军提供最基本的必要情报，也完全没给明军提供军事上的支援，甚至在明军和日军经过两个时辰激战，力不能支向后撤退的情况下，不掩护不增援，直接转身就跑，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有什么变数，很可能明军大帅和全部部队都会被日军所灭。这种状况，让我简直无法评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日军来说，之前的平壤惨败，使得小西几位军团长必须夸大碧蹄馆之役的成果，以掩盖此前的损失，好让秀吉不对他们进行处罚和追究。而对明军来说，此战则无足轻重，根本不影响任何决策，因此明方无论在记载还是当事人的疏奏上，都没有对此有过多关注，只是将其作为一次普通的遭遇战进行了报告和记录。
但对朝鲜整个国家来说，此一战后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对峙，并开始重启和谈，彻底延缓了朝鲜的复国进程，朝鲜将再多受几年日本人的蹂躏，所以他们把这次战役归结为此后明军战略转变的根源，并认为这是由于李如松被日军打破了胆，所以才一力主张转攻为守，也因此朝鲜人开始浓墨重彩地对这一战大加渲染，直接把李如松定义为此后几年朝鲜继续被日本人践踏的这一结果的罪人。
而以后无数史家对此战的关心，又大多专注于战役的伤亡和胜负上，并为此纠缠不清，以至完全忽略了这一战本身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事实上这一战对明军来说，除非李如松等明军主将大出现规模伤亡，不然这就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一次遭遇战，而已。
明、朝、日三方对这次战役最终评估的分歧，实质上表现出了三方在壬辰战争中根本性的立场分歧。
明军的战略目的，是把日军打出朝鲜，但他们始终是远来客军，兵力十分有限，如这次入朝总兵力才四万八千人，除去联军本部驻军和沿途据点的防守兵力后，真正进入一线战斗序列的最多只有四万，因此在可以避免损失的情况下，一定会避免损失。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占领朝鲜为进攻明朝打好基础，但面对强势的明军，他们心里完全没底，且自己和明军一样，也是远道而来兵力有限，兵员补充和后勤全靠海上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也在努力避免损失。所以日军的心态和和明军差不多，两者无论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比较客观，甚至可以说谨慎。
这三方中，朝鲜李朝的的心态是最不好的。一方面他们自己没实力抵抗和打退日军，完全依赖入朝明军，一方面又时时不忘记去指责明军作战不力，这种矛盾的态度，究其根本，是他们恨不得明天就光复朝鲜全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完全不考虑明军的伤亡和损失，且非常顽固地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把一切问题及错误都完全归结为明方无能。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但当时如此，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写这部书时，不但查阅了当时的三方史料，也查阅了不少当代朝韩学者的论文，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说到壬辰战争中的明军，不管论文主题是什么，最后都会跑偏，都会讲到明军的军纪是怎么怎么差，怎么怎么祸害朝鲜人民，怎么对朝鲜官员无理等等，乃至刻意放大和歪曲明军的战略战术上的一些举措，譬如碧蹄馆之役的作用和性质。这种明面上不太能说什么，但却可以让你感受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意思的那股味道，让我非常不喜。
碧蹄馆之战的胜负，虽然对三方战略没影响，但对李如松和几位明军将领个人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影响不小。
李如松在这一场轻佻的战斗中损失了包括李有升在内的近千名弟兄。这一千人不是普通的明军，他们都是追随李家多年的精兵，大多是他们几位辽东大将的家丁，能征惯战，是辽东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样的损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因此李如松才会伤心欲绝，才会战后整整一夜都对着李有升的女婿痛哭。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疲惫的明军徐徐退出惠荫岭山区，回到出发地坡州。一到坡州，李如松立刻宣布，明军主力将在坡州修整数日，然后回师开城驻屯。
这个决定让朝鲜人大吃一惊。在坡州修整这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返回开城呢？开城以东是临津江，不利于大部队泅渡，把主力放在开城，明摆着是一副不打算进击的姿态。
在李如松进击碧蹄馆的同时，朝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金命元、柳成龙等军、政大臣齐聚坡州附近，摩拳擦掌打算配合明军大干一场。后方的朝鲜国王李昖甚至派人去给李如松立好了生祠，一俟汉城光复，就开张营业。
现在明军突然宣布要退守开城，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把朝鲜人的踌躇满志打得烟消云散。
柳成龙、金命元、李德馨等朝鲜大臣得知噩耗，全都急忙赶到了坡州，要当面问李如松个明白。谁知道李如松根本不承认有战败退兵这回事，他对这些大臣的解释是：“我不是退兵，是暂时后退。坡州这地方没粮没草，后头还背靠临津江，不利于防守，再说我军的步兵主力与火炮都还没运来呢。我回开城等他们去。”
柳成龙等人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什么叫不利于防守，我们是希望李提督您进攻进攻再进攻啊！
朝鲜为了配合李如松的攻势，调集了大批官军、义军和民夫朝着汉城前线汇聚，倘若明军一撤，这些人也得赶紧撤回来。不过这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眼看就打到汉城了，这个时候明军一撤，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进攻了，朝鲜光复全国更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去，这才是柳成龙他们急眼的根本原因。
李如松一看朝鲜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突然咄咄逼人，于是随手甩出一份兵部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有二十万，我军只有四万疲惫之师，这仗没法打。然后他又指指自己胸口，说我旧伤复发，打算修养一下。
柳成龙拿手指头点着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才一万人，怎么可能有二十万，提督你是在瞎说！柳成龙一向说话谨慎，对明将都特别恭敬，今天他居然对李如松说出如此尖锐的话，可见是真急了。
李如松有点不耐烦了，冷笑一声：二十万是你们情报是这么写的，至于一万…我们在碧蹄馆碰到的那几万人都是鬼啊（这句是我加的，柳成龙书上没写，不过我认为小李将军必然说了，但被柳成龙故意无视了）？柳成龙哑火了，朝鲜情报不准是一贯问题，他憋了一会只好梗着脖子说我们从来没这么写过。李如松说肯定有！柳成龙说肯定没有！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车轱辘话说个不停，眼看就要吵起来了。
这时候从营帐里冲进一人，进了帐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恳求李如松不要后退。辽东诸将一看，原来是一位老熟人——李薲。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薲这个人的底细十分可疑，有与日军勾结的嫌疑，在平壤城下把祖承训和朝鲜军阴得死去活来。这人又擅长钻营，很会把握时机。现在出来苦苦劝谏李如松，一是会让明军有逆反心理，偏要撤兵，遂了日本人的愿；二是向朝鲜朝廷表了忠心，把自己打扮成不畏强权苦心忠谏的形象，是个大大的忠臣。
祖承训看见仇人，在一旁没露出什么表情，反倒惹恼了他的同僚张世爵。张世爵是辽东军中最坚定的退兵主张者，又是祖承训的好哥们儿，看到这个小子，新仇旧恨加到一起，气便不打一处来。他连句话都说，先冲过去一脚把李薲踹翻在地，嘴里才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这一下子朝鲜人脸上可挂不住了。明军在朝鲜一贯强势，一个宋应昌手底下的主事，就敢把朝鲜的督粮大臣捆起来打——但一个副总兵当着几位大臣的面去踹一位节度使，这实在有点过分了。
李薲躺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十分凄惨可怜。一起来的朝鲜大臣们，登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李如松见状，当下象征性地骂了张世爵几句，然后直接宣布散会，有关部队进退等事宜，择日再议。
柳成龙有些不太甘愿，不过转念一想，能把李提督逼到不再提退兵的事情，也算是一大胜利，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扶起李薲，离开了明军驻地。
散会以后，李如松回到自己大帐，先后叫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是负责翻译的朝鲜通事。李如松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柳大人，我真不是存心退兵。只不过是今年正月我流年不利，犯冲，得避一避太岁。你看，我从马上都摔下来好几回啦。等到下个月一到，我立刻就进攻。”还掏出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让通事带回去给朝鲜大臣们看，让他们放心。
这话倒也没错，李如松自从来朝鲜以后，先后从马上摔下来四回，都快摔成习惯了…
朝鲜通事离开以后，紧接着李如松又召来一个人，杨元。
杨元在碧蹄馆立了大功，自身实力损失也比较小。李如松吩咐他率一部分明军拔营先走。杨元心领神会，连夜开拔。
过了几天，朝鲜大臣们又来纠缠。李如松告诉他们，碧蹄馆一战后，连续一段时间伤病交加，明军的战马损失很大，对于辽东军人来说，战马如同兄弟一般，所以要搞个祭祀活动。柳成龙他们自然满口答应，只要李如松不走，干什么都行。
李如松把手底下一大半部队都带离坡州营地，找了一片开阔地，装模作样地设下祭台，焚香吊唁。忽然李如松抬起头来看看天，派人跟柳成龙说：“哎呀，天有点阴呐，可能要下雨了。坡州这鬼地方地势低洼，又没房子，恐怕会被淹没，住不得。”
柳成龙等闻讯大惊，再赶过去时已经晚了。明军早已收拾好了营帐，朝着开城退去。柳成龙等人一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通知朝鲜军民也后退，一边去追赶李如松。
二月五日，明军渡过临津江，抵达东坡驿。在这里，李如松留下了査大受、毋承宣两千明军，自己大摇大摆进了开城。他在开城盘桓了半个多月，又留下王必迪等五千步兵，大军撤回了平壤。
在这个时候，杨元已经远远地跑去了大后方。他肩负着李如松的使命，给后方的朝鲜国王以及经略宋应昌解释退兵原因，告诉他们前方具体情形。其实最主要的，是李如松要和宋应昌达成此后步调一致的战略部署，对朝鲜人，他才不在乎呢。
朝鲜国王李昖在二月八日见到了杨元。后者侃侃而谈为何退兵，譬如粮草不继，汉城日军兵力远多于明军等等，把李昖说了个头晕脑涨，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解决不掉。但即使这样，李昖还是担心害怕宋应昌被杨元说服，到时候可就真的大势已去。总之，不管怎么都不能让明军退回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李昖在杨元抵达义州的当天，先派了尹根寿去找宋应昌理论。
尹根寿日夜兼程，总算在二月十日先于杨元抵达凤凰城，见到了宋应昌。宋应昌给尹根寿吃了粒定心丸，承诺说平壤是明军的底线，不会再继续后撤了。他还告诉尹根寿，后续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带了大量火器，大约在二月底就能全部就位。反攻大计，就在眼前！
得了宋应昌的承诺，朝鲜君臣松了一口气，反过来对李如松更加不满。在他们眼里，李如松的名将形象完全坍塌。碧蹄馆之败，把这位提督的胆量全都打没了，像是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整天只想着撤退、撤退和撤退。
于是李如松的平壤大功，也变得可疑起来。朝鲜朝廷里纷纷传言，说李提督攻城全靠南军，抢功全是北军。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李如松这个人一贯只会以众凌寡，打一场胜仗便见好就收，毫无进取之心。
就连李如松找朝鲜国王要马，也成了一条罪过。
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率先冲入城内，坐骑被日军铁炮击中毙命，之后换了匹马继续冲锋，结果却栽进了沟里。战后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帮他找一匹好马。朝鲜朝廷当时正陷入狂喜，二话没说，连滚带爬地挑选了一匹黑骏马送去平壤——不过后来的碧蹄馆，李如松又连摔两跤，这样看来，他换上的那匹朝鲜马也很有点不济。
现在李如松形象破灭，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罪证。有人告诉李昖，说李提督很喜欢那匹马，李昖酸溜溜地回答：“我看这个李如松，人倒是很有气魄，用兵比起古人来可差远了。才打下平壤，就急忙讨要马匹，至于么？李如松自称他的坐骑中弹丸而死，就他那胆小如鼠的德性，我看纯属扯淡。”——他倒忘了当初是谁一力主张给敬爱的李大提督立生祠了。
那么，李如松真的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再与日本人交锋么？
在考察李如松撤退的理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朝鲜人认为该继续进攻的理由。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记录，当李如松要从临津江撤退回开城时，他拦在马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五条不可撤退的理由：一，朝鲜王室陵寝尚在倭寇手里，必须要夺回；二，沦陷区的人民都等着王师光复，贸然撤退，会让他们失望；三，朝鲜国土一寸都不容舍弃；四，朝鲜军队要依靠明军，明军一撤，朝军恐怕会有哗变离散的危险；五，明军后撤，日军便会追尾进攻，到时候连开城、平壤也未必守得住。
这五条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都是些混账话，除了洒狗血、唱高调就是推卸责任，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柳成龙是一代名臣，最注重实务，怎么会写出如此空泛的废话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正经略由，只好说些政治正确的大空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的明军，别说根本不具备保持攻势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能否守住坡州和开城都严重成问题。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宋应昌、袁黄等人玩命地从辽东运粮草过去，前后多达十三万石。可因为朝鲜方面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运输力量，这些战略物资都被滞留在义州、中和、黄州之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明军主力的步伐。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依然义无返顾地一路冲杀快速推进，光复了平壤，并把日军打回到了汉城，将战线稳固在临津江一线。
而大后方的柳成龙等人拼了命搜刮，士子、庶民都被征发去运粮，甚至把休静大师的僧兵都解散了，编入到民夫队中，还是不足敷用。若不是义军首领金千镒占领了江华岛，能够走海路解决一部分补给问题，恐怕前线的明军早就被饿死了。
在碧蹄馆结束之后的二月份，平壤的存粮一共只剩下三千多石，喂马用的黄豆只剩一千多石。开城更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全仗后方运输。换句话说，从开城到临津江两岸防线的明军部队，只能靠每天后方运到的粮草来维持，明军至少曾被结结实实地饿了两天肚子。其实别说临津江了，当时朝鲜人的运输能力连平壤都保证不了，因此如果三万多明军真的进入汉城又没能完整地拿下龙山大仓的话，估计会饿死一大半。
曾经有朝鲜大臣为了投诉明军不作为，给李昖的报告里称开城存粮尚有四万多石。李昖拿着报告直接扔了回去：“你编数字也编得靠谱儿点，别说天将，就连我都他妈不信！”
那么，前线明军的处境，究竟惨到了什么程度呢？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窘迫”，也不说“糟糕”，而是使用了“惨”字。下面，我会尽可能地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来叙述他们的景况。
吏曹判书李元翼曾经去平壤考察过，还没到平壤，他就在顺安附近看到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送下来的明军伤病号，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奄奄一息。这些大明士兵为了朝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竟沦为饿孚，李元翼心中非常惶恐，说这番场景若让天将看到，岂不是要大大地责怪我们。 之前我们说过，李如松知道这个情况后大怒，命人拿着他的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要他们优先保障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不然和他们没完，这才改善了明军伤员的处境。
保障不了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平壤之前的情况，那么平壤又如何呢？李朝工曹正郞徐渻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里更凄惨：我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但见各处驻屯的明军都饿的极瘦，虽然他们已经修养了十几天，但仍旧无法重上战场。许多人就这么倒下死去。因为缺乏吃食，明军不得不杀掉一部分战马来充饥，剩下的战马也都处于粮秣接济不上的窘境，因为平壤周边草木全被日军焚毁，所以明军不得不出城深入附近深山里去寻找野草喂马，所见极为凄恻。
过了平壤再向前，则是前面提到的李恒福的报告，说李如松“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
明经略宋应昌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则道，连日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粮草不继，日军撤退前大肆烧杀，以至在开城连根马草都找不到，使得明军马匹大量倒毙。明军士兵因为没吃的，只能以死马肉充饥，再加睡在冰雪中而“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赢”，同时探知汉城日军不断增兵，但入朝明军目前仅实到三万多，所以李如松连连“请借辽兵，急如救焚。”
此类散碎记载比比皆是，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知人无粮马无草、士兵饿得死去活来、战马病亡过半，明军尤其是主力辽东骑军丧失绝大部分战斗力的状况下，朝鲜人仍旧要求李如松继续向前保持攻势，这我就绝不认为是单纯地缺心眼了。他们的心态，就完完全全地是只要能尽快光复朝鲜，死多少别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不心疼。
在我写到这里之前，至少有两次难以为继，迟迟无法下笔，很长时间里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心绪实在太乱，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说，才能表达清楚心里的感受。
看着一页页史料上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平壤恶战后的景象——冰天雪地中遍地是明军伤兵，大雪和雨水落在他们冰冷的铠甲上，他们没有吃的，奄奄一息地横卧道旁的泥浆水中，靠意志维持着生命。这些远离家乡的大好男儿铁血汉子们，眼中满是挣扎求生的光亮。这一幕是那么的真实，我好象就身处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他们瘦骨嶙峋、伤病饥饿的身躯。
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 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 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