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年底了。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估计郭国安对此书,贡献匪浅。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朝鲜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而史世用本人,也因为“日本研究专家”这个头衔,在丁酉再乱期间被调来朝鲜。他先被分配到邢玠旗下,然后调去了董一元处,董一元大概觉得这人用处不大,就让他陪着茅国器在前线作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史世用跟风浪搏斗的时候,许仪后在朝鲜也没闲着。

当时中日正在和谈,盛传秀吉求贡和谈。许仪后虽然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不了解,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在巨济岛送了一封密信给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徐一贯、谢用梓使团和沈惟敬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一个叫做吴景禧的朝鲜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朝鲜。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 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日军主力开始从朝鲜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大明朝廷认为这是日本让步的迹象,允许日本派去中国的使节内藤如安从汉城向辽东挪动。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骗局,刚刚进展得如火如荼。

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朝鲜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许仪后抵达朝鲜之后,能够把密信送到宋应昌手里;回到日本以后,他居然还有能力把吴景禧弄回朝鲜,制造机会让他逃回李朝。如果没有军中的有力人物帮忙,光靠他一个御用医生,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没有任何史料提及,但我猜这位军中有力人物,就是郭国安。只有这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如此顺畅地把情报乃至活人送进送出。

郭国安这个人,一再进入我们的视线,可每一次都显得模糊不清。他总是站在许仪后、史世用等人背后,默不做声,必须要用大量资料去旁证,才能勉强觉察到他泛起的余光。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不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不知道他的日文名,不知道他在岛津家军队中的地位——他无时无刻都藏身阴影,若隐若现。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仍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仍旧渴望让祖国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才会在释放朝鲜女俘的时候,在信中留下自己的姓名。

现在,他终于慢慢从帷幕后来走出来了。

整个大明听过这个姓名的人极少,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能记住这个姓名并了解其所代表之意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归隐田间的朱均旺,一个是锦衣卫的著名特工史世用。郭国安事先并不知道对面的明军都有什么人,他只是顺手写下姓名,希望能被故国之人记住一二,并未抱有希望让明军认出他是谁。

郭国安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逃亡的朝鲜女人,怎么会如此凑巧地把自己的姓名,交到了整个大明唯二能够认出他的人手里,而那个人恰好又是明军的前锋,恰好前来进攻他所在的日军营寨。这得要多么巧合才行!

《武备志朝鲜考》在写到这一段时,形容史世用听到郭国安名字时的反应用了两个字:“跃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史世用和郭国安这两条线,在经历了四年的分别之后,居然以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方式交汇在一起。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命运可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第二十一章 泗川的必然与偶然

听史世用讲完他去日本见许仪后和郭国安的故事以后,茅国器很是吃了一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能帮忙不?”

“能!他在日本就有报效祖国的心志,这次可以作为咱们的内应。”史世用很有把握地说。(郭国安,华人也, 往与共在日本, 誓自效于本朝, 今在兹, 可以间矣)

“那你赶紧去吧。”

茅国器没说完,史世用蹦蹦达达地就走了。

史书里没有提及这两个人是如何接上头的,,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乃谋调之”。然后两位秘密战线上的老朋友终于接上了头。

郭国安一点没客气,把日军的兵力部署详细地告诉了史世用。史世用这才知道,整条南江防线的最高指挥官,是岛津家大将寺山久兼。

“你能配合明军内应外合,把望津峰搞乱不?”史世用问。只要望津峰一乱,就赢定了。

“能。”

史世用又问:“望津峰是防线核心,守营大将必然是岛津心腹之人,你有把握骗过他吗?”

“我就是守营大将。”

“…”

史世用知道郭国安在岛津军中很吃得开,但他实在没想到,郭国安的地位居然混得如此之高。

那这望津峰离间之计,岂不是让郭国安自己祸害自己?他回去以后,岛津义弘能饶得了他吗?

郭国安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你们甭管了,赶紧来打就是。只要你们一渡江,我就把营里的粮食烧了,到时候军心动摇,可以不战自胜。”

董一元、茅国器听了,泪流满面。从古到今,给别人做内应做的这么贴心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丢了望津峰以后,他这位主帅会不会被责罚,郭国安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把握让岛津义弘不会惩罚他。

九月十九日,明军中路军蓝芳威部开始渡江。寺山久兼看到明军开始,也纠集人马,打算半渡击之。可是当明军渡河渡到一半,在江边围观的明军将领们都欢呼起来。

只看到日军望津峰营寨上空,慢慢飘起来几缕青烟,然后烟气变大,逐渐变成了几条黑烟柱,熊熊的火势肉眼可见。寺山久兼跟他麾下的萨摩兵完全没预料到这种意外状况,阵容开始骚动起来。

明军抓紧时间,一举渡过南江。等他们冲到营寨前,日军已经不战自溃,朝着晋州跑去。蓝芳威尾随敌人追击,斩杀五十余级,连破两座大寨,烧毁营房二千多间。

董一元一见郭国安果然言而有信,大喜过望,挥军猛进,刚刚渡江的数万明军毫不停歇地直扑晋州城下。

晋州城里的日军都慌了神了。南江如此轻易被突破,让他们毫无心理准备,陷入无法防御的窘迫境地。

怎么会无法防御呢?晋州城难道没有城墙?

有,或者说,曾经有。

不要忘了,在数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晋州的城墙曾经被日军火烧脆,被大雨生生泡塌了一段。这一段一直没有被修复。对于攻击方来说,这段城墙是最好的突破口。对守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守军了。

晋州守军见明军来势汹汹,干脆的很,一点抵挡不做,直接弃城而逃。明军顺势收回晋州。

晋州拿下来以后,董一元立刻派遣两支别动队前往东方的永春和西方的昆阳,与此同时,董一元带着主力部队从晋州一路南下,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地近逼泗川,让岛津腾不出手来救援。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二十日当晚,永春被明军打破;二十二日凌晨,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昆阳也被焚毁。这两处的守军惊慌地朝着泗川城里跑去。明军的外围侧翼威胁,被一扫而光。至此岛津苦心经营的外围防御体系,被明军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一战,首功绝对要推郭国安。

《征韩录》里说岛津义弘是为了诱敌深入,这才故意放弃望津、永春和昆阳三寨,这显然是在为尊者讳。因为从其后的战事发展来看,岛津义弘在“诱敌深入”以后没有安排任何后手,只是窝在城里画圈,如果不是运气好捡了一个大漏儿,胜负还真不好说。

董一元扫清了外围势力以后,兵临泗水城下,他观察了一下地形,有点嘬牙花子。

这些小日本儿别的本事没有,修乌龟壳倒真是有一套。

就好像蔚山分为蔚山旧城和岛山倭城一样。泗川也有两个城,一个是朝鲜旧城,还有一座是岛津新修的倭城,地点设在旧城附近的法叱岛上。

法叱岛名字叫岛,其实是个伸入南部海域的半岛,三面环海,一面陆地,有港口可以保持在海上的运输线路。这里的城防不仅有传统的石墙木栅,而且还利用海水挖了一条护城的壕沟,彻底把倭城变成一座岛城。

在泗川城左右,除了永春、昆阳,还有在金海、固城等地驻守着立花宗茂的军团。

在这种密集防守面前,董一元暂时不想强攻,那样损失太大。

就像麻贵围住岛山城以后,暂时不攻,先转头看中路的动静一样;董一元也决定按兵不动,转头往西边看去,打算看看刘綎进攻顺天的进展,再做决定。

于是,明军把泗川倭城团团围住,却没急着攻城。

明军不动,岛津义弘也乐得不动。他知道明军的战斗力,没有跟明军正面交手的打算——他实在不想把岛津家的最后的家底在朝鲜挥霍一空。这时候德永寿昌作为特使已经抵达泗川,向他通报秀吉去世的消息,岛津义弘更不打算打了。

双方就这样陷入了对峙,一对峙就是六天。

在这期间,最着急的不是岛津,而是赶来助阵的郑起龙。

郑起龙算是朝鲜军中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一直保持着一项国内纪录——他是唯一一名指挥明军作战的朝鲜将领。当初李宁战死沙平驿的时候,郑起龙正在附近,他收拢了败退下来的明军,带着他们摆脱日军威胁,逃出生天。后来万历皇帝听说以后,颇为赞赏,下了一道旨意,允许他保留着这一部分明军在麾下,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郑起龙一看明军不动了,很着急,生怕这一次进攻又无疾而终,屡次请战。他是受到万历皇帝夸奖的,董一元不好驳他,有得说敌人固守,我军进攻徒增伤亡,如果敌人有出城的动静,我派将军当先锋。郑起龙听了董一元的允诺,天天在泗川城外溜达,寻找战机。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郑起龙一直等待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岛津家在泗川旧城里,也派驻了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两员将领,加上三百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守住旧城以及旧城附近的东阳仓。当明军云集之后,岛津义弘怕他们又什么闪失,叫他们把东阳仓里的粮食收拾一下,运入泗川倭城。

川上忠实、相良赖丰接到命令,连忙收拾部队,点齐兵马,准备出城。

他们的动静被郑起龙看见了,立刻飞报董一元:“董总兵,敌人要出城啦,咱们快去打啊!”董一元一看,不好反悔,便从诸营里抽调了两千步兵、一千骑兵,让郑起龙带着先去,然后自己又亲自率领四千精锐随后赶到。

这八千多人(还要算上郑起龙所部)黑压压地朝着泗川旧城压过去,杀到城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率先发起攻击的,是明军冲在最前头的一员将领,叫李宁。他冲到城下的时候,后继部队还没跟上。

李宁在夜色里模模糊糊看到,好多日本兵抱着稻子在城外跑来跑去。这些日本兵看到李宁,吓得扔下稻子,转身就往城里跑。

李宁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被日军发现了行踪;喜的是日军果然是打算搬家,必然防御会非常薄弱。他心想索性趁夜色敌人不知虚实,杀进去,一份先登之功稳稳到手。

计议已定,李宁遂带着几名亲随杀入城中。

等到他一进城,才发现自己算错了。城里日军听到示警,纷纷放下辎重,拔刀准备战斗。李宁再想往外跑,后路已经被截断。结果李宁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英勇牺牲。

这里多说一句。壬辰战争里有很多疑问,“李宁的身份之谜”也是其中一个。史料上记载的李宁,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辽东军副总兵李宁,还有一个是大同参将李宁。前者战死居昌,后者参加了西路军的围攻,一直活到战后。

而此时出现在中路军的第三位李宁,也是大同人,职衔也是参将,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战死在泗川。这第三人的事迹,只在《两朝平攘录》里有简短记载,其他史书均未提及。不知道是真的在朝鲜战场上同时出现过三个李宁,还是出于某种误记李宁一死,不仅挫动了先锋锐气,而且惊动了准备撤退的日军。川上、相良两将一看,明军居然先拿泗川旧城开刀,当即也不敢跑了,就地准备守城。

可是这泗川旧城,已经不是那么好守的了。要知道,日军本来是打算偷偷撤退的,粮草辎重都已经搬出一大半在城边,大片大片地摆在东阳仓和泗川城之间。明军这一来,让撤退变夹生了,跑也不是,守也不是。

到了凌晨时分,董一元大军赶到。川上、相良一看敌人的阵势,面色都一片苍白。这时候一员锦袍金铠的小将站出来,说我愿意带人去把明军阻挡一阵,两位将军快撤。

他带齐人马,跨马出城,对着明军的阵势大叫大嚷。嚷到一半,忽然不喊了。

原来明军中军里有一位名叫方时新的副将,看这个日本将实在太聒噪,一箭射去,登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气绝身亡。

这一下子,明军的士气都旺盛起来。董一元一看军心可用,立刻命令开始突击。游击卢得功率领骑兵冲在最前头,把许多来不及准备的日军踏翻在地,泗川城下立刻大乱。城头的日军急忙举枪反击,乱射一通,卢得功因为冲得太前,被冷枪打中,当即阵亡。

但此时明军的优势已经不可动摇,茅国器已经带着浙兵步兵扑上了城墙。川上、相良所部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几下反复,城墙即告失守。其余明军一涌而入,守城战变成了巷道战。巷道战又变成了击溃战。

泗川旧城的日军在明军的逼迫之下兵败如山倒,这些勇猛的萨摩兵彻底丧失了战意,纷纷扔下辎重,朝着他们唯一的希望——泗川倭城跑去。明军自然毫不客气地从后面掩杀追击,杀得倭寇哭爹喊娘,一直追到倭城下才被铁炮射回来。

在乱战中,日军一员叫做伽麻可末余九业的大将被斩杀。这个名字出自于朝方史料,已经很难还原成日文名字,从读音分析,应该是川上家的某一个族人。

他算是最倒霉的了,可两位主帅也好不到哪里去。

相良丰赖身负重伤,几乎死在半路;川上忠实更惨,他爬进城里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事后一清点,居然身中三十六箭,快成刺猬了。

明军驱散了日本人,占领了泗川旧城,取得了一场胜利。不过董一元知道这场胜利无足轻重,因为明军是进攻方,对他们来说泗川旧城是鸡肋,守之无用,弃之可惜。他真正的目标,始终只有泗川倭城一个。

董一元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他下令把旧城和东阳仓里的所有粮草都付之一炬,然后收兵回营。东阳仓里是岛津家多年积蓄下来的粮草,连续燃烧了两天两夜,烟雾才徐徐散去。岛津义弘在城头看过去,心疼的不得了——可就算是难受到了这份儿上,他还是不肯出城与明军作战。

关于这一场战斗,有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明军的作战记录,是说斩敌一百三十余级,而日方的记录则是损失一百五十人,数字差别不大。

可是,明军的参战部队总数,是七千人,算上朝鲜人,八千出头。以八千人追击三百人,居然只干掉了一半,明军的战斗力,是不是太弱了?

可再仔细一想,泗川旧城关系到东阳仓数万石粮草,岛津义弘坐拥万余大军,却只派了三百人去守卫粮仓重地,未免太过儿戏了。

三百守军这个数字,出自于《征韩录》,同样是这本书,还提及到了另外一个数字,即寺山兼久在望津峰南江防线的兵力,总数是两百人。

要知道,明、朝史料里都提及,日军在看到明军渡江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撤退,是堵截。寺山兼久不是军神,他如果麾下只有两百人的话,怎么可能会试图对抗明军近四万人的渡江?

再回想一下《征韩录》里对岛津放弃望津、昆阳、永春三营的解释,我们便会释然了。

《征韩录》一直在拼命为岛津义弘在初期的不利找借口,它为了证明岛津义弘不是战败而是诱敌深入,必须要把日军在泗川外围部署的兵力数写的很小——你既然要诱敌深入,当然不会设置重兵在外头。

《征韩录》里的数字,可信度非常之低,为了政治服务可以信口胡言。比如他们会说泗川之战明军总伤亡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有零有整,都快接近中路明军的总数。

这些伤亡数字都可以胡吹,为了证明岛津义弘的英明,修改一下防守兵力的数字,根本不算什么。于是就有了“望津两百人”、“泗川旧城三百人”这种奇特的数字。

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明军在突破南江的时候,焚烧了日军营盘里的倭房两千余间。如果日军守兵只有两百的话,平均一个人要住十间房,实在荒谬。

也许有人要说,日军是故意设置很多空营,来迷惑明军也说不定。

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战例。可是不要忘记,岛津义弘如果要搞诱敌深入,应该是让明军感觉日军越弱小越好,而不是虚张声势。设置出这么多空倭房来,根本毫无必要。

而在泗川旧城下的这场战斗,明方史料《两朝平攘录》亦有与《征韩录》相矛盾的地方,明确记载“数千倭仓皇出战”。

两者谁更可信,想想就能明白。面对区区三百名倭寇,董一元绝不可能置倭城大军于不顾,派八千人去围攻。

而实际情况是,董一元确实动员了八千人赶到泗川旧城,那么原因只有一个:此处的敌人数量很多,必须要有八千人,才能确保胜利。

因此,我认为临津与泗川旧城两处的守军,都在数千人以上,前者大概是一千五到两千人,后者大约两到两千人到两千五百人。

《征韩录》在这里,玩的是一个数字花样,只记录了寺山兼久、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三个人的直属兵力——他们三个人的领地石数确实不高,带来朝鲜的兵力大概也就数百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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