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的年底了。
九死一生的史世用回到国内以后，振作精神，把搜集来的日本情报汇篡成《倭情备览》一书。这本书是大明第一次主动派员前往日本搜集的专业书籍，里面论及日本情势，相当精辟，还附带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件，比起许仪后报告更加专业——估计郭国安对此书，贡献匪浅。
此书甫一刊行，即被视为对日研究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大明御史还是朝鲜国王，对此都赞叹不已。言官上书要引用，兵部决策要参考，甚至杨镐给秀吉写信预言日本国内形势，都是拿着这本书现学现卖。
而史世用本人，也因为“日本研究专家”这个头衔，在丁酉再乱期间被调来朝鲜。他先被分配到邢玠旗下，然后调去了董一元处，董一元大概觉得这人用处不大，就让他陪着茅国器在前线作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史世用跟风浪搏斗的时候，许仪后在朝鲜也没闲着。
当时中日正在和谈，盛传秀吉求贡和谈。许仪后虽然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骗局不了解，但他了解秀吉，知道秀吉绝不可能放弃战争。他在巨济岛送了一封密信给宋应昌，里面直截了当地说：“关白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狭大明”一句就道破了实情。
宋应昌接到许仪后的密信以后，很是赞叹，称赞他“具仰妙算”，恰好这时候徐一贯、谢用梓使团和沈惟敬打算前往名护屋，宋应昌特意安排使团里一个姓郑的官员，让他到日本后设法联系到许仪后。
可惜这个使团出使很不成功，没几天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位姓郑的官员没时间去找。
没时间去找，不要紧，我会主动说。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一个叫做吴景禧的朝鲜人找到全罗道防御使李时言，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吴景禧自称是万历二十一年被俘去日本的奴隶，他在萨摩碰到一个中国人，叫许仪后。在他的安排下吴景禧被送回朝鲜。吴景禧说许仪后让我给大明带一句话：“众贼候天使信来， 当于八月中尽欲回还等因。”
那么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秀吉老年得子秀赖，欣喜若狂，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日军主力开始从朝鲜按部就班地渡海回国。大明朝廷认为这是日本让步的迹象，允许日本派去中国的使节内藤如安从汉城向辽东挪动。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骗局，刚刚进展得如火如荼。
由此可见，许仪后的洞察力十分惊人，他敏锐地预见到秀吉得子与日军撤退之间的必然联系，特意安排了朝鲜俘虏回国，希望大明能够提前对日军这一动向有所准备。
虽然他传递的这份情报送到大明时，已经过时了，但许仪后这无时无刻不强烈跃动着的爱国之心，实在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许仪后抵达朝鲜之后，能够把密信送到宋应昌手里；回到日本以后，他居然还有能力把吴景禧弄回朝鲜，制造机会让他逃回李朝。如果没有军中的有力人物帮忙，光靠他一个御用医生，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没有任何史料提及，但我猜这位军中有力人物，就是郭国安。只有这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如此顺畅地把情报乃至活人送进送出。
郭国安这个人，一再进入我们的视线，可每一次都显得模糊不清。他总是站在许仪后、史世用等人背后，默不做声，必须要用大量资料去旁证，才能勉强觉察到他泛起的余光。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不知道他的相貌性格，不知道他的日文名，不知道他在岛津家军队中的地位——他无时无刻都藏身阴影，若隐若现。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仍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仍旧渴望让祖国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才会在释放朝鲜女俘的时候，在信中留下自己的姓名。
现在，他终于慢慢从帷幕后来走出来了。
整个大明听过这个姓名的人极少，不会超过两位数，而能记住这个姓名并了解其所代表之意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归隐田间的朱均旺，一个是锦衣卫的著名特工史世用。郭国安事先并不知道对面的明军都有什么人，他只是顺手写下姓名，希望能被故国之人记住一二，并未抱有希望让明军认出他是谁。
郭国安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逃亡的朝鲜女人，怎么会如此凑巧地把自己的姓名，交到了整个大明唯二能够认出他的人手里，而那个人恰好又是明军的前锋，恰好前来进攻他所在的日军营寨。这得要多么巧合才行！
《武备志朝鲜考》在写到这一段时，形容史世用听到郭国安名字时的反应用了两个字：“跃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史世用和郭国安这两条线，在经历了四年的分别之后，居然以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方式交汇在一起。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命运可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第二十一章 泗川的必然与偶然
听史世用讲完他去日本见许仪后和郭国安的故事以后，茅国器很是吃了一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能帮忙不？”
“能！他在日本就有报效祖国的心志，这次可以作为咱们的内应。”史世用很有把握地说。（郭国安，华人也， 往与共在日本， 誓自效于本朝， 今在兹， 可以间矣）
“那你赶紧去吧。”
茅国器没说完，史世用蹦蹦达达地就走了。
史书里没有提及这两个人是如何接上头的，，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乃谋调之”。然后两位秘密战线上的老朋友终于接上了头。
郭国安一点没客气，把日军的兵力部署详细地告诉了史世用。史世用这才知道，整条南江防线的最高指挥官，是岛津家大将寺山久兼。
“你能配合明军内应外合，把望津峰搞乱不？”史世用问。只要望津峰一乱，就赢定了。
“能。”
史世用又问：“望津峰是防线核心，守营大将必然是岛津心腹之人，你有把握骗过他吗？”
“我就是守营大将。”
“…”
史世用知道郭国安在岛津军中很吃得开，但他实在没想到，郭国安的地位居然混得如此之高。
那这望津峰离间之计，岂不是让郭国安自己祸害自己？他回去以后，岛津义弘能饶得了他吗？
郭国安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你们甭管了，赶紧来打就是。只要你们一渡江，我就把营里的粮食烧了，到时候军心动摇，可以不战自胜。”
董一元、茅国器听了，泪流满面。从古到今，给别人做内应做的这么贴心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丢了望津峰以后，他这位主帅会不会被责罚，郭国安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把握让岛津义弘不会惩罚他。
九月十九日，明军中路军蓝芳威部开始渡江。寺山久兼看到明军开始，也纠集人马，打算半渡击之。可是当明军渡河渡到一半，在江边围观的明军将领们都欢呼起来。
只看到日军望津峰营寨上空，慢慢飘起来几缕青烟，然后烟气变大，逐渐变成了几条黑烟柱，熊熊的火势肉眼可见。寺山久兼跟他麾下的萨摩兵完全没预料到这种意外状况，阵容开始骚动起来。
明军抓紧时间，一举渡过南江。等他们冲到营寨前，日军已经不战自溃，朝着晋州跑去。蓝芳威尾随敌人追击，斩杀五十余级，连破两座大寨，烧毁营房二千多间。
董一元一见郭国安果然言而有信，大喜过望，挥军猛进，刚刚渡江的数万明军毫不停歇地直扑晋州城下。
晋州城里的日军都慌了神了。南江如此轻易被突破，让他们毫无心理准备，陷入无法防御的窘迫境地。
怎么会无法防御呢？晋州城难道没有城墙？
有，或者说，曾经有。
不要忘了，在数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晋州的城墙曾经被日军火烧脆，被大雨生生泡塌了一段。这一段一直没有被修复。对于攻击方来说，这段城墙是最好的突破口。对守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守军了。
晋州守军见明军来势汹汹，干脆的很，一点抵挡不做，直接弃城而逃。明军顺势收回晋州。
晋州拿下来以后，董一元立刻派遣两支别动队前往东方的永春和西方的昆阳，与此同时，董一元带着主力部队从晋州一路南下，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地近逼泗川，让岛津腾不出手来救援。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二十日当晚，永春被明军打破；二十二日凌晨，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昆阳也被焚毁。这两处的守军惊慌地朝着泗川城里跑去。明军的外围侧翼威胁，被一扫而光。至此岛津苦心经营的外围防御体系，被明军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一战，首功绝对要推郭国安。
《征韩录》里说岛津义弘是为了诱敌深入，这才故意放弃望津、永春和昆阳三寨，这显然是在为尊者讳。因为从其后的战事发展来看，岛津义弘在“诱敌深入”以后没有安排任何后手，只是窝在城里画圈，如果不是运气好捡了一个大漏儿，胜负还真不好说。
董一元扫清了外围势力以后，兵临泗水城下，他观察了一下地形，有点嘬牙花子。
这些小日本儿别的本事没有，修乌龟壳倒真是有一套。
就好像蔚山分为蔚山旧城和岛山倭城一样。泗川也有两个城，一个是朝鲜旧城，还有一座是岛津新修的倭城，地点设在旧城附近的法叱岛上。
法叱岛名字叫岛，其实是个伸入南部海域的半岛，三面环海，一面陆地，有港口可以保持在海上的运输线路。这里的城防不仅有传统的石墙木栅，而且还利用海水挖了一条护城的壕沟，彻底把倭城变成一座岛城。
在泗川城左右，除了永春、昆阳，还有在金海、固城等地驻守着立花宗茂的军团。
在这种密集防守面前，董一元暂时不想强攻，那样损失太大。
就像麻贵围住岛山城以后，暂时不攻，先转头看中路的动静一样；董一元也决定按兵不动，转头往西边看去，打算看看刘綎进攻顺天的进展，再做决定。
于是，明军把泗川倭城团团围住，却没急着攻城。
明军不动，岛津义弘也乐得不动。他知道明军的战斗力，没有跟明军正面交手的打算——他实在不想把岛津家的最后的家底在朝鲜挥霍一空。这时候德永寿昌作为特使已经抵达泗川，向他通报秀吉去世的消息，岛津义弘更不打算打了。
双方就这样陷入了对峙，一对峙就是六天。
在这期间，最着急的不是岛津，而是赶来助阵的郑起龙。
郑起龙算是朝鲜军中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一直保持着一项国内纪录——他是唯一一名指挥明军作战的朝鲜将领。当初李宁战死沙平驿的时候，郑起龙正在附近，他收拢了败退下来的明军，带着他们摆脱日军威胁，逃出生天。后来万历皇帝听说以后，颇为赞赏，下了一道旨意，允许他保留着这一部分明军在麾下，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郑起龙一看明军不动了，很着急，生怕这一次进攻又无疾而终，屡次请战。他是受到万历皇帝夸奖的，董一元不好驳他，有得说敌人固守，我军进攻徒增伤亡，如果敌人有出城的动静，我派将军当先锋。郑起龙听了董一元的允诺，天天在泗川城外溜达，寻找战机。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郑起龙一直等待的机会出现了。
当时岛津家在泗川旧城里，也派驻了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两员将领，加上三百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守住旧城以及旧城附近的东阳仓。当明军云集之后，岛津义弘怕他们又什么闪失，叫他们把东阳仓里的粮食收拾一下，运入泗川倭城。
川上忠实、相良赖丰接到命令，连忙收拾部队，点齐兵马，准备出城。
他们的动静被郑起龙看见了，立刻飞报董一元：“董总兵，敌人要出城啦，咱们快去打啊！”董一元一看，不好反悔，便从诸营里抽调了两千步兵、一千骑兵，让郑起龙带着先去，然后自己又亲自率领四千精锐随后赶到。
这八千多人（还要算上郑起龙所部）黑压压地朝着泗川旧城压过去，杀到城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率先发起攻击的，是明军冲在最前头的一员将领，叫李宁。他冲到城下的时候，后继部队还没跟上。
李宁在夜色里模模糊糊看到，好多日本兵抱着稻子在城外跑来跑去。这些日本兵看到李宁，吓得扔下稻子，转身就往城里跑。
李宁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被日军发现了行踪；喜的是日军果然是打算搬家，必然防御会非常薄弱。他心想索性趁夜色敌人不知虚实，杀进去，一份先登之功稳稳到手。
计议已定，李宁遂带着几名亲随杀入城中。
等到他一进城，才发现自己算错了。城里日军听到示警，纷纷放下辎重，拔刀准备战斗。李宁再想往外跑，后路已经被截断。结果李宁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英勇牺牲。
这里多说一句。壬辰战争里有很多疑问，“李宁的身份之谜”也是其中一个。史料上记载的李宁，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辽东军副总兵李宁，还有一个是大同参将李宁。前者战死居昌，后者参加了西路军的围攻，一直活到战后。
而此时出现在中路军的第三位李宁，也是大同人，职衔也是参将，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战死在泗川。这第三人的事迹，只在《两朝平攘录》里有简短记载，其他史书均未提及。不知道是真的在朝鲜战场上同时出现过三个李宁，还是出于某种误记李宁一死，不仅挫动了先锋锐气，而且惊动了准备撤退的日军。川上、相良两将一看，明军居然先拿泗川旧城开刀，当即也不敢跑了，就地准备守城。
可是这泗川旧城，已经不是那么好守的了。要知道，日军本来是打算偷偷撤退的，粮草辎重都已经搬出一大半在城边，大片大片地摆在东阳仓和泗川城之间。明军这一来，让撤退变夹生了，跑也不是，守也不是。
到了凌晨时分，董一元大军赶到。川上、相良一看敌人的阵势，面色都一片苍白。这时候一员锦袍金铠的小将站出来，说我愿意带人去把明军阻挡一阵，两位将军快撤。
他带齐人马，跨马出城，对着明军的阵势大叫大嚷。嚷到一半，忽然不喊了。
原来明军中军里有一位名叫方时新的副将，看这个日本将实在太聒噪，一箭射去，登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气绝身亡。
这一下子，明军的士气都旺盛起来。董一元一看军心可用，立刻命令开始突击。游击卢得功率领骑兵冲在最前头，把许多来不及准备的日军踏翻在地，泗川城下立刻大乱。城头的日军急忙举枪反击，乱射一通，卢得功因为冲得太前，被冷枪打中，当即阵亡。
但此时明军的优势已经不可动摇，茅国器已经带着浙兵步兵扑上了城墙。川上、相良所部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几下反复，城墙即告失守。其余明军一涌而入，守城战变成了巷道战。巷道战又变成了击溃战。
泗川旧城的日军在明军的逼迫之下兵败如山倒，这些勇猛的萨摩兵彻底丧失了战意，纷纷扔下辎重，朝着他们唯一的希望——泗川倭城跑去。明军自然毫不客气地从后面掩杀追击，杀得倭寇哭爹喊娘，一直追到倭城下才被铁炮射回来。
在乱战中，日军一员叫做伽麻可末余九业的大将被斩杀。这个名字出自于朝方史料，已经很难还原成日文名字，从读音分析，应该是川上家的某一个族人。
他算是最倒霉的了，可两位主帅也好不到哪里去。
相良丰赖身负重伤，几乎死在半路；川上忠实更惨，他爬进城里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事后一清点，居然身中三十六箭，快成刺猬了。
明军驱散了日本人，占领了泗川旧城，取得了一场胜利。不过董一元知道这场胜利无足轻重，因为明军是进攻方，对他们来说泗川旧城是鸡肋，守之无用，弃之可惜。他真正的目标，始终只有泗川倭城一个。
董一元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他下令把旧城和东阳仓里的所有粮草都付之一炬，然后收兵回营。东阳仓里是岛津家多年积蓄下来的粮草，连续燃烧了两天两夜，烟雾才徐徐散去。岛津义弘在城头看过去，心疼的不得了——可就算是难受到了这份儿上，他还是不肯出城与明军作战。
关于这一场战斗，有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明军的作战记录，是说斩敌一百三十余级，而日方的记录则是损失一百五十人，数字差别不大。
可是，明军的参战部队总数，是七千人，算上朝鲜人，八千出头。以八千人追击三百人，居然只干掉了一半，明军的战斗力，是不是太弱了？
可再仔细一想，泗川旧城关系到东阳仓数万石粮草，岛津义弘坐拥万余大军，却只派了三百人去守卫粮仓重地，未免太过儿戏了。
三百守军这个数字，出自于《征韩录》，同样是这本书，还提及到了另外一个数字，即寺山兼久在望津峰南江防线的兵力，总数是两百人。
要知道，明、朝史料里都提及，日军在看到明军渡江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撤退，是堵截。寺山兼久不是军神，他如果麾下只有两百人的话，怎么可能会试图对抗明军近四万人的渡江？
再回想一下《征韩录》里对岛津放弃望津、昆阳、永春三营的解释，我们便会释然了。
《征韩录》一直在拼命为岛津义弘在初期的不利找借口，它为了证明岛津义弘不是战败而是诱敌深入，必须要把日军在泗川外围部署的兵力数写的很小——你既然要诱敌深入，当然不会设置重兵在外头。
《征韩录》里的数字，可信度非常之低，为了政治服务可以信口胡言。比如他们会说泗川之战明军总伤亡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有零有整，都快接近中路明军的总数。
这些伤亡数字都可以胡吹，为了证明岛津义弘的英明，修改一下防守兵力的数字，根本不算什么。于是就有了“望津两百人”、“泗川旧城三百人”这种奇特的数字。
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明军在突破南江的时候，焚烧了日军营盘里的倭房两千余间。如果日军守兵只有两百的话，平均一个人要住十间房，实在荒谬。
也许有人要说，日军是故意设置很多空营，来迷惑明军也说不定。
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战例。可是不要忘记，岛津义弘如果要搞诱敌深入，应该是让明军感觉日军越弱小越好，而不是虚张声势。设置出这么多空倭房来，根本毫无必要。
而在泗川旧城下的这场战斗，明方史料《两朝平攘录》亦有与《征韩录》相矛盾的地方，明确记载“数千倭仓皇出战”。
两者谁更可信，想想就能明白。面对区区三百名倭寇，董一元绝不可能置倭城大军于不顾，派八千人去围攻。
而实际情况是，董一元确实动员了八千人赶到泗川旧城，那么原因只有一个：此处的敌人数量很多，必须要有八千人，才能确保胜利。
因此，我认为临津与泗川旧城两处的守军，都在数千人以上，前者大概是一千五到两千人，后者大约两到两千人到两千五百人。
《征韩录》在这里，玩的是一个数字花样，只记录了寺山兼久、川上忠实、相良丰赖三个人的直属兵力——他们三个人的领地石数确实不高，带来朝鲜的兵力大概也就数百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