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株柿树栽下以后，整个前院便生动起来。走出屋门，一眼便瞅见高出院墙沐着冬日阳光的树干和树枝，我的心里便有了动感。新芽冒出来，树叶日渐长大了，金黄色的柿花开放了，从小草帽一样的花萼里托出一枚枚小青果，直到缀满枝丫的红灯笼一样的火晶柿子在墙头上显耀……期待和祈祷的心境伴我进入漫长的冬天。
20世纪50年代初我读小学时，后屋和厦房之间窄窄的过道里有一株火晶柿树，若小碗口粗，每年都有一树红亮亮的柿子撑在厦房房瓦上空。我于大人不在家时，便用竹竿偷偷打下两三个来，已经变成橙黄的柿子仍然涩涩的，涩味里却有不易舍弃的甜香。母亲总是会发现我的行为，总是一次又一次斥责，你就等不到摘下搁软了熟了吗？直到某一年，我放学回家，突然发现院里的光线有点异样，抬头一看，罩在过道上空的柿树的伞盖没有了，院子里一下子豁亮了。柿树被齐根锯断了，断茬上敷着一层细土。从断茬处渗出的树汁浸湿了那一层细土，像树的泪，也似树的血。我气呼呼问母亲。母亲也阴郁着脸，告诉我，是一位神汉告诫的。那几年我家灾祸连连，我的一个小妹夭折了，一个小弟也在长到四五岁时夭亡了，又死了一头牛。父亲便请来一位神汉，从前院到后院观察审视一番，最终瞅住过道里的柿树说：把这树去掉。父亲读过许多演义类小说，于这类事比较敏感，不用神汉阐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即“事”。父亲便以一种泰然的口吻对我说，柿树栽在家院里，容易生“事”惹“事”，去掉柿树，也就不会出“事”了。我的心里便怯怯的了，看那锯断的柿树茬子，竟感到了一股鬼气妖氛的恐惧。
没有什么人现在还相信神汉巫师装神弄鬼的事了，起码在“柿”与“事”的咒符是如此。因为我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的院里门外都有一株或几株柿树。人在灾变连连打击下便联想到神的惩罚和鬼的作祟，这种心理趋势由来已久，也并非只是科学滞后的中国乡村人独有，许多民族，包括科学已很发达的民族也颇类同，神与鬼是人性软弱的不可避免地存在。我在前院栽下这棵柿树，早已驱除了“柿”与“事”的文字游戏式的咒语，而要欣赏红柿出墙的景致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风日渐一日温暖起来。我栽的柿树迟迟不肯发芽。
直到春末夏初，枝梢上终于努出绿芽来，我兴奋不已，证明它活着。只要活着就是成功，就有希望。大约两月之后，进入伏天，我终于发觉不妙，那仅仅长到三四寸长的幼芽开始萎缩。无论我怎样浇水，疏松土壤，还是无可挽回地枯死了。
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我喜欢栽树，不敢说百分之百成活，这样的情况确实极少发生。这株火晶柿子树是我尤为用心栽植的一棵树，它却死了。我久久找不出死亡的原因，树根并无大伤害，树的阴阳面也按原来的方向定位，水也及时适度浇过，怎么竟死了呢。问过内侄儿，他淡淡地说，柿树是很难移栽的，成活率极低。我原是知道这个常识的，却自信土命的我会栽活它。我犯了急功近利轻易求取成功的毛病，急于看到一棵成景的柿树。于是便只好回归到最老实之点，先栽软枣苗子，然后嫁接火晶柿子。
一种被当地人称作软枣的苗子，是各种柿树嫁接的唯一的砧木。软枣生长十分泼势，随便甚至可以说马马虎虎栽下就活了。我便在小院的西北角栽下一株软枣，一年便长到齐墙的高度。第二年夏初，请来一位嫁接果树的巧手用俗称热粘皮的芽接法一次成功，当年冒出的正儿八经的火晶柿子的新枝，同样蹿起一人高。叶子大得超过我的巴掌，新出的绿色的干儿竟有食指粗，那蓬勃的劲头真正让我时时感知初生生命的活力。为了防止暴风折断它的尚为绿色的嫩干，我为它立了一根木竿，绑扶在一起，一旦这嫩干变成褐黑色，显示它已完全木质化了，就尽可放心了。我于兴奋鼓舞里独自兴叹，看来栽成树走捷径还是不行的。这个火晶柿子树的起根发苗的全过程完成了，我也就留下了一棵树的生命的完整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这株火晶柿树后来就没有故事了。没有虫害病菌侵害，在院里也避免了牛马猪羊的骚扰，对水呀肥呀也不讲究，呼呼啦啦就长起来了，分枝分杈了，长过墙头了，形成一株青春活力的柿树了。这年冬天到来时，我离开久居的祖屋老院迁进城里去，一年难得回来几次。有一年回来正遇着它开花，四方卷沿的米黄色小花令人心动，我忍不住摘下两朵在嘴里嚼着咽下，一股带涩的甜味儿，竟然回味起背着父母用竹竿偷打下来的生柿子的感觉。
今年春节一过，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归老家，争取获得一个安静吃草安静回嚼的环境。我的屋檐上时有一对追逐着求偶的“咕咕咕”叫着的斑鸠。小院里的树枝和花丛中常常栖息着一群或一对色彩各异的鸟儿。隔墙能听到乡友们议论天气和庄稼施肥浇水的农声。也有小牛或羊羔窜进我忘了关闭的大门。看着一个个忙着农事、忙着赶集售物的男人女人毫不注意修饰的衣着，我常常想起那些高级宾馆车水马龙衣冠楚楚口红眼影的景象。这是乡村。那是城市。大家都忙着。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明天。
我的柿树已经碗口粗了。我今年才看到了它出芽、开花、坐果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过程。十月初，柿子日渐一日变得黄亮了，从浓密的柿树叶子里显现出来，在我的墙头上方，造成一幅美丽的风景。我此时去了一趟滇西，回来时，妻子已经让人摘卸了柿子。
装在纸箱里的火晶柿子开始软化。眼见得由橙黄日渐一日转变为红亮。有朋自城里来，我便用竹篮盛上，忍不住说明：这是自家树上的产物。多路客人无论长幼无论男女无不惊叹这火晶柿子的醇香，更兼着一种自家种植收获的乡韵。看着客人吃得快活，我就想起一件有关火晶柿子的逸事。某年到一个笔会，与一位作家朋友聊天，他说某年到陕西参观兵马俑的路上品尝了火晶柿子，尤感甘美，临走时又特意买了一小篮，带回去给尚未尝过此物的南方籍的夫人。这种软化熟透的火晶柿子稍碰即破，当地农民用剥去了粗皮的柳条编织的小篮儿装着，一层一层倒是避免了挤压。他一路汽车火车，此物不能装箱，就那么拎着进了家门，便满怀爱心献给了亲爱的夫人。揭开柳条小篮，取出上边一层红亮亮的柿子，情况顿觉不妙，下边两层却变成了石头。可以想象他的懊丧和生气之状了。事过多年和我相遇聊起此事，仍然火气难抑，末了竟冲我说，人说你们陕西人老实，怎么这样恶劣作假？几个柿子倒不值多少钱，关键是让我几千里路拎着它，却拎回去一篮子石头，你说气人不气人？这在谁也会是懊丧气恼的，然而我却调侃道，假导弹假飞船没准儿都弄出来了，陕西农民给柿篮子里塞几块石头，在中国蓬蓬勃勃的造假行业里，只能算是启蒙生或初级水平，你应该为我的乡党的开化而庆祝。朋友也就笑了。我随之自我调侃，你知道我们陕西人总结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吗？不急不躁，不跑不跳，不吵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所谓关中人的“十不”特性。所以说，一个兵马俑式的农民用当地称作料僵石（此石特轻）的石头冒充火晶柿子，把诸如我所钦敬的大城市里的名作家哄了骗了涮了一回，多掏了他几枚铜子，真应该庆祝他们脑瓜里开始安上了一根转轴儿，灵动起来了。
玩笑说过也就风吹雨打散了。我却总想着那些往柳条编的小篮里塞进冒充火晶柿子的石头的农民乡党，会是怎样一种小小的得意……
三九的雨
这是我村与邻村之间一片不大的空旷的台地。只有一畛地宽的平台南头开始起坡，就是白鹿原北坡根的基础了。平台往北下一道浅浅的坡塄，就是灞河河滩了。我脚下踏着的平台上的这条沙石大路，穿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通往西安。
天明时雨止歇了。天阴沉着，云并不浓厚，淡灰的颜色，估计一时半刻挤拧不出雨水来。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山坡上的麦子绿莹莹的，河川里的麦子也是莹莹的绿色。原坡上沟坎里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有一种湿润的柔软。河川北岸是骊山的南麓，清晰可辨一株树一道坡一条沟，直至山岭重叠的极处。四野宁静到令人耳朵自生出纤细的音响来。
前日落了雨，小雨，通常是开春三月才有的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腊月初二（2002年1月14日）下起，断断续续稀稀拉拉下到今天天明，让整个村子里的男女惊诧不已，该当滴水成冰冻破砖头的“三九”时月，居然是小雨缠绵。太过反常的天气给农人心里一种不祥的妖孽氛征。这是我半生里仅见的一次“三九”的雨，以及不仅不冻反而松软如酥的土地。
我脚下这条颇为宽绰的沙石大路是1977年冬天动工拓宽的。与这条大路同时开工的是灞河河堤水利工程，由我任副总指挥具体实施的。那时，我完成这项家乡的水利工程的心态，与我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时的心境基本类同，就是尽力做成一件事。
我第一次背着馍口袋从这条路走出村子走进西安的中学时，这条路大约也就一步宽，架子车是无法通行的。我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时的心情是雀跃而又高涨的，然而也是完全模糊的。我只是想念书，想上城里的中学去念书，念书干什么等抱负之类的事，完全没有想。我再三追寻记忆，充其量只会有当个工人之类的宏愿，而且这主要是父母供儿女上学的原始动机。在乡村人的眼睛里，挣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在初中二年级却喜欢文学了，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通常情况下，爱好文学是被视为浪漫而又富于诗意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穿粗布衣服吃开水泡馍的人身上呢？许多年后我把自己的这种现象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文学的兴趣由此而发端。书香门第以及会讲故事会唱歌谣的奶奶们的熏陶，只能对具备文字敏感的神经的儿孙起反应起作用，反之讲了也是白讲唱了也是白唱。
背着馍口袋出村夹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十六岁那年遇到过狼。天微明时，我已走到距村子五华里的一条深沟的顶头，做伴壮胆的父亲突然叫了一声“狼”！就在身旁不过二十步远的齐摆着谷穗的地边上，有一只狼。稍远一点，还有一只。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尽管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吓人的动物。不是我胆大，而是身旁跟着父亲。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力量和父亲的含义，就是面对两只成年狼的时候，竟然没有产生恐惧。我成了一个父亲的时候，又在这条几经拓宽的乡村公路上接送我的三个念书的孩子。我比父亲优裕的是有了一辆自行车，孩子后来也有了，比当年父亲步行送我要快捷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没有遭遇狼的惊险故事。狼已经成为大家怀念的珍稀宝贝了。
我的一生其实都粘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我在专业创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层农村工作里，没有离开这条路；我在取得专业创作条件之后的第一个决断，索性重新回到这条路起头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窝在这里的本能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认真实现自己自少年时代就产生的作家之梦。从1982年冬天得到专业写作的最佳生存状态到1993年春天写完《白》书，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里写作和读书，整整十年。这应该是我最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是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这个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堂弟共居一院的时代早已终结了。父亲一辈的男人先后都已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庄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些年了。我住在这个过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见其宽敞和清爽了。我读着欧美那些作家的书页里，偶尔竟会显现出爷爷或父亲或叔父的脸孔来，且不止一次。夜深人静我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无际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唤。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有叔父的，有一位是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
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的眼神，都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独具禀赋的眼神，这个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扰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着：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
北京丰台。我从大礼堂走出来。《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第一个打来电话。选举刚刚结束。他问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
他又问：还有什么呢？
我再答：自然还有责任和义务。
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不会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与不祥的猜疑了。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燕子来了。
刚一打开门，燕子就飞过来，“叽叽叽叽”吵叫着，在过庭的四周旋飞，自然是寻找可以筑巢的地方。有时候多到十余只，在前屋后屋的过庭和屋檐下旋转。整个屋院里，呈现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气氛。无论在南方或在北方，燕子都被平民视为吉祥的美和善的形象，也是春天的象征。尽管寒风依旧刺脸，尽管冰雪封冻枯草遍地，心里却已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了。燕子都来了啊！
拒绝燕子，我便闭了前门，也关了后门，不许燕子到屋内筑巢。我十分喜欢这种洋溢着吉祥洋溢着善良的鸟儿，却又不得不硬着心肠拒绝它们进屋，确是无奈的事。
20世纪80年代某一年，小燕子在我刚刚建成的前屋里寻觅栖息之地，最后选定了装着电灯开关的那个圆形木盒子，据此便衔泥筑窝。我和妻子和孩子都怀着一份欣喜，在新屋里添一对喜气洋洋的燕子，于心理上似乎平添了一份令人舒悦的吉祥气氛，都十分珍爱十分欢迎这一对客鸟。很短几天，小燕的窝巢极快地长高着，令我惊讶，曾戏谑简直是深圳速度啊！（那时候，深圳建筑业挣脱了中国建筑行当习以为常的慢腾腾，以几天建一层楼房的高速度震惊了中国，被誉为深圳速度，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形象化的代名词。）我同时也发现了不妙：燕子用泥筑成大半的窝上，夹杂着一枝枝细长的草枝草叶，悬吊在空中，看上去乱糟糟脏兮兮的。印象中燕子是用纯粹的河泥造窝的，怎么会夹杂这么多草枝？问及村人，老者说，燕子有两种，一为瑚燕，用纯粹的河泥筑窝；一为草燕，用杂合着草枝草叶的河泥造窝。我才大开眼界，知道燕子中也有精致和粗糙的类别。
在我新屋里筑巢的这一对燕子，无疑是属于粗糙类的草燕一种了。但终归是燕子，粗糙就粗糙一点吧，我自己其实也不属于精致雅细之人，粗糙的人和粗糙的燕子正好合拍，正好可以为邻为伍，谁也不必嫌烦谁。到得这一对燕子夫妇开始轮换卧巢孵卵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不妙。墙上开始出现黑一道黄一道的排泄物。留心观察发现，卧巢孵蛋的燕子后急了，便把屁股撅出窝口，完了事又钻进窝去继续孵蛋，墙上就流下来一道儿秽物。我就觉得不能容忍，粗糙也不能粗糙到这种程度嘛！然而还是容忍了，主要是因为那窝里正在孵化的两枚蛋，说不定小燕就要破壳而出了呢。家人已多怨言，说没见过这样又懒又脏的燕子。怨归怨，嫌归嫌，只盼小燕尽早出窝离巢。
及至雏燕出壳，及至嫩雏逐渐长大羽丰，食量与日俱增，排泄量也同步增加，整个那一片墙壁，已经被燕粪涂抹得不堪入目，地上也落着脏物。每有客人来，迎面看见这幅景象，总是说把窝捣了，太不像样子了。我忍耐着那份惨不忍睹，承受着那份脏，直到发现雏燕已经出窝试飞，终于下了逐客令……因为实在无法辨别瑚燕和草燕儿，便闭了门，一律拒绝燕子进屋，有点因噎废食的简单。
拒绝燕子，另有一个更硬的原因。我一个人住在这个祖居老屋里，常有出门的时候，短则一日，长则十天半月，走了就得锁门，燕子苦心巴力筑巢育雏，都会前功尽弃，甚或虐杀幼雏。即使精致的瑚燕，也无法容留。然而心里确实期盼能有一对瑚燕为邻为友，每天“叽叽啾啾”呢喃着，添一分生气和祥和。
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早春时节去南方十天，回到原下老家时，我的第一发现，就是有燕子择定了居地。在前屋的后檐下，在那个粗大的挑梁和后墙构成的三角地带，有一个正在建筑着的燕窝。我一眼就看出来，那窝纯粹是用细腻的河泥垒堆的，一根一丝杂草也不见，据此可以断定属于精致的瑚燕窝。它选择的地方也太好不过，无论我在家或出外，都不妨碍它筑窝和将来育雏。
又是深圳速度。两只燕子轮番衔着泥回来，把泥团搭在茬口上，歪着小脑袋左按一下，右按一下，然后就飞走了。我很奇怪，一团一团的河泥里掺着细沙，本是很松散的，比普通黄泥的黏合力差得远了，怎么会黏结得牢靠？似乎村人说过，燕子嘴里自含胶。是说燕子的口腔里分泌一种可以使泥团增强黏结力的液体。无法验证，不得而知，反正那窝与日俱增着，速度极快。我在暗自庆幸遇合了这一对精致的瑚燕的愉快心境里，看着专心致志忙忙碌碌筑巢的燕子，常常浮出幼年的一幅难忘的情景来。
大约是我刚刚入学启蒙，还没有认下几个字的时候。某天放早学回家，看见父亲在后屋明间的脚地上锯一块小小的薄板，比我的课本大不出多少。我便问，锯这板干什么。父亲说给燕子架一个垒窝的台板。他说有一双燕子在屋梁上飞来飞去，有两三天了，估计找不到可以落泥垒窝的台板。叔父在一边不经意地说，等你给燕儿把台板架好了，它又不来了。父亲自顾自做着，在刨光的木板的一面，用毛笔写下四个大字，并问我，你都算是学生了，认不认得这几个字。我丝毫也不觉得难堪，因为父亲其实也明白我不可能认识这四个笔画很繁杂的汉字。他有点扬扬得意地念道：喜燕来朝。他继续以扬扬得意的口吻给我讲说，燕子是吉祥鸟，也是喜鸟善鸟，在谁家垒窝是喜事。我便问“朝”是什么意思。父亲嗯了一声，朝嘛也不敢说朝拜，咱是穷家百姓……叔父已经走开了。他几乎是个文盲，大约不屑看取父亲咬文嚼字的做派。然而父亲随之端来木梯，先在檩木上砸进两枚生铁方钉，再把木板架上去，又用细绳捆扎牢靠。我在梯子旁边瞅着“喜燕来朝”那四个悬在空中的毛笔字，积着灰尘结着隔年蛛网的老房旧梁，似乎顿然有了可期待的灵气了。母亲在催过我和父亲吃饭之后，随口说出几句关于燕子的歌谣：不吃你家米，不脏你家地，只借你家高房垒窝育儿女，也给你家添份喜……
我对燕子最初的认知和记忆，就是这天早晨留下的。父亲精心搭置的木板平台，真的招来了一对燕子。后来怎么垒窝、孵卵、育雏，年代久远，已不甚了了，只是清楚地记得，那对燕子不仅自己不在窝口拉屎，连它们孵出的雏燕的排泄物，也都转移到屋院以外的野地里去了。父亲说，燕子叼着虫回到窝喂小燕，出窝时就把小燕拉的屎叼走了，燕子这鸟比有些人还通灵性儿。这是事实，在写着“喜燕来朝”的木板上筑成的燕窝下面的脚地上，从来也没见过一次秽物，直到雏燕出窝。几十年后我才知晓，燕子中还有既脏地又脏墙令人生厌的草燕一类。据村人说，现在的燕子比过去多多了，村里好多人家都有燕子垒窝，十之八九都是粗糙的草燕，弄得屋里脏兮兮的，又不忍心赶出门去。瑚燕已经少得不成比例，愈显得珍贵，也愈难遇合了。我多庆幸啊！
看着最后一团湿泥干涸，再不见有新的湿漉漉的河泥垒加，我就明白燕子的这个建筑物大功告成了。这是怎样奇妙的一幢鸟类的伟大建筑啊：贴着墙的一面逐渐悬吊下去，形成一个小小的兜儿，然后又缓缓地朝前往上垒上去，最后收成一个仅仅只容得燕子出入的小口。我便可以推想，那个悬吊在最下部的兜儿，肯定是为产卵设计的，卵不至于乱滚，雏燕藏在这个兜底儿，恰如一个四面设围的摇篮，避免了瞎滚瞎爬而掉出来摔死的危险。这个燕窝是倚托挑梁和墙壁平面屋檐的三角地带垒成的，根本没有用我父亲在屋梁上架设的木板做基础，也没有十余年前那对草燕在前屋电灯开关的木盒上垒窝的依托，难度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完全悬空的建筑。这是燕群里的一对建筑大师出神入化的杰作，令我叹为观止。可以断定，这是它们的父母无法教给它们的方法和技巧，也是无法从它们的同类那儿模仿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垒窝筑巢的环境，一切都得依据具体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去构思去设计去施工。由此可以推想每一对燕子的每一次筑巢，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全新的创造，无法仿效同类，也无法重复自己。
我察觉新垒的燕窝呈现出一种静谧，只有一只燕子在屋院里偶尔掠过，估计这是那只公燕儿，母燕静卧新巢产卵了。我无意间也就放轻了脚步，出入后门走过头顶的那个神秘的燕窝时，自然生出一缕拘谨，生怕惊扰了它。想到再过一些时日，那神秘的窝巢里将会传出雏燕争食的声音，该是多么美妙哦！
外出一周回到原下，打开已经积尘的铁锁，首先想看一看前屋后檐下的燕窝，似乎没有任何动静。我便想到，可能正在产卵或孵卵哩，不到饿极或后急，燕子是不会出窝的。几天过去了，我竟然没有发现燕子一次出入其巢，便有些疑惑，担心也就潜生了。后来就站在较远处的后屋前门口耐心等候，许久仍不见燕子出入的踪迹，倒是有两只甚至多只燕子出入前屋和后屋的大门，或在屋院上空旋飞，却不见进出窝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又过了许多天，我终于断定，这个燕窝已是一个空巢，心里竟冷寂起来，猜想这对精心设计苦力构建了窝巢的燕子，不可能另择栖地重筑新巢，也不可能是被孩子虐杀，因为即使最捣蛋的孩子，也不会捉燕子的。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农药的绝杀。然而这个时节的乡村里，麦子已经接近成熟，早熟的水果都是不再施洒农药的。然而也不敢肯定，说不定什么人在菜园里喷了药汁……无论这种猜测的可靠性几何，结果却是不可改变的残酷，燕子确凿没有了，难得遇合的不脏我家地的瑚燕儿。
我的心里渐渐平复，在后屋里继续我写字或看书的事。某日中午，我撂下钢笔点燃一支卷烟，透过窗户玻璃无意朝前看去，看到一只麻雀从前屋后檐下飞出来，心里一惊，用水泥板构建的前屋后檐，没有任何鸟雀可以落脚的东西，这麻雀是不是从燕窝里飞出来的？我便走出后屋前门，站在台阶上想看个究竟。待了许久，再也看不到麻雀进出燕窝的奇迹发生，便想到刚才可能恰恰看见了一只从屋檐下掠过的麻雀，怪我多疑了，便又重新拾起钢笔。
当我再次点烟的时候，无意间又看见了从前屋后檐下飞出一只麻雀。这回我没有走出门去，就隐蔽在原位上隔着窗玻璃偷窥，果然，一只麻雀从屋檐上空折转下来，钻进那个燕窝里去了。我几乎脱口而出，雀占燕巢，千古奇观。随之就放声大笑了，笑得我都岔住气了。我读书读到有趣处时哑然失笑，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个人走路想着某些滑稽可笑的事或人，也会暗自发笑。然而像这样的忍俊不禁的大笑，而且是我一个人独居着的偌大空寂的屋院，却是绝无仅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好你个麻雀兔崽子！任谁都知道鸠占鹊巢的故事，然而恐怕没有谁如我有幸亲眼目击雀占燕巢的滑稽了。那么精美的燕窝里，现在飞出来又钻进去的，竟然是土头灰脑的麻雀。乡村人惊奇这类不可思议的怪事时常说，奇哉怪哉，楸树上结串蒜薹。现在恰好可以套用乡村人的这个句式，奇哉怪哉，燕窝里飞出麻雀。我突然想到那位诡秘奇思的天才作家蒲松龄，编尽了天下妖魔鬼怪的奇事逸闻，怕是也想不到麻雀竟会占据燕巢。我听说过蛇和老鼠钻进燕窝偷食燕蛋的事，并不为奇，只觉得残忍。然而麻雀怎么可能欺侮燕子呢？
在鸟儿的王国里，有益鸟和害鸟之分，这是人类按鸟的习性对自身的利害而做出的划界。如果就鸟儿王国本身而言，有食肉类和以草虫为食物的区分。食肉一类的鸟如鹰、鸠、雕、鹞等，以捕杀各种鸟儿和小型动物营养自己，甚至凶残暴戾到敢于攻击人类，它们是鸟类王国里的侵略者。以各种植物的叶子和果实或小虫为食物的鸟儿，是鸟类王国里的“各民族人民大众”，在广阔的大地上寻觅自己喜好的嫩叶、种子和虫子，互不干扰互不威胁和平共处。鸠占鹊巢就是鸟类王国里恶对善的欺凌。鸠是嗜血成性的凶鸟，而鹊是被人作为报喜禳灾的喜鸟而钟爱的。我却突发奇想，鸠残忍地捕杀喜鹊一类善鸟可能是时时发生的事，而鸠霸占喜鹊窝巢的事恐怕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我见过无数的喜鹊窝巢，是鸟类中最不讲究最潦草的一种，用比较粗硬的树枝杂乱无章地搭压在一起，疏漏如同罗眼。这样的窝，鸠怕是看不到眼里的。鸠占鹊巢无非是喻示恶对善的欺凌，强武对弱势的霸道，没有谁去勘察鸠是否真的霸占过鹊的窝巢。
麻雀却霸占了燕子的窝巢，我已先睹为快。
麻雀在鸟类王国里，无疑属于弱势一族中的弱势，那么小的体形，对任何鸟儿都不会构成威胁。在人类的眼里，不该被视为与人争谷的害鸟而曾被动员起来的六亿人民（1958年全国人口）围歼，即使为其平反之后，人们也没有太在乎过它，小孩子们的弹弓首先瞄准的还是麻雀。这个被凶鸟欺压也被人类轻贱着的小小麻雀，却可以欺侮燕子。而燕子在人的眼里和心里，自古都是颇为高贵的可以享受“喜燕来朝”架板的贵宾。如果用人类拳击的规则来度量，麻雀和燕子属于同一个量级，大约都不过零点一公斤的体重吧。然而麻雀却可以以武力霸占燕巢，怕是燕子生性太善也太娇弱了……我这样推测。
我把这个类似“楸树上结了串蒜薹”的奇事讲给村里人，听者哈哈一笑便解谜了。村人说，麻雀根本不会和燕子动武。麻雀根本用不着和燕子动武。麻雀只要往燕子窝里钻一回，燕子就自动给麻雀把窝腾出来了。为啥？麻雀身上的臊气儿把燕子给熏跑了。燕子太讲究卫生了，闻不得麻雀的臊气。
哦！这又是我料想不到的学问，一个令我惊心的学问。
鸠以武力霸占鹊巢，如同人类历史中大大小小的臭名于世的侵略者，人们恐惧他们的暴力，却不奇怪他们曾经的出现和存在。然而麻雀呢？虽不具备如鸠一样的强力和嗜血成性的残暴，却可以用自身的腥臊气味把太过干净的燕子恶心一番，逼其自动出逃，达到如鸠一样霸占其巢的目的，而且不留鸠的恶。由此类推到自然界，如若蛆虫爬进了蚕箔，蚕肯定会窒息而死，其实蛆对蚕是不具备攻击力的。如若把一株臭蒿子栽到兰花盆里，后果将不言而喻。再推及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臭与香、丑与美、恶俗与高雅、鸨婆与林黛玉、泼皮无赖和谦谦君子，其实是不必交手结局就分明了。
这倒成为我开心的一大景观。我站在台阶上抽烟，或坐在庭院里喝茶，抬头就能看见出出进进燕窝的麻雀的得意和滑稽，总忍不住想笑。起初，麻雀发现我站着或坐在院里，还在屋檐上或墙头上窥视，尚不敢放心大胆地进入燕窝，一旦我转身进屋，哧溜一声就钻进去了，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心虚，显现出贼头贼脑的样子。时间一久，大约断定我其实并不介入它占燕巢的劣行，就变得无所顾忌的大胆了，无论我在屋里或檐下，它都自由出入于燕窝。我也就对麻雀吟诵：放心地在燕窝里孵蛋，再哺育小麻雀吧！毕竟也还是一种鸟！
在乌镇
车溪河紧紧贴着两岸人家的墙根流淌。这一岸的正门，隔河对着那一岸的后门和后窗。河不宽，水量却充沛，人是无法涉水而过的，就有好多座拱起来的桥，把车溪河两岸的人家连接起来。这条河让我联想到人体的主动脉，镶嵌在这个古老镇子的躯体之中，无声无响地涌动着，也滋润着这一方古镇，竟然有一千余年了。
一千余年的古镇或村寨，无论在中国的南方或北方，其实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惊奇，就我生活的渭河平原，许多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之前，推想南方也是如此，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从遥远的关中赶到这里来，显然不是纯粹观光一个江南古镇的风情，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茅盾先生，出生并成长在这里。这个镇叫乌镇。乌镇的茅盾和茅盾的乌镇，就一样萦绕于我的情感世界，几十年了。
我和朋友们先乘那种古老的小木船游了一通车溪河。船的尾部设一只既能划水又能导向的木桨。木桨用一颗圆头铜钉固定在后帮上，在摇船人的手中十分灵便自如地翻摆着。正门对着河的那一排人家，大多保持着原有的古色古气的门楼，偶有几幅新式装潢的门面。对岸的那一排房屋，是十分随意因地制宜的后门和后窗，呈现着所有作为后部的凌乱与驳杂。从那些尚未关死的后门和后窗里，可以窥见室内墙壁的饰物，可以瞥见围着桌子把玩麻将的老头儿老太太，平静而又悠闲，似乎古老乌镇的老头老太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无法想象少年茅盾玩戏在这条河边时的景象是什么样子。
游览在车溪河上，我的思绪里便时隐时浮着先生和他的作品。周六下午放学回家的路，我总是选择沿着灞河而上的宽阔的河堤，这儿连骑自行车的人也难碰到，可以放心地边走边读了。我在那一段时日里集中阅读茅盾，《子夜》《蚀》《腐蚀》《多角关系》以及《林家铺子》等中短篇小说。那时候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学取消体育课的同时，也取消晚自习和各学科的作业，目的很单纯，保存学生因食物缺乏而有限的热量，说白了就是保命。我因此而获得了阅读小说的最好机遇。我已记不清因由和缘起，竟然在这段时日里把茅盾先生所出版的作品几乎全部通读了。躺在集体宿舍里读，隐蔽在灞河柳荫下读，周六回家沿着河堤一路读过去，作为一个偏爱着文学的中学生，没有任何企图去研究评价，浑然的感觉却是经久不泯的钦敬。四十余年后，我终于走到诞生这位巨匠的南方古镇来了，这镇叫乌镇。未进乌镇主街之前在车溪河的泛舟，恰如无意排定的如水般的思绪的酝酿和沉浮。
从车溪河的一座宽敞的石拱桥上过去，才进入乌镇，头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巷叫观前街。茅盾故居就在这条街巷里。街巷石条铺地，洁净清爽。两边或高或矮或宽敞或窄狭的门面，挤挤挨挨不留间隙。令我感到奇异的是，所有面向街巷建筑的前檐的墙壁，几乎一律是用松木板镶嵌而成，而且一律不刷油漆，不涂饰料，不做装潢，裸露着松木木板的原本颜色，一圈一圈木纹丝路乃至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树旋儿都清晰可辨。墙是木板墙，门是木板门，窗是可装可卸的木板窗扇。站在街巷里往前看去，尽是略为陈旧的米黄色木板壁垒，油然而生思古的朴拙。我便惊奇，这样原封不变的整个一个镇子的建筑如何保存得下来，五十多年来频仍的运动的劫难何以逃躲？
茅盾故居坐北朝南，宽大的门面，高耸的屋脊，当是观前街上最气魄的宅院之一。四开间砖木结构的楼房分为东西两院，都有前屋和后楼，中间是庭院。东院购置建造在先，称为老屋，后建的西院顺理成章被称为新屋。东西两院之间有一道隔墙，下有门道，上有楼梯沟通。在窄窄巴巴的小铺店小门面构成的建筑群里，茅盾故居就显示出大家富户的气派，即使今天我站在作为纪念馆的庭院里，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家业兴旺的气象。
这个宅院的创业者和奠基者是茅盾的曾祖父。原也是乡村小户穷家的农民，却经商有道，在汉口发了财，便嘱茅盾的祖父在乌镇置地造屋，先东院后西院，遂成这幢完整气派的建筑。我在这里看到茅盾落生的那间屋子，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天才落生在任何一间屋子都是合宜的，也无关紧要。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间家塾，内有三张至今仍油光锃亮的小方桌。茅盾就是在这间屋子的某一张桌子上铺开纸笔和书本的，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大师开始了启蒙。他的老师是他的祖父沈砚耕和父亲沈永锡。家业富足以后首先就让子孙读书，是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传统，南方是这样，我生活的关中也是这样。只有揭不开锅交不出学费和买不起笔墨纸砚，才忍心让孩子失学。茅盾的祖父和父亲在教着五岁的茅盾开始念书写字的时候，寄望自然是深厚至殷的。我想他们肯定没有料及这个在他们膝下一句一句背诵一笔一画练习着毛笔字的后人，后来会成为一个写作新小说的作家。
老屋后楼下层的一间作为客厅，茅盾的祖母曾在这间屋子里养蚕。据说少年茅盾曾参与搭手和祖母一起干。由此自然联想到我曾经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春蚕》，文中那个因养蚕而破产的老通宝的痛苦脸色，至今依然存储在心底。我却顿然意识到养蚕专业户老通宝的破灭和绝望，茅盾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是难能体验感受得到的。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和读书，得益于这个宅院的创业者；他后来作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眼睛和心灵却又投注到如曾祖父踏上商道之前的无以数计的日趋凋敝的老通宝们的茅屋小院里去了。于今想起在中学课堂上学习《春蚕》时的感觉，竟然没有因为老通宝是一个南方的蚕农而陌生而隔膜，与我生活的关中地区的粮农棉农菜农在那个年代的遭际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感觉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不大关注一方地域的小文化色彩。一个儒家学说，又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颠簸着的同一个民族，要寻找心理秩序和心理结构的本质性差异，是难得结果的。
从故居出来，站在观前街上，再回头观瞻这幢宅院，脑海里倏忽跳出了破旧的蛋壳，曾经诞生过一只公鸡的蛋壳。追寻这只蛋壳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只伟大的公鸡是没有答案的，其意义也近乎于无。于这只公鸡来说，那对于黎明近乎本能的呼唤啼叫，才是中国南方也是北方无以数计的老通宝们的期待……
黄帝陵，不可言说
正在澜沧江边行走。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的山峰。黏稠的灰云覆盖着尖锐的和平缓的群山。混浊的江水在峡谷里一路冲溅出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水花。缓坡上和河谷坝子里，散落着围墙涂成白色的四方形楼房，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雄壮高大的藏族民居了。房屋周围的田野上，变成黑色的晾晒青稞的木架斜立在刚刚吐穗的青稞地里。耳边活跃着藏族男女无处不在的舞蹈的踢踏声，萦绕着交混着纳西族优雅悠扬的古乐。在这种陌生的大自然里的沉醉是极其自然的，也是无以名状的。沉醉里，突然接到诗人耿翔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黄帝的短文。我不由得沉吟一声，那个青砖围垒黄土堆积的陵冢，从青山、峡谷、青稞穗和舞蹈乐曲里浮现出来，哦！老祖宗。
记不清多少回拜谒过黄帝陵了。头一次在我年轻时，默默地围着那个枯草和积雪覆盖着的黄土冢走了一圈，竟然获得了一种绝少能有的宁静沉稳的心境。那个时候在我生存的全部空间里，喧嚣着“文革”势力末途的挣扎却也更显疯狂的声音。连厕所和炕头都刷着虚妄标语的生存空间里，只有在整个民族的老祖宗的土冢前，我获得了作为一个人——活人的正常的心境。
我和家人亲戚拜谒过黄帝陵，烧一炷香，再围着那个已经修缮完整的土冢走过一圈，依然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的心境。我陪着外省和海外华裔作家朋友每一次拜谒黄帝陵的时候，都要围着那个已不陌生的黄土冢走过一圈，获得宁静和沉稳。几十年过去，我对老祖宗的拜谒就固定为围绕土冢走过一圈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黄帝的文字。
在我的全部感觉里，几十年来多次拜谒的过程和拜谒之后，都没有产生企图表述的欲望。我现在才弄明白自己何以会如此，在于这位老祖宗是无法言说的，或者说在我是难以找到表述的语汇的。我观瞻过秦、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几十位皇帝的陵墓，也是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短文。然而，没有写仅仅是我不想再说那些陈年旧事。尽管我确凿在他们或倚山或掘地或打开或依旧死封的巨大建筑面前，想到他们堪称不朽的功业和不可掩抹的巨大罪孽时感慨多多。然而，无论千古第一帝无论汉皇唐王明陵清陵里的帝王，都是可以言说的。没有一个使我产生如在黄帝陵前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使我产生那种沉稳和宁静的心境。
我还是想脱开史家的评断而以自家的感受来说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感觉上的差异，大约就出在同一个读者的皇与黄的本质性的属性上，皇是一种象征，黄却是另一种象征；皇在我的头顶需仰视需顺从需接受“皇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律令；黄则与我同在黄土地上可以平视可以和他比一比谁的皮肤更接近黄土的色泽……
于是，许多千年之后的我，在围着他的小小的黄土冢转过一圈又走过一圈的时候，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
于是，我在一次又一次拜谒这位可以称为老祖宗的陵墓时，总是感到不可言说。
于是，我在注目那个翠柏重荫下的黄土冢时，似乎感知到每一撮黄土每一片草叶浸洇到胸膛里的神圣的灵光，同时也自觉地接受先祖灵光的洗礼，更有透见灵魂的审视和拷问……不肖也否？
为城墙洗唾
——关中辩证之一
多年以来，在涉及关中人乃至陕西人现状特质的讨论中，零零散散却不绝于耳的一种说法，是封闭。标志封闭的象征物，不约而同指向了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文雅者冠以“城墙思维”、“城墙文化”等等，形象思维者更显出想象的丰富，把城墙比喻为“猪圈”，“里边生活着一群猪”。后一种说话尽管有点自我作践自我受虐的残酷，而其意思却与前一种文雅的提法英雄所见略同。后者为前者的注释。
我赞同封闭的说法。我却不敢苟同只有关中人乃至陕西人封闭的观点。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整个是封闭。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也是铁板一块的封闭。大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封闭，不独某一方地域。思想解放兴起二十多年来，还把造成关中人陕西人思想封闭的渊源指向一个古物城墙，是否同时也泄露出当代人思维的浅薄乏力和随意性？
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缺憾在于没有人写这场大革命运动的“考察报告”。
“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样人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民闻俗谚曰：“婆娘不生娃，怪炕栏子太高。”陕西经济发展滞后，肯定有至关致命的几条原因，恐怕不单是一个陕西人思想封闭所能了结。而造成思想封闭的因素也可能归结出几条，起码不会在城墙上头。用流行语说来，不是城墙惹的祸。
研究关中和陕西人的地域性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其优势，减弱以至排除其劣势，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肃的课题，对陕西走向繁荣和文明具有切实的意义。而图省力气的简单索象图解式的随意性，可能反而帮了倒忙，更不要说朝城墙上吐唾沫的撒气卖彩式言辞了。
粘面的滑稽
——关中辩证之二
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这是流传颇广的民间文学里的几句。与诸如陕西“八大怪”一样，以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的韵词儿，描画出陕西（主要指关中）人独特奇异的生活风情，颇见民间智慧。内容基本客观写真，没有夸张失实，也没有褒贬的倾向。说者一乐，听者亦一乐；外省人说着逗乐，陕西人也自娱自乐说着，谁也不在意。
然在一些正经媒体正经场合，被人很正经地用来作为陕西人思想保守不求进取的例证，进而引申到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样严肃重大的命题上，我不敢完全相信，不禁反问，这样的原因可靠么？
就我所知，即使比较富庶的关中，人们能喜气洋洋吃到一碗粘面的日子，仅仅也只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这二十年的事，之前作为公社社员的农民是把粘面作为待客的豪华饭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更不必说了。可见关中人并不具备满足于一碗粘面的先天性惰性。再说，黄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人多以五谷杂粮为生，也都以一碗白面为上好食品，为什么山东人河北人北京人没有因为吃粘面（他们称捞面条或干面条）而保守起来，唯独是关中人抱着一碗面条就变得满足了、不思进取了？
总不会是关中的小麦与山东河北的麦子有质的差别吧！
似乎还隐约有一层言外之意，以面食为生的关中人，不及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脑瓜聪明灵活，自然影响到思维，也影响到经济发展。小麦和大米在所合营养成分上谁优谁劣差异多大，其实在这个话题里失去了对比的意义。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欧洲和北美人多以面包为主食，面包是用小麦为原料而不是以大米为原料的，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的大脑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地区人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观念新旧的关键性因素，可能有好多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眼睛看取了什么脑袋里装进了什么，而不是嘴巴吃进去什么。
既然作为一个地域经济发展这样至关重大的命题，讨论者最根本的立足点是严肃，是言之有据，是对可靠的“据”的科学论证，之后才可能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途径。某些浮皮潦草某些华而不实的说辞，不仅挠不着痒处，反而可能造成误导，贻误时机。甚而连关中人选择吃食（比如粘面）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实践的灵魂是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科学的探索精神。人们能理解能宽容探索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失误，却不能接受诸如以一碗粘面给关中人把定脉象的滑稽。
遥远的猜想
——关中辩证之三
在关涉陕西人地域性特质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叫“中心情结”。即对曾经作为历史上或大或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至今怀有挥之不去的深层眷恋，而且形成了某种“情结”，而且因为不能失而复得便走向心理负面，产生了“失落感”。
以史实推理和心理分析来说，颇觉得那么回事。那些小王国小朝廷的小国都且不说了，单是作为周秦汉唐这四个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赫赫然有声有色的王朝的国都的子民，其光荣其自豪乃至自大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失去了国之首都也失去了“中心位置”的眷恋和失落感也是常情之必然。然而，拿这个推论来把脉今天的陕西人和西安人，敢信么？
创造过繁荣和鼎盛的唐王朝，是公元907年瓦解终结的，距今已有一千零九十六年，几乎接近十一个世纪了。十一个世纪里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难以叙说；十一个世纪时空里的中国变换了多少王朝的兴衰，也难以述说；一百年来的中国一百年来的陕西和一百年来的西安，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变化，却是清晰可见的。一千余年后的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还被一个皇都的“中心情结”苦苦纠缠，还陷入在酸溜溜的“失落”情绪里，难以了结难以“尘埃落定”，要不是陕西人西安人心理变态，那就是这个“中心情结”的绵绵之力顽固之功胜过毒瘾，以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子孙，都化解不开丢弃不掉戒除不净一个想当中国中心的情结……我是觉得此说未免太玄乎了。
小时候听村里人们把进西安城叫“去大堡子”。西安在乡民的眼里，不过是比他们自己生活的堡子大了一点罢了。虽然有些调侃有点轻蔑也有点自大，却也较为生动地透视出20世纪40年代末西安的大概情况。一个凋敝到只配用较大的堡子来称谓的古城的子民，不操心养老扶幼不算计柴米油盐不设防劫匪小偷，亦不关注政权变更不闻不问频频发生的运动不在乎上岗下岗，唯独醉心于那个一千年前“中心位置”的虚幻，如果不是西安人自己活受罪，当是文化人太过遥远的猜想。
文化既可以是深邃的视镜，也是文化人可以自信可以自恃的依仗。眼见的事象，文化已变成了一只时兴的“热狗”，爱吃不爱吃都想品咂一下味道；文化可以成为唬人的巫词咒语，还能变异为包治百病包兴百业的膏药。随便贴一贴作为装潢作为广告哪怕作为幌子，其实也无大碍也无大伤。只是在面对一方地域群体性人群的心理秩序把脉时，切忌不着边际的联想，遥不相及的推理，不仅于心理秩序的实际相去甚远，也会把文化这根颇为神圣的“杖”弄得轻薄了。
孔雀该飞何处
——关中辩证之四
“刚到西安，我就听说这儿大批人才流到沿海城市，称作‘孔雀东南飞’。请问西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这是三天前一家南方电视台记者开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在正面回答之前，先提出另一个例证：“其他领域我不敢断言，贵省的文学界我稍知一二，是一个公认的文学大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有的移居北美，有的迁居北京，有的转移到广州，更有一批集中飞到海南，几乎把海南作协变成贵省作协的一个分会。这些堪为文坛上的孔雀满世界散飞，能否称为‘贵省现象’？首先要纠正的是，‘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不是西安一家，贵省亦如是。”
小记者被我提供的基本确凿的事实堵住了嘴，有点措手不及。我当即为她解围，这既不是我和她抬杠，也不是为西安护短；西安和贵省发生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其实是全国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现象。
在经济发展业已形成巨大差异的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地，相对滞后的内地和西部的各类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向东部和沿海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流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即使在西部或内地发展滞后的一省范围内，也存在中小城市里的人才朝省会城市流动集中的趋势；在世界格局里，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朝西欧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流动，已是不争的事实。怎么会是西安独有的现象呢？误传了。
这种现象，常见的解释有二，一是寻求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和能量的物质条件，比如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二是和谐和单纯的心理空间，不至于把智慧和创造力消磨在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中，而能使智慧和心劲专注地投入到发现和创造中去。这当然是有能力也有抱负的人，在省内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里流动的关键原因。然而，还有一条隐伏的说来不大冠冕堂皇却更趋本能的原因，便是报酬多与少、收益薄与厚的较为悬殊的差别。
还是民间富于生活哲理的谚语来得明快：人总是挑白馍大馍吃。我对小记者说，干同一个项目，在敝省和贵省只能吃上黑馍和小馍，在深圳在上海却可以吃上白馍大馍，在纽约在温哥华在巴黎更可以吃上面包和牛排，而且项目试验的设备、条件、环境、资金更完备，这种人才流动的地域现象国内现象乃至世界现象，就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君不见，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个人收入最惹眼的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才流向北美、西欧和东邻日本……
孔雀该飞何处，该栖哪条枝上，这个自主权在孔雀们自己权衡与斟酌。
乡谚一例
——关中辩证之五
关中乡村和中国南方北方的乡村一样，流传着许多谚语俗话民谣。因为历史文化地方风情尤其是方言的差异，这些乡谚也有差异。然而更多的是内蕴上的类同，相同的意思各有各的方言表述形式。关中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尤为丰厚的地区，即使乡间也是文化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乡谚等特别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