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工作在乡间，自打能解知人言，便接受这类民间文学的灌输，只是不太留意，也不太在乎。原因在于“崇洋迷古”，以为中国的外国的书籍上的东西才是知识，民间谚语一类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近年间也不知何种因素驱使，竟想到许多谚语是很了不起的大智慧大学问，乃至大哲理。在庞杂的谚语词汇里，有讽时喻世的，有乡风民俗的，有天光地貌气象变幻的，农耕时令和农耕技巧的，几乎无所不包。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概括生活现象社会现象极富哲理的谚语。因为不是专指一时一事，也就不因时迁事变而消匿：在一定意义上归结出生活的某些规律，因而一代一代传遗，经久不衰。
仅举一例，也是最通俗易明的一例。“狗狂一摊屎，人狂没好事。”乡间的狗是吃屎的，常为得到一堆屎而疯狂。隐喻到人却是反意，疯狂是没有好结果的，乃至死。“屎”与“死”在关中方言里为谐音。小时候玩到癫狂状态，母亲就会掷出这句话警告。话音未落，我已经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或者是疯跑到折不住身栽到深沟里去了。然仍不长记性，也不在乎这粗俗的谚语。我后来读到一句流行欧洲的谚语：“上帝想让谁灭亡，先使其疯狂。”甚为惊喜，欧洲民间和关于民间以谚语方式归结出来的生活哲理社会事象，竟如出一辙。
希特勒为一摊“屎”，何其疯狂乃尔！结局是“畏罪自杀”在地堡里。东条英机何等狂妄何等不可一世，结局是被吊死在国际法庭的绞索上。林彪江青之流横行“文化大革命”，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形态，结局也够惨了。萨达姆被美国士兵从乡村地窖里拖出来时的那副模样，我一眼就看出眼神里丧失了原有的“独气”和“横气”。这两种气色几十年来充盈着萨达姆的眼睛，直到他疯狂地出兵占领科威特，成为一个转折或灭亡前的先兆。
我又怀疑欧洲谚语了。上帝原本是个善的形象，不应也不会故意驱使某个人先疯狂再灭亡的。这条谚语用在上帝头上有失敬意。倒是关中民间的谚语更科学更经得住推敲，它把人群里的疯狂分子比喻为狗，把疯狂分子的反科学反生活规律的行为，比喻为疯狗的行为，似乎更恰切更得当，也更具可视性。
也说乡土情结
——关中辩证之六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扶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忍了忍，没有用“矫情”一词。
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的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于长江生态有利，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对于照片上登船离去时回顾茅屋的一双双泪眼，我用另例来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的人，移居到欧美，临别时在机场与家人分手时也难抑一眶热泪，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铁定的去意。至于已经住上三层楼房还要抱怨“离土地太远”的崇明岛那位移民，渲染这种太过矫情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泪眼，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甚至因而成为陕西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在中国范围内，恐怕再没有哪个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恋乡情结更重了。本质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上海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首站，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高于优于其他各地，上海人离开上海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与优越的生存环境背向而行，未必纯粹是对故土的一份热恋情结。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事实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为什么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现出对故土差别悬殊的怀恋情结呢。我依此而怀疑文人情怀中渲染的那个情结的可靠性；也怀疑关于人们对故地乡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恋情，真的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藩篱。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鉴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痒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泪眼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两个蒲城人
——关中辩证之七
许多年以来，我都被两个蒲城人感动着。一个是晚清军机大臣王鼎，一个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鸦片战争时，王鼎对道光帝以死相谏；抗日战争时，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近百年里两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两个关中蒲城县人分别以死谏和兵谏的方式力挽狂澜，对于今天纷纷扬扬讨论着的关于关中人的话题，我来提供一个参照。
嘉庆帝时，王鼎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到道光帝时，担任军机大臣整整十七年，直到自杀。他的政绩他的方略他的品格，短文不足叙，仅举他生前一二年内的几件大事和细节。王鼎力荐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王鼎也被道光帝支使到开封封堵决口的黄河，他提出林则徐为治水助手，企图使林躲避流放苦役。年过古稀的王鼎拒绝豪华“宾馆”，把指挥大帐扎在施工现场，直到完工，裤裆里早已溃烂化脓。道光圣旨下来，林则徐继续发配伊犁。王鼎跺脚捶拳，仰天长叹，挥泪为林送别。
王鼎知道鬼捣在哪里。回到朝廷，与琦善、穆彰阿之流就形成白热化交锋。“每相见，辄厉声诟骂。”“斥为秦桧、严嵩。”诟骂大约类近臭骂。王鼎是否用了关中最普遍最解恨的那句“陕骂”，不得而知。无论这个老蒲城怎样斥责怎样羞辱怎样臭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道光帝以“卿醉矣”来和一摊超级稀泥。王鼎之所以失控之所以猴急之所以开口动粗，在于道光帝早已视他为妥协政策的障碍和赘物了。王鼎几乎气疯了，当朝大叫：“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竟而扯住道光龙袍不表态不许退朝……随之便以一条白练把自己吊到屋梁上，留下三条谏言：“林不可废。琦、穆不可用。条约不可签。”
当着一群得宠的蛇鼠弄臣围着昏聩的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丑剧演到热闹处，一个把整个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扛在肩上的关中蒲城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叨叨喋喋他“生冷憎倔”也否？是吃粘面还是吃大米更先进也否？
杨虎城离我们时空较近，较之王鼎，“知名度”更高得多。正是这个蒲城人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联手，捶拳一呼“把天戳个大窟窿”，捉了蒋介石，一举扭转了中国的格局。应该说，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就是从那一刻发生转机的。杨虎城兵谏比王鼎的死谏要有力得多，结局和效果也相差甚大，然而杨虎城的个人结局却更为惨，是他杀，而且同时被杀的还有妻和子，没有示弱没有变节。
王、杨二人是蒲城人，在其思想、精神、抱负和人格上有诸多共通的东西，无疑也和我们这个民族垂之青史的志士仁人共通着。我可以骄傲并引以为做人楷模的当是他们。这样说，并非蒲城并非关中就没有巧舌如簧骨软缺钙专事龌龊的卑琐之徒，这是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里都不可或缺的人渣，也如同任何一个地域都会有担负民族和国家兴亡荣辱的铁肩一样挺立于世。我只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共性时，无论这个共性中的优点或缺点，不要忘记不要绕开这个地域最杰出的人物，应该作为讨论的参照之一。
我再想说，我们讨论陕西关中人的视野应该更宽泛一点，视角应该更具穿透力，不要只局限在民间市井浮泛调侃的层面上，那样会弄得陕西人笑也不自在哭也不自在，吃面不自信吃米也不自信的无所适从了。
我以为，决定一方地域人的素质高下的关键是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结构。对于文盲而言，喝米汤和喝咖啡都产生不了新思维，无论他是关中人或是广州人，或是欧美人。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过年在我的整个意识里，就是亲情和友谊。不寻常之处，是在一种特有的欢乐祥和的气氛里，享受亲人和朋友之间的情谊。
匆匆忙忙从年头奔到年尾，最想做的事最想观的景以及不可或缺的应酬，紧紧张张着，做成一件事高兴了，未做好的事遗憾了。乃至被生活里的垃圾事龌龊着心了，到年尾就意味着一概过去了。过去了就抖落掉了，都成为“过去”而不含任何意义了，自然是身心俱为轻松舒缓的状态。此时，一种幽幽的情绪浮上心头，便是亲情和友谊的亏缺。
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古城里，交通也应快捷，然而常常是一月两月见不了儿子一面。他扛摄像机赶着追着社会镜头，偶尔回家来，我却出门了。如此等等。乡下的亲戚也都为耕庄稼和挣钱的生计各忙各的，无事就舍不得时间进城，进城来家或打电话来，肯定有事需要帮办，或孩子上学就业，乃至生病住院受到冷遇，也不管我能办不能办，反正就指望你这个“名声很大”的亲戚来了。而真正能在没有压力没有闲事的纯粹亲情和友谊的心境对面促膝，说说家道，谈谈儿女和孙辈，聊聊熟人，喝一杯酒，笑三五声，便觉得与过去的生活和曾经交过手的亲戚朋友又浑为一体了。至于儿女，那反而倒简单了，看一眼胖了瘦了黑了白了，接受一声最真实的问候，就看着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姊弟间互相说话逗趣，孙子出出进进瞎忙着玩，就足以让心境涨满温馨。这时候吸一支烟，喝一口茶，甚至不说什么话，都是最踏实最平静最美好的心情。
尽管从理智上不想进入回忆，然而情绪总是无法闸断。逝去的父亲和母亲总是在心头徘徊，更多地带着那个时月的艰难，动我心怀的却是慈祥与温情。那种在今天想来不堪承受的艰难里的慈爱与温情，常常在烟雾缭绕和举杯咂饮之间令我心颤。父亲刚刚贴在街门上墨汁未干的对联，门外刚刚点燃的迎接列祖列宗神灵的纸火，扔到半空爆炸的雷子炮，母亲刚刚揭开锅盖的白面包子……尽管距今天的生活已经遥远，那气氛那欢乐那祥和那些难以言说的美好，却一脉相传到现在，以新的方式弥漫在我的这套城市里的小居室里。
难得一年之终结一年之复始之间的这几天轻松和舒缓。生命里不能缺失的温暖的亲情和友谊，滋养我有一个健康健全的心理，继续自己想做的事，面对人生，也面对良知。
永远的骡马市
头一回听到骡马市，竟然很惊讶。原因很直白，城里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地方呢？问父亲，父亲说不清，只说人家就都那么叫着。问村里大人，进过骡马市或没去过骡马市的人也都说不清渊源，更说不明白，也如父亲一样回答，自古就这么叫着，甚至责怪我多问了不该问的事。
我便记住了骡马市。这肯定是我在尚未进入西安之前，记住了的第一条街道的名字。作为古城西安的象征性标志性建筑钟楼和鼓楼，我听大人们神秘地描述过多少次，依然是无法实现具体想象的事，还有许多街巷的名字，听过多遍也不见记住，唯独这个骡马市，听一回就记住了。如果谁要考问我幼年关于西安的知识，除了钟鼓楼，就是骡马市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在西安郊区的我，只看见各种树木和野草，各种庄稼的禾苗也辨认无误，还有一座挨着一座破旧的厦屋一院连一院的土打围墙，怎么想象钟楼和鼓楼的雄伟奇观呢？晴天铺满黄土，雨天满路泥泞，如何想象西安大街小巷的繁华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乃至拗口聱牙的名字呢？只有骡子和马，让我不需费力不需想象就能有一个十分具体的活物。我在惊讶城市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街区的同时，首先感到的是这座神秘城市与我的生存形态的亲近感，骡子和马，便一遍成记。我第一次走进西安也走进了骡马市，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城念初中的事。骡马市离钟楼不远，父亲领我观看了令人目眩的钟楼之后就走进了骡马市。一街两边都是小铺小店小饭馆，卖什么杂货都已无记，也不大在意。只记得在乡下人口边说得最多的戏园子“三意社”那个门楼。父亲是个戏迷，在那儿徘徊良久，还看了看午场演出的戏牌，终于舍不得掏二毛钱的站票钱，引我坐在旁边一家卖大碗茶的地摊前，花四分钱买了两大碗沙果叶茶水，吃了自家带的馍，走时还继续给我兴致勃勃地说着大名角苏育民，怎样脱光上衣在倒钉着钉子的木板上翻身打滚，吓得我毛骨悚然。
还有关于骡马市的一次记忆，说来有点惊心动魄。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一年，即1963年冬天，我已是乡村小学教师，期考完毕，工会犒赏教师，到西安做一天一夜旅行。先天后晌坐公交车进城，在骡马市“三意社”看一场秦腔，仍然是最便宜的站票。夜住骡马市口西安最豪华的民用西北旅社，洗一次澡，第二天参观两个景点，吃一碗羊肉泡馍，大家就充分感受了作为人民教师的光荣和享受了。唯一令我不愉快乃至惊心动魄的记忆发生在次日早晨。走出西北旅社走到骡马市口，有一个人推着人力车载着用棉布包裹保温的大号铁锅，叫卖甑糕。数九天的清早，街上只有零星来往的人走动。我已经闻到那铁锅弥漫到空气里的甑糕的香气儿，那是被激活了的久违的极其美好的味觉记忆。我的腿就停住了，几乎同时就下定决心，吃甑糕，哪怕日后挨一顿饿也在所不惜。我交了钱也交了粮票。主人用一个精巧灿亮的小切刀——切甑糕的专用刀——很熟练地动作起来，小切刀在他手里像是舞蹈动作，一刀从锅边切下一片，一刀从锅心削下一片，一刀切下来糯米，又一刀刮来紫色的枣泥，全都叠加堆积在一张花斑的苇叶上。一手交给我的同时，另一只手送上来筷子。我刚刚把包着甑糕的苇叶接到手中，尚未动筷子，满嘴里都渗出口水来。正当此时，啪的一声，我尚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苇叶上的甑糕一扫而光，眼见一个半大孩子双手掬着甑糕窜逃而去。我吓得腿都软了，才想到刚才那一瞬间所发生的迅捷动作，一只手从苇叶刮过去，另一只手就接住了刮下来的甑糕。动作之熟练之准确之干净利索，非久练不能做到。我把刚接到手的筷子还给主人，把那张苇叶也交给他回收，谢拒了卖主要我再买一份的好意，离开了。卖主毫不惊奇，大约早已司空见惯。关于“三年困难”的诸多至今依然不泯的生活记忆事象里，吃甑糕的这一幕尤为鲜活。在骡马市街口。
朋友李建宁把一册装潢精美的《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图像》给我打开，看着主街次街内街外街回廊街漂亮的景观，一座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韵的现代商业建筑，令我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心向往之。勾起对骡马市的点滴记忆属人之常情，也自然免不了世事变迁生活演进文明进步等阅历性的感动和感慨了。
西安在变。其速度和规模虽然比不得沿海经济大市，然而西安确实在变化，愈变愈美。一条大街一街小巷，老城区与新开发区，老建筑物的修复和新建筑群的崛起，一行花树一块草皮一种新颖的街灯，都使这座和这个民族古老文明血脉相承的城市逐渐呈现出独有的风姿。作为这个城市终生的市民，我难得排除地域性的亲近感和对它变化的欣然。骡马市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古老西安从汉唐承继下来的无数街区坊巷变化的一个缩影，自然无须赘述。我最感动的是这个名字，从明朝形成延续到清代，都在红火繁荣着以骡马交易的特殊街坊，把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和乡村的脐带式关系，以一个骡马市融会贯通了。什么叫封建文明封建经济形态？古长安城有个骡马市。
无论西安日后会亮丽到何种状态，无论这个骡马市亮丽到何种形态，只要保存这个名字，就保存了一种历史的意蕴，一种历史演进过程中独有的风情和韵味，而没有谁会较真，真要牵出一头骡子或一匹马来。
哦！骡马市。永远的骡马市。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第一次到上海，是1984年，大概是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小说界》第一届文学奖”颁奖活动，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荣幸获奖，便得到走进这座大都市的机缘，心里踊跃着兴奋着。整整二十年过去，尽管后来又几次到上海，想来竟然还是第一次留下的琐细的记忆最为经久，最耐咀嚼，面对后来上海魔术般的变化，常常有一种感动，更多一缕感慨。
第一次到上海，在我有两件人生的第一次生活命题被突破。
我买的第一双皮鞋就是那次在上海的城隍庙购买的。说到皮鞋，我有过两次经历，都不大美好，曾经暗生过今生再不穿皮鞋的想法。大约是西安解放前夕，城里纷传解放军要攻城，自然免不了有关战争的恐慌。我的一位表姐领着两个孩子躲到乡下我家，姐夫安排好他们母子就匆匆赶回城里去了。据说姐夫有一个皮货铺子，自然放心不下。表姐给我们兄姊三人各带来一双皮鞋。父亲和母亲让我试穿一下。我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就脱下来，夹脚夹得生疼，皮子又很硬，磨蹭脚后跟，走路都跷不开脚了。大约就试穿了这一次，便永远收藏在母亲那个装衣服的大板柜的底层。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已经在家乡的公社（乡）里工作，仍然穿着农民夫人手工做的布鞋。
我家乡的这个公社（乡）辖区，一半是灞河南岸的川道，另一半即是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干部下乡或责任分管，年龄大的干部多被分到川道里的村子，我当时属年轻干部，十有八九都奔跑在原坡上某个坪某个沟某个湾的村子里，费劲吃苦倒不在乎，关键是骑不成自行车，全凭腿脚功夫，自然就费脚上的布鞋了。一双扎得密密实实的布鞋底子，不过一月就磨透了，后来就咬牙花四毛钱钉一页用废弃轮胎做的后掌，鞋面破了妻子可以再补。在这种穿鞋比穿衣还麻烦的情境下，妻弟把工厂发的一双劳保皮鞋送给我了。那是一双翻毛皮鞋。我冬夏春秋四季都穿在脚上，上坡下川，翻沟踔滩，都穿着它。既不用擦油，也不必打光，乡村人那时候完全顾不得对别人的衣饰审美，男女老少的最大兴奋点都敏感在粮食上，尤其是春天的救济粮发放份额的多少。这双翻毛皮鞋穿了好几年，鞋后掌换过一回或两回，鞋面开裂修补过不知多少回，仍舍不得丢掉，几年里不知省下多少做布鞋的鞋面布和锥鞋底的麻绳儿和鞋底布，做鞋花费的工夫且不论了。到我和家庭经济可以不再斤斤计较一双布鞋的原料价值的时候，我却下决心再不穿皮鞋尤其是翻毛皮鞋了。体验刻骨铭心，双脚的脚掌和十个脚趾，多次被磨出血泡，血泡干了变成厚茧，最糟糕的还有鸡眼。
这回到上海买皮鞋，原是动身之前就与妻子议定了的重大家事。首先当然是家庭经济改善了，有了额外的稿酬收入，也有额内工资的提升；再是亲戚朋友的善言好心，说我总算熬出来，成为有点名气的作家了，走南闯北去开会，再穿着家做的灯芯绒布鞋就有失面子了。我因为对两次穿皮鞋的切肤记忆体会深切，倒想着面子确实也得顺及，不过还是不用皮鞋而选择其他式样的鞋，穿着舒服，不能光彩了面子而让双脚暗里受折磨。这样，我就多年也未动过买皮鞋的念头。“买双皮鞋。”临行前妻子说，“好皮鞋不磨脚。上海货好。”于是就决定买皮鞋了。“上海货好。”上海什么货都好，包括皮鞋。这是北方人的总体印象，连我的农民妻子都形成并且固定着这个印象。那天是一位青年作家领我逛城隍庙的。在他的热情而又内行的指导下，我买了一双当时比较价高的皮鞋，宽大而显得气派，圆形的鞋头，明光锃亮的皮子细腻柔软，断定不会让脚趾受罪，就买下来了。买下这双皮鞋的那一刻，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进入穿皮鞋的阶层了，类似进了城的陈奂生的感受。
回到西安东郊的乡村，妻子也很满意，感叹着以后出门再不会为穿什么鞋子发愁犯难了。这双皮鞋，只有我到西安或别的城市开会办事才穿，回到乡下就换上平时习惯穿的布鞋。这样，这双皮鞋似乎是为了给城里的体面人看而穿的，自然也为了我的面子。另外，乡村里黄土飞扬，穿这皮鞋需得天天擦油打磨，太费事了；在整个乡村还都顾不上讲究穿戴的农民中间，穿一双油光闪亮的皮鞋东走西逛，未免太扎眼……这双皮鞋就穿得很省，有七八年寿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换了一双新式样。此时，我居住的乡村的男女青年的脚上，各色皮鞋开始普及。
我第一次吃鳝鱼，也是那次上海之行时突破的。关中人尤其是乡下人，基本不吃鱼，成为外省人尤其是南方人惊诧乃至讥笑的蠢事。这是事实。这样的事实居然传到胡耀邦耳朵里，他到陕西视察时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听说陕西人不吃鱼？”其实秦岭南边的陕南人是有吃鱼传统的，确凿不吃鱼的只是关中人和陕北人。我家门前的灞河里有几种野生鱼，有两条长须不长鳞甲的鲇鱼，还有鲫鱼，稻田里的黄鳝不被当地人看作鱼类，而视为蛇的变种。灞河发洪水的时候，我看到过成堆成堆的鱼被冲上河岸，晒死在苞谷地里，发臭变腐，没有谁捡拾回去尝鲜。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西安拥来了许多东北和上海老工业区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人因为买不到鱼而生怨气，就自制钓竿到西安周围的河里去钓鱼。我和伙伴们常常围着那些操着陌生口音的钓鱼者看稀罕。当地乡民却讥讽这些吃鱼的外省人：南蛮子是脏熊，连腥气烘烘的鱼都吃！我后来尽管也吃鱼了，却几乎没有想过要吃黄鳝。在稻田里我曾像躲避毒蛇一样躲避黄鳝，那黑黢黢的皮色，不敢想象入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天在上海郊区参观之后，晚饭就在当地一家餐馆吃。点菜时，《小说界》编辑现任副主编的魏心宏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啊呀，这儿有红烧鳝丝！来一盘来一盘鳝丝。”还歪过头问我，你吃不吃鳝丝，就是鳝鱼丝。我只说我没吃过。当一盘红烧鳝丝端上餐桌时，我看见一堆紫黑色的肉丝，就浮出在稻田里踩着滑溜的黄鳝时的那种恐惧。魏心宏动了筷子，连连赞叹味道真好做得真好。随之就煽动我，忠实你尝一下嘛，可好吃啦，在上海市内也很少能吃到这么好的鳝丝。我就用筷子夹了一撮鳝丝，放入口里，倒也没有多少冒险的惊恐，无非是耿耿于黄鳝丑陋形态的印象罢了。吃了一口，味道挺好，接着又吃了，都在加深着从未品尝过的截然不同于猪、牛、羊、鸡肉的新鲜感觉。盛着鳝丝的盘子几乎是一扫而光，是餐桌上第一盘被吃光掠净的菜。似乎魏心宏的筷子出手最频繁。多年以后，西安稍有规格的餐馆也都有鳝丝、鳝段供食客选择了，我常常偏重点一盘鳝丝。每当此时，朋友往往会侧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的诧异和好奇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两把小勺子，也是此行在上海城隍庙买的，不锈钢做的，把儿是扁的。从造型到拿在手里的感觉，都特别之好，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丢了一把，现在仅剩一把，依然光亮如初，更不要说锈痕了。有时出远门图得自便，我就带着这把勺子，至今竟然整整二十年了。
还有一个细节，颇有点刻铭的意味。
还是那位年轻作家陪我逛街。我们随意走着，我已记不得那是条什么街什么弄了，只记得街道两边多是小店铺。陪我的青年作家随意介绍着传统风情和市井传闻，我也很难一遍成记，尽管听得颇有趣味。突然看见一个十分拥挤的场面，便停住脚步。一家小店仅一间窄小的门面，塞满了顾客，往里硬挤的人在门外拥聚成偌大的一堆；从里头往外挤的人，几乎是从对着脸拥挤的人的肩膀上爬出来；绝大多数为男性青年，亦有少数女性夹在其中，肌肤之紧密接触也不忌讳了；往外挤着的人，手里高扬着一种白底碎花的衬衫。不用解释，正是抢购这种白底上点缀着蓝的红的黄的橙的小花点的衬衫。
1984年春末夏初，上海青年男女最时髦、最新潮的审美兴奋点，是白底花点的衬衫。
十余年后，我接连两三次到上海。朋友们领我先登东方明珠电视塔，再逛浦东新区，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新的景观和创造新景观的奇迹般的故事，从眼睛和耳朵里都溢出来了。我在宝钢的轧钢车间走了一个全过程，入口处看见的橙红色的钢板大约有两块砖头那么厚，到出口处的钢材已经自动卷成等量的整捆，厚薄类近厚一点的白纸，最常见的用途是做易拉罐。车间里几乎看不见一个工人，我也初识了什么叫全自动化操作。技术性的术语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讲解员所讲的一个事实：这个钢厂结束了中国钢铁业不能生产精钢的历史，改变了精钢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尽管是外行，这样的事实我不仅能听懂，而且很敏感，似乎属于本能性地特别留意，在于百年以来留下的心理亏虚太多了。
从小学生时代直到进入老龄的现在，我都在完成着这种从祖先遗传下来的先天性心理亏空的填垫和补偿过程。我们的第一台名为“解放牌”的汽车出厂了。我们有了自己生产的“红旗牌”轿车。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卫星上天了飞船也进入太空了。我们有了国产的彩色电视国产空调国产电脑和国产什么什么产品。这样的消息，每有一次都是对那个心理亏虚的填垫和补偿，增加一份骄傲和自信，包括制造易拉罐的这种钢材对进口依赖的打破，也属同感。我便想到，什么时候让欧美人发出一条他们也能“国产”中国的某种独门技术的产品的消息的时候，我的不断完成着填垫补偿心理亏空的过程，才能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告别布鞋换皮鞋的过程发生在上海。吃第一口黄鳝的食品革命也始发于上海。这些让我的孩子听来可笑到怀疑虚实的小事，却是我这一代人体验“换了人间”这个词儿的难以轻易抹去的记忆。还有历历在目的上海青年抢购白底花点衬衫的场景，与我上述的皮鞋和黄鳝的故事差不了多少。在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都被灰色黑色和蓝色的中山服红卫服覆盖着的国家里，一双皮鞋一餐鳝鱼丝和一件白底花点衬衫，留给人的镂刻般的记忆，记忆里的可笑和庆幸，肯定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从大理到泸沽湖
头上的风花雪月
不足一小时，飞机从昆明飞到大理，降落在一座被削平的山头机场上。视野开阔，无遮无碍，远处的山和眼皮下的大理城尽收眼底。一个风格独具的高山小型机场，小到只有刚刚落地的这一架飞机，没有拥挤，更不会熙攘，颇有凛冽寒气的风，把旅客刚刚出口的话儿和热气一律扫荡，抛撒。
沿着苍山绵延起伏的山系，远远望去，可以辨别新城和老城截然不同的风貌。从苍山到平川坝子漫缓下来的坡地上，房屋呈现出自然错落高低的壮观景象。即使是大片大片的平房或低层楼房，前边的建筑绝不遮挡后边的房屋，从平川一直立体展现到半山上。无论姿势别致的新建筑物或传统的老式房子，几乎一律把外墙都涂成白色，或者纯白的瓷片。苍山是深灰到黑青的颜色，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宽幅襟怀里，是大片白亮亮的建筑群，如此强烈的反衬，又如此和谐，从视觉到心理都感觉轻俏和透亮。与苍山并列的是黄色的秃山，断崖裸露无遗，沟壑也赤裸无遗，颇类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地貌。两条平行并列的山系之间，是一片灰蓝色的水，高原人习惯把这种高原湖泊称作海，这个海的形状活像人的耳朵，便有洱海之称。洱海平静清丽，把两列风貌和气象迥异的山系襟连衔接，一种天然和谐的过渡。
满城都飘动着白衣白裤。白族喜欢白色。白色的选择和白族的族史一样悠久。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潮时装，起码现在还无法动摇白族少女对白衣白裤坚定到崇拜的审美选择。一年四季无论季节如何变换，少女的一袭白色服饰却始终不变。最神秘也最招惹人的是少女的包头，用漂亮精湛这些词汇似乎都不及意。包头有四种颜色，分别代表风花雪月。大理在两条山系夹峙之间，形成一条风道，常年有风，不同的时节刮不同的风；大理气候温润，四季有花，山野的花从年头开到年终；苍山顶上却是终年冰雪封盖，融雪的好水注入洱海，滋润着高原；没有烟气污染也不见尘埃迷弥的天空，月亮就愈显得清净和柔媚。风花雪月都是大理特定地理环境下大自然的恩赐。白族少女将其具象为符号戴到头顶，一种对大自然虔诚的膜拜。我很感动，一个自古以来就把风花雪月顶在头上的民族，当会是怎样一种胸怀和心地？
最神秘的是包头的左耳侧那一绺白色线穗，垂过肩膀，暗示为未婚的女子，剪短到耳际的，标示为已婚。无论这白色线穗或长或短，是不允许任何人触摸的，尤其男性。如若谁敢违禁犯忌冒险动手，便要遭到惩罚，打是最轻的了。唯有求爱的小伙子可触摸少女过肩的长线穗。触摸表示求爱。小伙子必须有十分被接受的把握才敢伸出手去，姑娘接受了这种求爱皆大欢喜皆大完美；如若遭到拒绝，小伙子就得到女子家里义务做工，时限为三年，以观其行状，由姑娘最后表态做出抉择，留下来或走人。
蝴蝶泉
汽车在苍山宽幅襟怀里弯来绕去。下车前行，寻觅到杂树密林遮掩下的一个水池边。水是地下涌泉，真是太清了，清到纤尘不染，至清至净，透澈如无，可以逼真地透见水底一丝一缕的水草。这是声名远扬的蝴蝶泉。
原以为只有浪漫派诗人才会给此泉以蝴蝶命名。了知原委后，方才明白这样动人的泉名纯系写实主义的杰作。泉边有合欢树，蝴蝶在枝条上停落，一只扒着一只，垂吊下来，五颜六色的彩蝶，一串一串从树枝上倒挂垂吊在泉水上空，蔚为壮观，亦堪称奇到不可思议的奇景。据说是合欢树分泌散发着某种气味，蝴蝶难以抗拒这种气味的诱惑，遂成此景。我不敢全信，合欢树并非仅此一棵，而蝴蝶独恋此树却是绝无仅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只有这儿的合欢树才有分泌出蝴蝶喜欢的那种气味的特异功能。
苍山怀抱里的这一汪好水，涌流了不知多少年，彩蝶垂吊合欢枝条的奇景也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可谓“吊在深山人未识”。20世纪60年代，才被电影《五朵金花》剧组选外景时发现，这泉和这泉水上的蝴蝶串儿，就和《五朵金花》里美丽的金花一起出名了，蝴蝶泉成为天下名泉。我猜想这个美丽的泉名应该是剧组人员的集体创作。这个蝴蝶泉的浪漫奇观，连郭沫若老先生都难以拒绝诱惑，不远千里攀上山来，到此一游，不仅乘兴挥毫，为此泉题写了“蝴蝶泉”三字，而且赋得七律一首。郭老题名的蝴蝶泉镌刻在泉水涌流的出口处，论书法是精湛称绝的。那首七律已制碑，按郭老的亲笔书法刻制，亦为大家气象，弥足珍贵；只是那七律的遣词采句，在印象里的大师的诗词著作中，仅算得一般，不属上乘。
蝴蝶泉下不远处还有一条清泉，水量更大，泻出时在小小的跌差处形成碎银般明亮的小瀑布。此泉没有命名，却有传说惹人，撩一把水，升官；撩两把，发财；撩三把，得艳遇。游人和陪客便嘻嘻哈哈争抢撩拨水花，谁也未必当真，图得快活有趣。我便调侃，撩过四把五把，官财色如果俱得，内乱外患也就交至。
凤凰山·鹤翼村
一大早乘车出大理城，沿着两条山系之间平坦宽阔的坝子西行，黄突突的秃山在右，苍劲挺拔戴着银白雪帽的苍山在左。清凉的晨风让人忍不住敞开车窗。窗外田野里一抹翠绿。一色的蚕豆秧，如绿波涌过来，闪过去，一眼望不到边际，看多了就觉得缺少色彩的变化和调节。据说蚕豆近年间销路通畅，既可以做小食品，更可以做饲料，用途不衰，销路便红火。农民以此作为作物种植的选择，是本能的，田野就成为蚕豆的一统江山了。
翻过苍山，进入另一条川道，面前横着又一条山系。这是凤凰山。我一时根本无法把突兀横戳进眼里来的这个山与凤凰发生丝毫联系。任你如何多情如何富于想象，如何理想主义的浪漫，都不可能用凤凰给这样的山命名。这是怎样的一座山哦！黑森森的一座座高高低低的山头，黑森森的歪歪斜斜的山梁，山头和山梁赤裸着横的竖的粗硬的条纹。我在睃视的过程中，脑子里不仅飞不出凤凰，倒是堆满了铁渣。这是一座铁渣堆积的山。这样的铁渣已经堆积了亿万年，愈加冷寂了。这山戳进人的眼里，一满是蹭硬和干涩，根本不想触摸也不敢触碰。只在一处山头和山梁交叉的低洼处，有几株不知名的树的绿色，弥足珍贵。这个凤凰的名字因何缘起？不外乎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往往都传递着先古生民的期待和向往，愈是残酷愈是不堪的生存环境，愈是容易飞扬激越热烈的关于美的期至。
同样不可想象的是，这个干涩到几乎见不到一撮泥土的铁渣山山根，到处都涌流着泉水，在山下的川道里聚成望不到边际的湿地。丛生的隔年的芦苇已经干枯，在早春的风中摇曳，新生的芦苇大约刚刚拱破地皮。一群群野鸭在芦苇丛中悠然浮游，时隐时现。另有多种辨不出种类的水鸟，在水面上忽起忽落，毫不戒备。据说这儿的村民即使穷极，也不会猎杀水鸟。野鸭和水鸟自由无忌。
凤凰山根下，散落着几个自然村，归属行政上的新华村辖制。我们走进的这个自然村是最大的一个村寨，叫鹤翼村，也叫石寨。前者属浪漫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白鹤的翅膀。凤凰山下，白鹤一翼，浪漫和吉祥都汇聚到这个古老的白族聚居的石寨了。街道上走过来一帮步履匆急的中年女人，有的人背着竹篾背篓，一色的黑底蓝边布衣，头上的包头也是青布做的。包头的颜色，成为区别白族支系的标志。颇有异趣的是，中年女人包头上还复加着一顶仿制的黄色军帽。石寨的白族男子喜欢戴这种仿制的陆军士兵帽，缘自“文革”时期“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巨大而又深入的影响，形成习俗，至今不衰。这种仿军帽就成为男子汉的象征。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同样是这种思想所倡导的，于是白族妇女在传统的象征着女性的包头上垒加一顶仿军用品的黄色帽子，以标志在社会在家庭在人格在地位上与男人平等了。
鹤翼村的历史已经湮灭，尽管没有羊皮书一类神秘典籍存留下来以证明其古远，而聚居在这个寨子的白族人制作银器银饰的手艺，却已相传千年了，足够悠远古老了。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世代从事各种银器铜器生活用品和首饰的制作和镂刻，千余年来盛名不衰美誉远播。孩子学会用手抓摸东西就抓摸到了银器铜器银饰铜饰，以及凿刻钻镂那些精美饰物的器具。几乎家家都有作坊。几乎家家都出过一位或几位天才的巧手名匠，单是能被现在的人记住名字的就可以顺口摆出一长串。从鹤翼村走出去的银匠兼铜匠，遍及整个西南各省的大城市小街镇，尤其是西藏、广西、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云南各州自不必说了。不管哪个民族戴着什么样的银货首饰，十有八九都是鹤翼村的能人巧手做的活儿。我不敢全信也不敢不信。确凿的事实是，鹤翼村现有四位佼佼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给“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的称号。这四位大师在村里享有盛望，几无异议亦无窃窃，不似文坛常常发生关于大师的脸红脖子粗的争议。他们早已在鹤翼村乃至同行业里独具威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名只是锦上添花。
我走进其中一位大师老寸的家院。
寸大师不在。寸大师的夫人热情地领着一行人参观家庭银器作坊。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作坊，不仅在家里的廊檐下做工，匠工全部是寸家的儿女和亲属。大女婿正在镂刻一把白银酒壶。这把酒壶专配八只白银酒盅。这把酒壶里所装的白酒正好斟满八只酒盅，不多一滴也不亏一滴。据说这酒壶酒盅容量的数学公式运算十分复杂。寸大师如何完成这项发明创造的秘诀至今密而不漏，没有拜请数学家的公式运算却是确凿的。这项绝门技艺早已获得创造发明专利，至今尚未被谁破解。这把纯银酒壶的外观造型和浮雕式的镂刻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直觉得更适宜作为新居摆设或收藏供人欣赏，用它装酒倒酒似乎把某种美的感觉俗化了低贬了，也使饮酒者平添一分珍惜的沉重。这种神秘的银质酒壶的生产过程却是公开的，起码在镂刻浮雕这一环节上任人观摩。大女婿在廊檐下坐一把小凳，十分专注，目不斜视，手里的小角刀一划一削，一拉一挑，一种熟练的自信和自如溢于眉眼和神色里。尚未婚娶的二女婿也坐在廊檐下的高台阶上，刻着一种银器，丈母娘向客人介绍到他的时候，抬起头腼腆一笑，羞涩浮在清秀的脸庞上，又低头做活儿了。大女儿跑前颠后，动作行为和语言质地都显示出当家或主持的角色。二女儿一副轻松姿态，颇多天真，她说她在大理城里开着一家银器店，经营着自家作坊的产品。我稍微留意一下，寸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没有戴白族的包头，更没有再垒加一顶仿军品黄帽。男女平等在这个家庭里，肯定不必用一顶男人喜欢的帽子来暗示了。
寸大师家的房子我也不忍忽略。
一个典型的白族院落。两层楼房，一色的木头，木柱木梁自不必说，外墙和内墙全用木板，每一扇门板和窗扇，都是花鸟异兽的雕刻。高耸轻俏的挑檐，一眼望去就使人感到某种舒畅，避去了寻常建筑物的闭塞和郁闷。这幢建筑耗资八十万。请不要忽略这是在僻远的鹤翼村。在鹤翼村的街道上行走，两边大多是两层木楼，从成色上判断，都应属于近年间的新建筑。有几处又低又矮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可以见证以往村庄的概貌。还有两家正在兴建的楼房，施工的工匠和辅助的工人忙碌在屋架上和院子里……制作银器铜器和首饰，已经使鹤翼村的白族过上了好日子，甚至使我都不想再听关于过去如何怀着绝技讨饭吃的往事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岂止一个鹤翼村或者石寨，整个中国南方北方的每一个村寨，都在演示和见证着同一个教训。我更愿意观赏寸大师寸夫人和他们的儿女，以及鹤翼村老的少的银匠们今日的生活状态，对我关于过去乡村的记忆和体验，当是一种抚慰。
泸沽湖畔
差不多有六个小时的行程，几乎都在大凉山里盘旋。上一架山下一座山。再上一座山再下这座山。就这样上上下下在大凉山的山丛中整整盘旋六个小时，人得有巨大的耐心，因为沿途的奇峰和美景早已看得眼满神疲了。只有一架山留下了至今想起依然心悸的记忆。那是一座最陡的又无法绕过去的山。从山顶斜睨一眼，窄窄的公路在这架山的同一壁面上，绕过七八道弯才到山顶，像天女舞罢随意丢弃在山壁上的一条黑绸。这是我后来想到的比喻。当时被汽车载着盘旋其间的时候难得想象，一满是目眩和心悸。
就为着看一眼神秘的泸沽湖，就为着亲眼看看比湖泊更神秘的摩梭人。
傍晚时分，汽车翻上又一座山头，突然瞥见远处一片灰蓝色的水雾，凭感觉就知道是泸沽湖了。视线又被眼前的山峰遮住了。只一瞥，精神顿然亢奋起来了。那一片蒙蒙的水雾又在两座山头之间出现了，稍为宽限的时间，可以看到灰色水雾下蓝色的湖水。第一眼和第二眼的最新鲜的直感，就是沉静，一种悠远的沉静。
站到泸沽湖边上，我的心也顿然沉静了。不想欢呼，连赞叹的词汇也不想出口，只有哦哦哟哟的呻吟。似乎眼前的湖面是熟悉的，可能就在昨天或去年的某个梦境里，似乎又确凿是陌生的，因为即使梦里也根本不会浮出这样好的水和仙境般的湖。近前已经是澄明清澈的湖面，幽深的蓝变成青色。水雾在远处浮漫着，愈远愈浓，隐隐能看出水汽在湖面上丝丝缕缕时现时隐。远处的水雾蒙蒙成帐，遮住湖边的山的根部，山就浮在湖上了。人说对面的山形恰如卧佛，佛就在这四季弥漫的水雾里滋润着修养着。近处的湖面上浮着一种通体黑色的水鸟，悠悠然漂浮。金黄色的野鸭集成堆，成片。白色的鸥鸟是显眼的，也是最活跃的，时而在水上浮游，随即就飘飞起来，在空中恣意了两圈儿，又落到水面上来了。无论好静无论喜动的各色鸟儿，在这儿都能随心所欲，绝无偶然突然发生的伤害，一种原始的安全。岸边停靠着许多猪槽船，可以乘坐十人。这是作为商业经营的仿造品。我在图片上见到过类近最原始的猪槽船，是把一根粗壮的木头凿空了的恰似给猪喂食的食槽的船，坐两个人是合理的负载。这种猪槽船源自摩梭人源头形成时的神话故事，又吻合着教科书上人类进化到母系氏族社会时的特征，就给今天的现代人一种悠远想象的符号，倒是不必细究传说的可靠性了。湖面上频频往返着一条条这种十人乘坐的猪槽船，到湖心的小岛上观光。一个黝黑的小伙子在船头划桨，船尾是一个同样年轻的摩梭女性也在摆着木桨，经问得知，是一对走婚的摩梭人夫妻，他们已不忌讳。
泸沽湖四面被山围定。落水村依傍在湖的南岸。远远望去，湖的北岸西岸和东岸的山脚下，都有散落的房屋的屋脊隐现。汽车从山里盘旋过来的唯一出口，就是落水村。这是山根到湖边难得的一块颇为开阔的平地，成为落水村摩梭人千古繁衍生息的福地。崇山峻岭层层叠叠形成的严密不泄的封闭，为今天的人们无意保存下来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块活化石，母系时段的家庭形态。落水村被外部世界撩开神秘面纱，在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普通人的惊喜惊诧和好奇的熙熙攘攘声浪里，大小商贾的心思和行为却最单纯最简捷最务实，不过十来年时间，把落水村装扮成一个具有现阶段发展水平和流行特色的消费娱乐商城了。
沿着湖边业已形成的一公里长的商品走廊，一家紧挨一家的大铺店小门面，各逞风姿的装饰扮相，基本与当地古朴的建筑风貌毫无牵涉，都是用21世纪初中国都市里流行的审美情趣构建的图像。店铺里的商品多是内地输入的吃、喝、穿、戴、用、玩的东西，偶有少量仿造摩梭人原始生活用品纯粹作为象征的物什。开店坐店的大小老板和雇员，十有八九都是从外部进来淘金的青年男女，据说有远自广州的女商家。和这排甚为讲究的建筑物一路之隔的对面，紧靠着泸沽湖岸的沙滩，是用各色彩条塑料篷布搭建的小吃店，在泥土地上支着一个个炸锅烤箱或蒸笼，小女子小男孩尚未脱尽稚气也未脱尽原有职业的举止特征，只顾一个不漏地招徕走过面前的每一个行人。这种临时设置和摊主普遍不甚踏实的神色，让人想到顾客一串烤肉尚未嚼咽完成，摊主就会拔篷挟锅逃走。沿着山根的公路，有规模壮观的大酒店、饭店和过夜生活的唱歌洗浴按摩等级参差不齐的场合。所有这些骤然冒出的建筑和设施，都是为进入神秘的泸沽湖的游客准备的。
落水村已经是一片式样大致相同的楼房。大多为两层，用水泥也用木头。院落很宽敞。主人食宿住卧只占少量房间，更多的房间是作为家庭旅社接待游客的，而且有宽敞明亮的餐厅，销售各类风味的饭菜，晚上的篝火晚会在一座宽大的院庭里举行，已经不是传统那种随意自如的自娱自乐的方式，而是经过艺术家指导、编排的规范化表演了，为赚取游人钞票的纯商业化演出，男女村民演员的服装也很精美而讲究。据说，当晚演出结束，游人带着异样风情的回味离去，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现场分酬，绝不过夜也不拖欠，完全公开化，也就避免了矛盾和意见。据我乘坐的那条猪槽船的女船主介绍，村民分为AB两组，划船和演出隔一周轮换一次，游人的多少决定着收入的丰薄，天气和季节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全凭运气了。为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游客服务的旅游商业，成为落水村人致富的始料不及的机遇。作为怀着猎奇探访心理的我，看到群山环抱的湛蓝湛蓝的高原之湖，看到黝黑强健的摩梭男女，自然是一种预期的心理满足。然而也不无欠缺和隐忧。山脚下和湖岸边的商业区和娱乐区，包围着落水村，豪华酒店简陋歌厅里的流行歌曲和陪女的嬉笑声连同洗脚水倾泻出来，原始的纯粹的母系家庭能否坚守久远。我又矛盾得很，落水村的摩梭人有无必要坚守那种古有的习俗。摩梭人独有的歌舞成为纯商品化的致富途径，我也在赞赏与遗憾的矛盾中难以抉择。唯一可以做出判断的一件事，湖边已形成很宽的浑浊的污染带，再不能往湖心地带扩展了；把一个纯洁不染纤尘的高原湖泊弄成一湖脏水，那是无须点示后果的最愚蠢的作孽。
火塘·花楼
终于走进一间摩梭人日常起居的屋子。这是我昨夜歇住的家庭旅社的主人家的住屋。房主人叫达巴，丰满的身材，很镇静，镇静到与她后来自报的还属于年轻人范畴的年龄不太相称。果然，她已经在深圳这样中国最现代的城市里生活工作过两年了，见过大世面也见过比较洋的世面了。她上身穿着有花纹图案的毛衣，坐在火塘边向我和同行的作家朋友介绍摩梭人的风俗和家庭结构，很镇静。
火塘是房子的核心。家庭成员商协家政家务的活动就在火塘周围。家庭成员依长幼辈分在火塘边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子。火塘靠近木质背墙。背墙根下火塘两边，摆置着有软垫的木板，从火塘最近到最远端的位子次序，是舅舅们按年龄长幼依次排定的。火塘旁边还散摆着不少圆形墩子，是家庭其余成员随意坐的。包括孩子的父亲，他到这里来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之情，可以坐在火塘边，却不能坐到舅舅坐的上首木板上。火塘左边的圆木叠垒起来的木头墙上，嵌着一张床，那是这个家庭主持家政的家长的卧铺，神秘而又神圣，偌大的屋子里，只有这一铺住处。家长通常是这个家庭里年龄最长的女性，在火塘边主持一年之初的计划预算和年终总结，家庭随时要安排处理的一切内政和外交，由舅舅们和女儿各抒意见，最后由家长做出决断，走婚的父亲是不能参与的，也就没有说长论短的资格。
有资格坐在火塘左右两边属于上首位子的木板上的成年男性，承担田地里的主要劳作，无私地供养着姊妹们生育的孩子，作为舅舅的身份，承担着父亲的责任。孩子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的家庭里同样抚养他们的姊妹生育的孩子。人们习惯说这是单亲家庭，兄弟姊妹终生生活在同一个火塘周围。姊妹们到成年后，每人有一间花楼，夜里等待亲爱的夫君来走婚；成年男子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坐火塘的尊贵位子，而没有资格安铺下榻，晚上必须走出屋院到相亲相爱的女子的花楼里共度良宵。女性的花楼是除了走婚的男子之外的任何人不得涉足的。我们之中有人向达巴打问她的花楼，笑而不语。达巴转移话题说，她曾到深圳的民族村做过摩梭人的歌舞表演，有两年多时间，还是觉得泸沽湖边的家乡更适宜自己，况且落水村因为近年间的旅游热而增添了收益的渠道，决意回来了。达巴坦率地告诉我们，她已完成走婚，有一个正在哺乳的女儿，“孩子的爸爸很帅，他二十五岁”。达巴特意注重地解释，外面的人传说摩梭人走婚很随便，误传了。青年男女经过暗恋到热恋，一旦确定走婚关系，就会固定下来；一旦有孩子出生，虽不能尽父亲抚养孩子的责任，却可以随时走到女方的火塘边，表达对孩子的爱怜和关心，也可以和家人聊天和交流。这种关系也是村人几乎共知的，一旦发生变异，会受到众人的不齿和轻视，很难再去找到新的走婚对象。我就很清醒地感觉到，这是一种依凛然的道德维系的婚姻纽带。
我也不难想象，从泸沽湖从田地里从山野里摆渡耕作放牧归来的男人和女人，漱洗完毕吃罢夜饭，女子进入花楼等待夫君时该是怎样一种甜蜜的急切；那些匆匆走过幽暗的村巷进入花楼偏门的男子该是怎样一种坦然的幸福。那些甚至需要骑马或摩托赶到另一个村寨的小伙子们，以怎样动人的痴情在两个村寨之间的山路上的每一个夜晚走向自己心中的花楼……这是怎样充溢着激情的生动的泸沽湖。
在河之洲
汽车驶出古城西安东门，不久就进入麦深似海的关中平原的腹地。时令刚交上五月，吐穗扬花的小麦一望无际，眼前是嫩滴滴的密密匝匝的麦叶麦穗，稍远就呈现为青色的，放开眼远眺，就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恢宏深沉的气象了。车过渭河，田堰层叠的渭北高原，在灰云和淡雾里隐隐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无论陡立的山冈无论舒缓的慢坡，都被青葱葱的麦子覆盖着，如此博大深沉，又如此舒展柔曼，无法想象仅仅在两个月之前的残破与苍凉，顿然生发对黄土高原深蕴不露的神奇伟力的感动。
我的心绪早已舒展欢愉起来，却不完全因为满川满原的绿色的浸染和撩拨，更有潜藏心底的一个极富诱惑的期盼，即将踏访两千多年前那位“窈窕淑女”曾经生活和恋爱的“在河之洲”了。确切地说，早在几天之前朋友相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踊跃着期待着，去看那块神秘莫测的“在河之洲”。
我是少年时期在初中语文课本上，初读那首被称作中国第一首爱情诗歌的。无须语文老师督促，一诵我便成记了，也就终生难忘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许是少年时期特有的敏感，对那位好逑的君子不大感兴趣，至有莫名的嫉妒，一个什么样儿的君子，竟然能够赢得那位窈窕淑女的爱？在河之洲，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窈窕淑女，而且演绎出千古诵唱不衰的美丽的爱情诗篇？神秘而又圣洁的在河之洲就在我的心底潜存下来。后来听说这首爱情绝唱就产生在渭北高原，却不敢全信，以为不过是传说罢了，而渭河平原的历史传说太多太多了。直到朋友约我的时候，确凿而又具体地告诉我，在河之洲，就是渭北高原合阳县的洽川，这是大学问家朱熹老先生论证勘定的。朱熹《诗集传》里的“关雎”篇，以及《大雅·大明》的注释，有“在洽之阳，在渭之涣”可佐证，更有“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阳夏阳县”，指示出不容置疑的具体方位。郃阳即今日的合阳县，20世纪50年代还沿用古体郃字作为县名，后来为图得简便，把右边的耳朵削减省略了，郃阳县就成今天通用的合阳县了。洽水在合阳县投入黄河，这一片黄河道里的滩地古称洽川，就是千百年来让初恋男女梦幻情迷的在河之洲。我现在就奔着那方神秘而又圣洁的芳草地来了。
远远便瞅见了黄河。黄河紧紧贴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似的断崖的崖根，静静地悄无声息地涌流着。黄河冲出禹门，又冲出晋陕大峡谷，到这里才放松了，温柔了，也需要抒情低吟了，抖落下沉重的泥沙，孕育出渭北高原这方丰饶秀美的河洲。这是令人一瞅便感到心灵震颤的一方绿洲，顿然便自惭想象的狭窄和局限。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左望不见边际，右眺也不见边际，装饰着黄河三万多亩，那一派芦苇的青葱的绿色所蕴聚的万象，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我站在坡坎上，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方自少年时代就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绣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荡的气韵，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使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我便暗自好笑少年时期自己的无知与轻狂，好逑的君子可是西周的周文王啊，哪里还有比他更能称得起君子的君子呢！一个君王向一个锄地割麦采桑养蚕的民间女子求爱，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两千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雨下起来了。芦苇荡里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腾起排山倒海般雨打苇叶的啸声，一波一波撞击人的胸腔。走到芦苇荡里一处开阔地时，看到一幅奇景，好大的一个水塘里，竟然有几十个人在戏水，男人女人，年轻人居多，也有头发稀落皮肉松弛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个时月里的渭北高原，又下着大雨，气温不过十度，那些人只穿泳衣在水塘里戏闹着，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一个温泉，名处女泉，大约从文王向民间淑女求爱之前就涌流到今天了。温泉蒸腾着白色的水汽，像一只沸滚的大锅，一团一团温热湿润的水汽向四周的芦苇丛里弥漫，幻如仙境。洽川人得了这一塘好水，冬夏都可以尽情洗浴了，自古形成一个风俗，女子出嫁前夜，必定到处女泉净身，真是如诗如画。洽川这种温泉在古籍上有一个怪异的专用汉字：瀵。自地下冒涌出来，冲起沙粒，对浴者的皮肤冲击搓磨，比现代浴室超豪华设施美妙得远了。在洽川，这样的瀵泉有多处，细如蚁穴，大如车轮。《水经注》等多种典籍都有生动具体的描绘。现在成了各地旅客观赏或享受沙浪浴的好去处了。
这肯定是我见过的最绝妙的温泉了，也肯定是我观赏到的最壮观最气魄的芦苇荡了，造化给缺雨干旱的渭北高原赐予这样迷人的一方绿地一塘好水，弥足珍贵。我在孙犁的小说散文里领略过荷花淀和芦苇荡的诗意美，前不久从媒体上看到有干涸的危机，不免扼腕；从京剧《沙家浜》里知道江南有一片可藏匿新四军的芦苇荡，不知还有芦苇否？芦苇丛生的湿地河滩，被尊为地球的肺。无须特意强调，谁都知道其对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
我便庆幸，在黄河滩的洽川，芦苇在蓬勃着，温泉在涌着冒着，现代淑女和现代君子，在这一方芳草地上，演绎着风流。
柴达木掠影
出敦煌城，满眼都是变幻着色彩的沙子。无边无际的沙丘沙梁和沙地，金黄金黄的，灰白灰白的，淡青淡青的，铺天盖地的沙漠没有期望里的变化，仅仅是沙子的颜色淡了浓了在变幻着。进入祁连山，沟底和山坡上有绿草生长，尽管可以看出干旱施虐下存活的艰难，毕竟是绿色生命，毕竟带给人一种鲜活。远处的祁连山是凛凛的赤裸的峰峦和沟壑，有几处可以看到峰顶上闪闪发亮的积雪。翻过祁连山，又是砾石堆积的戈壁，零星的骆驼草顽强地在这里宣示着生命。偶尔可以发现一只小小的蓝底白翅的小鸟，从这蓬骆驼草飞到另一丛，使这无边沉寂的漠地有了一点灵动。
进入柴达木腹地，便进入生命的绝地。一株草一只蠓虫都绝迹了。地表是如同刚刚得到细雨润湿的黑油油的土壤，踏上去竟然坚硬如铁，这是经过盐渍造成的奇异景象。薄薄的土层下，是青石一般坚硬的盐层，深不知底。柴达木在蒙古语里的意译是盐渍。性能精良的越野车，在沙漠戈壁行进了整整九个小时，陪伴左右的祁连山隐去了，阿尔金山扑入眼来了，白雪皑皑的昆仑让人生出走到天尽头的错觉。我已经知晓，1954年早春，在西安组建的第一支石油勘探队从敦煌开始行程，用脚步并借助骆驼横穿过沙漠和戈壁，历时半月，到达我们即将抵达的尕斯库勒湖畔。他们吃自己背着的干粮。他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的沙地上挖坑（地窝子）夜宿。在关中已经是柳絮榆荚飘飞的春景，柴达木依然是严寒的冬天，夜晚沙坑里彻骨的冰冷是可以想见的。最严酷的是根本找不到淡水。我从当年那些首闯绝地的勘探者所写的回忆短文里，首先感动的是朴实无华坦诚平静的叙述，对于任谁都可以想象的绝地里的困难，绝无渲染辞藻。这样的叙述反倒令人感受到创业者的豪迈和威势，读来令人产生对某种远逝的纯情的怀念。
我已经看多了造型各异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楼大厦，看多了越来越精致的城市绿地和花卉，越变越华丽越雅致的地毯和壁饰。我现在置身于寸草不生蠓虫不飞严酷到连一口淡水也找不到的柴达木。把赤裸的祁连山赤裸的阿尔金山冰雪闪亮的昆仑山揽入视野纳入心胸，对我的心境和心态是一种无可替及的良好的调节，起码不至于仅仅把眼光流连在人工制造的草地花丛地毯壁饰的色彩和图案上，人的情趣需要带着严酷意味的荒漠群山的调节。
远远便瞅见昆仑山脚下尕斯库勒湖蓝幽幽的好水。人在干枯单调的荒漠里整整走过九个小时，对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一湖好水的亲近是强烈的，况且是融雪汇聚成湖的纯净的水，绿色就环绕着湖水而蓬勃着生气了。我们来到一座高耸的碑塔前，这是柴达木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井址，站在这个碑塔下，感知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创业者的神圣和尊严。
花土沟是发现油砂石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如同被大火燎烧过的群峰之中。汽车在山间盘旋而上，残破的山梁残破的沟坡残破的山峰，在见惯了黄土高坡的我的感觉里，仍然是不堪。就在这样的沟壑间山梁上，这里那里都竖立着正在掘进的井架，悠悠然有节奏运转着的抽油机，黑色的输油管或凌空飞架或顺地铺设，我可以想象技术人员和工人完成每一道工序的艰难，更感佩把石油采出的意志力。
花土沟山顶上立着一块石碑，铭记着这里是首先发现油砂石的地方。1947年，一支仅剩下三人的石油勘探队，几乎是在绝望中听到一个什么人说这儿有一种可以点燃起火的石头，欣喜若狂，立马赶到这里，发现了山峰和山沟里裸露着的油砂石，这是潜藏石油最可靠的资料了。石碑上镌刻着那三个发现者的名字。这块石碑，完整了柴达木石油勘探开采的历史，一种令人感佩的科学态度。我接受了油田一位朋友随手捡拾的一块油砂石，尽管早已干涸，仍然可以闻到一股油腥气味，颜色是被石油浸渍过的紫黑色。我在看着摸着嗅着这块来自地心的不寻常的石头时是平静的，不过有一点好奇，却可以理解那三位勘探者抓到它时的狂欢，那对他们来说是发现，是求证的证据，是理想的实现。也可以理解1954年的勘探队在此打出第一口油井的狂欢，应该是献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一份厚礼。从那时开始，到我以参观者的身份到这里来的时候，整整经过了五十年，新的井架还在搭建，油井还在出油，新的年生产指标还在提升。一茬接一茬的石油人在这里付出了汗水心血和青春，又一茬年轻人继续活跃在平川里和沟壑间，依然是一丝不苟的全身心投入，依然是面对戈壁所有艰辛的顽强和乐观。
还有开创者的诗性情怀。他们为柴达木取下一批极富诗意的地名，这是这些处女地自形成以来的第一次命名。花土沟是依山峰和沟坡的颜色命名的。冷湖这个名字取得多么别致，怕是大学问家也未必能推敲得到。还有一个南八仙，就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光彩了，而是一种虔诚的缅怀。一个由八位女子组成的勘探队，走出营地后消失了，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柴达木荒漠上，一缕布条一页纸片都没有残留。战友们在搜寻绝望之时给她们失踪的地方命名为南八仙。愿这些报效国家的巾帼英雄，化为天仙。
在柴达木一路走来，超绝想象的大自然的严酷，对我发生着连续的冲撞；传说的和墨写的开发柴达木的英雄业绩，对我也发生着令人由衷感动感叹的冲撞；眼见的正在掘进的钻机和悠然运行的抽油机，穿着溅有油痕制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一张张自信而又鲜活的脸孔，有一种更富活力的冲撞。尽管我不可能加入这种环境下的这一群劳动者的行列，却乐意接受这种冲撞，增强精神和心理的钙质，更踏实更从容地面对生活。
太白山记
刚到太白山下，先听到雷鸣似的吼声连续轰响，宏大而又沉闷。昨晚下了大半夜雨。汤峪河涨水了。第一眼看见夹在群山峡谷中的这条溪流，是在乱石上疾流飞溅起来又骤落下去的明里透黄的水柱和水花，紧接着那如雷的轰鸣声就铺天盖地倾灌进人的耳孔，心胸里顿时就波涌浪翻了。这是太白山，秦岭的最高峰，大约三千六七百米，山顶终年积雪，而汤峪里却有天赐的地热温水，三伏溽暑登山踏雪赏景，归来泡一回地壳里涌出的热汤，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古往今来人们都乐游不疲，都憧憬着至少有一回太白山的悦目赏心。
杂树恣意，野花凄迷。峡谷窄处仅容得脚旁湍急的流水和这一条贴着悬崖的车路。绕过横堵在眼前的直立的山峰，又豁然一片蓬勃着绿草野树的谷地，千姿百态，气象各异，人便为城市里精心打造的花卉园林惋惜其雕琢的小气和别扭了。在我多次穿越秦岭的印象里，其实你随便走进任何一道峪或一条沟，都是浏览不尽美不胜收的天然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