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说话间进入四面堵实了的一方峡谷之中,迎面是座坡势稍缓却很宽幅的山林,一直往后倾过去也升高起来,直抵视力迷茫的灰云笼罩之中。右边是两座携手并立的山峰,几乎是直起直立,陡峭如墙,峰体的石头多有裸露,怪异在于北边那山的石头一条一条竖向摆列,南边一座的石条卧倒排比,真无法想象造化如何把如此亲近的两座山峰弄出截然不同的结构来。转过身看北边的那座山,才显得最为奇绝,整个一架山就是一块石头,几乎看不到断裂的缝隙,除了山顶和山脚被矮树杂草戴帽穿靴,其余的山体光滑无遮,灰白色和灰黑色相叠印,突兀横摆在人的眼前,真乃铜墙铁壁堵死将军的绝地了。

  又一处景观却以李白演绎出传说来。这山体也差不多是偌大一块完整的石头,无裂缝无以存垢土,草木便无法寄生,树种草籽也难以藏匿,太光滑太陡峭了。几乎通体裸露的石头呈黑色,似有墨汁泼洒下来,一片片像是直泼的墨汁,一条条一绺绺像是墨汁流淌的痕迹。便有了神话般的传说,李白被大自然神刀鬼斧的创造陶醉了,也被美酒饮得真醉了,张狂起来时,扬手把墨汁泼洒出去,仍不能抑兴止狂,又把酒具抛掷出去,泼墨山的对面就有酷似酒壶酒盅的两座山。更绝在溪流里,有一块百余平方米的石头,灰白色里缀着暗红的石粒,恰如一张卧床。又是天赐给这位天才诗人的醉卧之榻了。这样宽大的一张石床,四面山风,白云高悬,清水拂过肢体,可以想见有怎样的舒畅,这是民间人士奖赏给李白的享受了。我到这儿才知晓,秦岭的这个最高峰取名太白山,却与大诗仙李白无关,早在唐以前就得名了。我却也生发一点欣慰。后人在太白山里为李白编织出这么浪漫的传说,让舞文弄墨的文人们可以找到一份自信;却也难得骄纵,毕竟诗没有写到李白那样的境地,也缺了这位诗仙独具的性情。

  愈往峪沟里头走,凉风竟然变为刺激肌肤的寒气了,雨也星星点点落下来,山外正是热得人恨不得扒一层皮的溽伏,这儿却让人冻得时不时抖颤。经不住奇峰妙谷的诱惑,继续沿着汤峪河谷走着,山脚下飞出一道单檐角亭来,背倚青石崖壁,两根立柱,撑起单面瓦顶。三面无墙。下有一尊丈余的卧佛,浑身饰过金粉,黄灿灿的十分耀眼。卧佛造型优美,怡然神情,据说清代雕成,是一块完整的石头,近年间才被涂饰了金粉。1933年暑月,于右任进山散心赏景,驻足观瞻大佛,当即赋诗,现在依照于体笔迹镂刻在睡佛侧卧背后的崖壁上,诗曰:“睡佛好,睡佛好,一睡百事了。我也想来睡,谁来把国保。”于右任国学渊深,写得一手好字,也写下诸多堪为绝妙的古体诗章,而如上述既类“打油”又像民谣的诗,当是稀罕一例。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年。先生上太白山避暑消夏,心里还沉悬着被倭寇掠占的东北山河,无论如何是难以如佛般安卧青山碧溪的。这首“打油”韵味的短诗,亮示给我一种情怀,既是军人的,亦是诗家词人的,我愈加不敢轻泛称佛说道了。

  关山小记

  汽车刚钻进山,车里的朋友就兴奋起来,争相发出连续不断的赞美的话,夹裹着由衷的惊诧的叫声。近似鼓噪,不过从口吻声调判断,还属真实。想想这些常年出入高楼游走在水泥沥青马路上的人,眼里看的是瓷片玻璃鼻孔吸入的是种种废气,时下又正当溽热难耐的三伏,突然钻进这不见人烟的群山之中,仅生理心理的本能性舒悦就足以开怀了,况且全都是挟有绝技绝招的文墨人,更敏感也更习惯表述。

  这山也真是美。在仅容得汽车穿过的窄道里,两边或陡直挺立或悬空扑突的青色岩石,轻易就可以把钢铁制品挤弯压扁。溪水就在车轮下飞迸着水花,喧闹出弥天铺地的浪声。车在群山里盘绕,一会上了一会下了,眼前的空间一会宽了一会窄了,瞬息变幻着的景致,却再也激发不起朋友们的大呼小叹了。也许是目不暇接了,也许是喊得累了。车子再翻过一道缓坡横梁,眼前展开一片宽阔漫长的谷地,峭壁陡峰早已不见了踪影,溪水隐没到草丛里去了,满眼都是阅览不尽的绿草,在西斜的阳光下迭变着色彩,人被狭谷窄道挤压过的心胸顿然舒展开来。又是一片惊诧的咏叹。

  这是关山。我这回是专意瞅着关山来的。

  我对关山的向往,是两年前电视播放的一则风光片诱发的。记得是在一场顶级足球比赛的场间休息时随意转换频道,不经意间看到一片奇异的高山草地,一下子就被吸引被诱惑住了。起初竟然以为是异国风光,而且与在图片和荧屏上见过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叠印在一起;后来听着优美抒情的播音员的解释词儿,才知道这是中国的关山草原,更令我意料不及的,这关山就隐藏在秦岭山地里边,属于陕西陇县辖地,离西安不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在那一刻就有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惊喜,向往也在那一刻注定了。终于逮着机会,直奔关山来了。

  一眼望不透的高矮起伏着的群山。这里的山已经不见秦岭的陡峭挺拔威严凛峻,却是一派舒缓柔曼的气象,从山根到山顶,坡势拉得悠长,一种自在自如的娴静和浅淡。由近处望到远处,山头都被绿树笼罩着,近在眼前的是一派惹眼的葱绿,越往远处颜色渐渐加深到墨绿,再到目力所及处和雾气灰云混融了,完全看不出绿色了。这里的树林颇为怪异:从每一座山头覆盖下来,到半山腰便齐崭崭收住,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壁垒。看去颇为壮观,往往使初见者误猜为人工有意所为,其实是自自然然形成的地理地貌性奇观。山腰往下直到河谷,漫坡漫川都是绿毡铺着一样的野草,草里点缀着黄的红的紫的白的小花。这山里的世界就显得十分简洁。绿的树和绿的草,树占山腰以上,草铺山腰以下。这种简洁的美是一种大气象的美。是舍弃了繁复舍弃了芜杂也舍弃了匠心的美,非阅览过千番景致,也见惯了各种色彩的大手笔不可造得。这当然是大自然的神笔造出的神韵,却也启示舞笔弄墨泼彩的文人画家,不可把一种自营的色彩色调说绝了。

  从河谷里随意走过去,走过一个山间谷地再到一个山间谷地,每一道沟每一面坡都各有风姿,绝不重复类近。然而稍微留心,或浅短或长远,或伸直或斜延,那一面面坡一道道梁,其走势其形态都显示舒缓优雅自在自如气韵酣畅神娴气静,一弯一转一扭一回旋,都丝毫不显急促,更不见猥琐,如一张张锦帛一条条绿绸随着轻微的山风随意飘落。我不止一回提问自己,这是秦岭吗?以陡险雄峻闻名的秦岭,到这里却呈现出一派舒缀柔曼的姿态和情调,当可看作伟岸凛峻的大丈夫的躯体里,原本怀有诗意绵绵也情意绵绵的软心柔肠。

  关山和秦岭一样悠久,却是山系里的壮年汉子,多少万年以来,这天赐的美景只是默默地自我欣赏。从20世纪后半段的几十年里,这里是繁殖培育骑兵所用战马的军事禁地,旁人不得进入。再说那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城乡,都是数着粮票掐斤扣两过着日子,不仅没有游山逛景的资本,作为一种意识都不为当时极“左”的时风所容忍。现在时风开化了,一部分人可以在衣暖饭饱之后派生游逛的“余事”了。骑兵已经从中国军队的兵种里悄然消退了,关山军马场相继歇业关闭了,然军马却在山沟野洼乡民的屋院里繁衍。现在,这里最能引发游人新奇的项目是骑马,近处和远处的男女山民牵着自养的良种军马,争先恐后地把马鞭往来此散心的城里人的手里塞,甚至拽着游客的胳膊往马背上掀,竞争到了空前激烈的状态。马们是无所谓的,驮着这些城市来的先生女士老汉老太小伙姑娘,听着他们在自己耳后发出的惊惊吓吓嘻嘻哈哈的声音,祖传的血液里的冲锋陷阵蹄踏敌阵的血性和激情荡然无存,只有懒洋洋的溜达。我的朋友们都上了马。我无端地谢绝真诚的乃至不可理喻的邀约,只有一个托词,我属马,自己不好压迫自己。

  我便独自一人在夕阳即逝的草地上随意走着。我迎面碰到草地小路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小伙眉眼很俊,黑眼睛灵活而聪慧。我和他有一段短捷的交谈,得知散落在一道一道沟谷里的山里人家,除了种苞谷土豆自供吃食,主要是饲养放牧羊和马,羊供游人们烧烤,现场宰杀,架火烤全羊或羊肉串儿,从维吾尔族蒙古族那里学来的烧烤技术。马除了供游人骑玩,更多的是卖给客户,听来有点残酷。小伙告诉我,上海年年来人收购,有多少要多少。听说买回去抽血直到抽干。抽马血做啥用咱就不知道了……听得我毛骨悚然,身上起鸡皮疙瘩,顿然意识到属马不骑马的自我约律没有一丝意思了。

  小伙子跨上自行车远去了。暮色里可以看见前边山口有一堆瓦顶房子。不过五六户人家。我往驻地走过去。绵软的草地已经有湿气潮起来。包括我在内的城里人到这里来散心,来赏景,来换一口清新干净的空气,体验一回骑马的新奇感觉。明日回去又陷入城市的文明和喧嚣之中。山民们大约对这里的树这里的草这里的空气,早已习以为常,只有尽快把长成的羊和马卖出去,欢悦和窃喜才会产生。美丽的类近阿尔卑斯山风貌的关山的景致,对他们只有谋得生存的真实含义。

  夜色完全落幕。阴沉的天空尽管没有星月,还是能够看到天和地的分界,那是群山顶上的树梢,在天空划出的起伏着的优美曲线,凝然不动。我回到驻地场院。听到聚在灯光下的一堆游客在议论,咱们有这样好的山地和草原,外地人却把陕西一概印象为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坡,全是那首破歌惹的祸……“大风”把陕西全刮光了。

  我想这肯定是个乡土自尊比我还强的陕西人。

  再到凤凰山

  小小的凤凰城远近闻名,着意在山水韵味。凤凰城山水名扬天下,得益于作家沈从文。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不仅难以忘记湘西的山水韵味和民俗风情,而且同时种下有朝一日走一回湘西的欲念。凤凰城是湘西风景风情的代表性杰作,自然为首选之地。

  大约十年前到凤凰城,看了山,看了水,看了沈从文先生的书屋和墓地,感触多多,却不著一字,说来很简单,沈先生早在几十年前把湘西的山光水色和民生的风情灵气展示得淋漓尽致,至今都很难再读到那样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便不敢贸然动笔了。这回又去湘西,再上凤凰山,不仅有沈先生文章里的景致为参照,而且还有第一次来凤凰城的印象做对比,我发觉变化真是太快了,也太大了。

  我记得十年前进凤凰城时,要过一座桥,从桥上看下去,河水里浮游着几头水牛。水牛在河里懒洋洋地游着,露出硕大的头和头上的弯角,还有浅灰色的脊背。水色不清,浑而近浊,漂浮着有藤蔓的野草,据说是刚刚下过雨涨了水的缘故。这幕水牛戏水的景象就留在我这个北方人的记忆里。

  这回一看见凤凰城,一看见那条河,自然不再陌生,却看不见水牛的姿容了。水变清了,大约没有落雨也就没有涨水,更看不见浮草;原先沙子泥土铺就的河岸,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类似城市公园人工湖的堤岸了。我似乎隐隐生出某种缺失的惆怅。我又不敢说这种整修有什么不合适,却想着那泛着青草的泥岸伸展着的自然状态的曲线,再也不复重现了。

  其实,更想看的是沈从文先生的旧居,十年前看了一回,这次来仍然想再看一回。我从东正街拐进中营巷,就感到拥挤和熙攘,拥挤着的男男女女,都是因观瞻一位作家的宅第的好奇心所驱使。而这位作家生前却是落寞的,尽管住在繁华的北京,活着时几乎是蛰伏隐居,即使在胡同里迎面撞怀,乃至不经意间头与头碰撞得起了疙瘩,却谁也认不出个沈从文来。

  现在,先生早已弃居的老宅旧屋,却“下自成蹊”。据说一年四季都是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旅游旺季就这么拥挤着。

  大门口是进出的交汇之地,我得侧了身才能挤进去,院子里和前屋后厅都挤满了人,观看的照相的购书的琢磨着风水八卦的人,似乎都津津有味自得其趣。我也在拥挤的缝隙里看沈家的这座四合院,进得门来算门房,正在经营着沈先生作品的各种版本,需排队才能交上钱拿到书。中间是左右对称的厢房,显得低矮而又窄小,我是以北方四合院的厢房做参照的。

  最重要的建筑是厅房,以石条起垒,是一种淡淡的橙红色石条,平生一缕暖色。石条上砌砖,青色的砖只垒到窗下,不过半人高,之上就全部是木格大窗子,再不见一块砖石墙壁。木窗和木门之间以木板镶嵌做墙,古香古色,自成一种幽雅。我在北方乡村和城镇,几乎没有看到过窗台以上不用砖或土坯砌墙的房子,甚为稀罕新奇。

  厅房内一明两暗,明间当为长者议事、说话、训子的比较庄严的场合,也是接待客人的会客厅。在卧室背后,有一方小小的火塘,上边吊着一只水壶,四周摆着几只小板凳。使我自然地发生最生动的联想,无论家人或朋友,围坐在火塘边,听燃烧的劈柴噼啪响着,看火苗呼啦啦往上蹿起,水壶里的水咝咝咝响着,沏一碗热茶,或叙友情,或议家事,或逗笑取乐,该是怎样一番惬意和快活。

  沈先生的墓地在半山上,山不高,却很幽静,曲径盘绕,杂树蔽荫。突兀看到一块碑石,刻着神采飞扬的手书字体:“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初看吓了一跳,碑题内容似乎太硬,一下子竟反应不及。细看副题为“悼念从文表叔”。立碑题字者为大名鼎鼎的黄永玉。便把太硬和突兀的感觉隐压下来,慢慢嚼磨,反复体味个中内涵。

  沈先生的墓,是以一块巨大的石头为标志,据说重达五吨。上边刻着沈先生自己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人;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应该是先生一生的哲思概括,也是一种复杂曲折的人生历程之后的生命体验,只可领悟,不敢评说。

  我很赞赏这块石头,不是名山采来的名贵石料,而是当地山上到处可见的一种沉积岩石块,大大小小的各色砾石,和沙粒堆积凝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自自然然的原本的颜色,亦未做任何雕琢,似乎这石头一直就蹲踞在这里,与山与树融为一体。

  据说这石头是黄永玉先生亲自为其表叔选择采掘来的,我便钦佩这位画坛大师超凡脱俗的审美取向,真是一块再恰切不过的石头。有清泉自石缝涌出,贴着山根的石凹流下去,一年四季日日夜夜,在沈先生耳边流过,不时泛出叮叮的响声。想先生平生不声不响,似乎也不爱热闹,悄悄走出凤凰,死后又悄然归于凤凰,不料热闹发生在死后,拥挤了旧宅老屋,又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在坟头墓前,如果真有先生不死的幽灵,怎么承受得住……

  我依着同行的朋友去河上乘一种专供游乐的小艇,河水清冽,暑气闷热暂得缓解。看河边的小幢民居建筑,真是稀罕奇观,倚山而造,栉比鳞次,一幢幢小屋小楼借着山势和立足的地坨大小,结构着种种样式。最下边的一排,居然是凌空立柱铺出一方地基,搭建成别致的房子,河水便在床铺下日夜流淌,有水声催眠入梦,当是怎样一种如仙的境界。河边有人在洗衣淘米。女人洗着淘着。淘着洗着的还有男人。洗菜的男女似乎平平常常,洗衣的男女居然还用着棒槌。棒槌在石头上捶击衣服的响声听来悦耳,那是我自小在家门口的涝池边和灞河里听惯了的脆响乐声,但家乡的乐声早已在多年前消失了。

  上岸后沿河边的小路走,不时有人拉着小车擦身而过,车上绷一顶遮阳的花布,车内置一张躺椅。花了几块钱的人坐在躺椅上。挣了几块钱的人拉着车子在小巷和河边跑着,供花了几块钱的人观光赏景。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关系,容不得多愁善感者说三道四。我看着觉得有点扎眼的,是一位坐在躺椅上的人的姿势,手里夹一支正燃着的纸烟,两条腿以八字撇开,搭在车子的两边,旁观者入目颇觉不雅。

  沈先生如果活着,今日的凤凰和湘西在他的笔下会是怎样一番景致?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在我写过的或长或短的小说、散文中,记不清有多少回写到过这条河,就是从我家门前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河。或着意重笔描绘,或者不经意间随笔捎带提及,虽然不无我的情感渗透,着力点还是把握在作品人物彼时彼境的心理情绪状态之中,尤其是小说。散文里提到这条河,自然就是个人情感的直接投注和舒展了,多是河川里四时景致的转换和变化,还有系结在沙滩上杨柳下的记忆,无疑都是最易于触发颤动的最敏感的神经。然而,直到今年三月一日,即农历二月二的龙抬头日,我站在几万乡民祭祀华胥氏始祖的祭坛上的那一刻,心里瞬间突显出灞河这条河来,也从我以往的关于这条河的点滴描述的文字里摆脱出来;我才发现这条河远远不止我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景象,更不止我短暂生命里的沙金碎花类的记忆。是的,我站在孟家崖村的华胥氏始祖的祭台上,心里浮出来的却是距此不过三里路的灞河。

  锣鼓喧天。几家锣鼓班子是周边几个规模较大的村子摆下的阵势,这是秦地关中传统的表示重大庆祝活动的标志性声响,也鼓着呈显高低的锣鼓擂台的暗劲儿。岭上和河川的乡民,大约四万余众,汇集到华胥镇上来了。西安城里的人也闻讯赶来凑热闹了,他们比较讲究的乃至时髦的服饰和耀眼的口红,在普遍尚顾不得装潢自己的乡村民众的旋涡里浮沉。前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北边的岭和南边的原坡,都覆盖着白茫茫的雪,河川果园和麦田里的雪已经消融得坨坨斑斑。乡村土路整个都是泥泞。祭坛前的麦田被踩踏得翻了浆。巨大的不可抑制的兴奋感洋溢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脸上,昨天以前的生活里的艰难和忧愁及烦恼全部都抛开了,把兴奋稀奇和欢悦呈现给擦肩挤胯而过的陌生的同类。他们肯定搞不清史学家们从浩瀚的故纸堆里翻拣出来的这位华夏始祖老奶奶的身世,却怀着坚定不移的兴致来到这个祭坛下的土冢前投注一回虔诚的注目礼。

  华胥镇,以华胥氏命名的镇。距现存的华胥冢遗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过一华里,这个古老的小镇自然最有资格以华胥氏命名了。这个镇原名油坊镇,亦称油坊街,推想当是因为一家颇具规模的榨油作坊而得名。然而,在我的印象里,连那家榨油作坊的遗迹都未见过。这个镇紧挨着灞河北岸,我祖居的村子也紧系在灞河南岸,隔河可以听见鸡鸣狗叫打架骂仗的高腔锐响。我上学以前就跟着父亲到镇上去逛集,那应是我记忆里最初的关于繁华的印象。短短一条街道,固定的商店有杂货铺、文具店、铁匠铺、理发店,多是两三个人的规模,逢到集日,川原岭坡的乡民挑着推着粮食、木柴和时令水果,牵着拉着牛羊猪鸡来交易,市声嗡响,生动而热闹。我是从1953年到1955年在这个镇的高级小学里完成了小学高年级教育,至今依然保存着最鲜活的记忆。我在这里第一次摸了也打了篮球。我曾经因耍小性子伤了非常喜欢我的一位算术老师的心。因为灞河一年三季常常涨水,虽然离校不过二里地,我只好搭灶住宿,睡在教室里的木楼上,夜半尿憋醒来跑下木楼楼梯,在教室房檐下流过的小水渠尿尿,早晨起来又蹲在小水渠边撩水洗脸,住宿的同学撩着水也嘻嘻哈哈着。这条水渠从后围墙下引进来,绕流过半边校园,从大门底下石砌的暗道流到街道里去了。我们班上有孟家崖村的同学,似乎没有说过华胥氏祖奶奶的传说,却说过不远处的小小的娲氏庄,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发生的地方。我和同学在晚饭后跑到娲氏庄,寻找女娲抟泥和炼石的遗痕,颇觉失望,不过是别无差异的一道道土崖和一堆堆黄土而已。五十多年后的2006年的农历二月二日,我站在少年时期曾经追寻过女娲神话发生的地方,与几万乡民一起祭奠女娲的母亲华胥氏,真实地感知到一个民族悠远、神秘而又浪漫的神话和我如此贴近。我自小生活在诞生这个神话的灞河岸边,却从来没有在意过,更没有当过真。年过六旬的我面对祭坛插上一炷紫香弯腰三鞠躬的这一瞬,我当真了,当真信下这个神话了,也认下八千年前的这位民族始祖华胥氏老奶奶了。

  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寻根热里,几位学者不辞辛苦劳顿溯源寻根,寻到我的家乡灞河岸边的孟家崖和娲氏庄,找到了民族始祖奶奶华胥氏陵。

  历史是以文字和口头传说保存其记忆的。相对而言,后人总是以文字确切记忆里的史实,而不在乎民间口头的传闻;民间传说似乎向来也不在意史家完全蔑视的口吻和眼神,依然故我津津有味地延续着自己的传说。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史家的文字记载和民间的口头记忆达成默契,互相认可也互相尊重,就是发生在灞河岸边创立过华胥国的华胥氏的神话。

  这点小小的却令我颇为兴奋的发现,得之于学者们从文史典籍里钩沉出来的文字资料鉴证的事实。华胥氏生活的时代称为史前文化。有文化却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反而给神话传说的创造提供了空前绝后的繁荣空间。等到这个民族创造出方块汉字来,距华胥氏已经过去了大约五千年,大大小小的史圣司马迁们,只能把传说当作史实写进他们的著作。面对学者们从浩瀚的史料典籍里翻捡钩沉的史料,我无意也无能力考证结论,只想梳理出一个粗略的脉系轮廓,搞明白我的灞河川道八千年前曾经是怎样一个让号称作家的我羞死的想象里的神话世界。

  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据《春秋世谱》说:“华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为女娲。”在《竹书纪年·前篇》里的记载不仅详细,而且有魔幻小说类的情节,“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之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华胥氏在灞河边上,无意间踩踏了一位巨人留下的脚印,似乎生命和意识里感受到某种撞击,那一美妙时刻,天空有彩虹缭绕,便受孕了,便生出伏羲和女娲两兄妹来。

  据史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这样,司马迁就把这个民族最早的家庭谱系摆列得清晰而又确切。按照这个族系家谱,炎帝和黄帝当属华胥氏的嫡传曾孙,该叫华胥氏为曾祖奶奶了。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埋葬于渭北高原的桥山,望不尽的森森柏树弥漫着悠远和庄严,历朝历代的官家和民间年年都在祭拜,近年间祭祀的规模更趋隆重更趋热烈,洋溢着盛世祥和的气象。炎帝在湖南和陕西宝鸡两地均有祭奠活动,虽是近年间的事,比不得黄帝祭祀的悠久和规模,却也一年盖过一年的隆重而庄严。作为黄帝炎帝的曾祖母的华胥氏,直到今年才有了当地政府(蓝田县)和民间文化团体联手举办的祭祀活动,首先让我这个生长在华胥古国的后人感到安慰和自豪了,认下这位始祖奶奶了。

  我很自然追问,华胥氏无意间踩踏巨人的脚印而受孕,才有伏羲女娲以至炎黄二帝,那么华胥氏从何而来?古人显然不会把这种简单的漏洞留给后人。《拾遗记》里说得很确凿,“华胥是九河神女”。而且列出了九条河流的名称。这九条河流的名称已无现实对应,具体方位更无从考据和确定。既是“九河神女”,自然就属于不必认真也无须考究的神话而已。然而,《列子·黄帝篇》里记述了黄帝梦游华胥国的生动图景:“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摘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林。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前,神行而已。”这是一种怎样美好的社会形态啊!其美好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几千年后的现代人的想象。黄帝梦游过的华胥国的美好形态,甚至超过了世界上的穷人想象里的共产主义的美妙图象。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里的生活景象和生活形态,不是人间仙境,而是仙境里的人间。这样的人间,截至现在,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一方,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落,都还没有出现过。黄帝的这个梦,无疑是他理想中要构建的社会图景。然而要认真考究这个梦的真实性,就茫然了。我想没有谁会与几千年前的一个传说里的神话较真,自然都会以一种轻松的欣赏心情看待这个梦里的仙境人间。我却无端地联想到半坡遗址。

  黄帝梦游过的华胥氏创建的令人神往的华胥国,即今日举行华胥氏祭祀盛会的灞河岸边的华胥镇这一带地域。由此沿灞河顺流而下往西不过十公里,就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这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而又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活图景。有聚居的村落。有用泥块和木椽搭建的房子。房子里有火道和火炕。这种火炕至今还在我的家乡的乡民的屋子里继续使用着。我落生到这个世界的头一个冬天就享受着火炕的温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用电热褥取代了火炕。半坡人制作的鱼钩和鱼叉,相当精细,竟然有防止上钩和被叉住的鱼逃脱的倒钩。他们已经会编席,也会织布,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编织品,编和织的技术是他们最先创造发明出来的。他们毫无疑义又是中国制陶业的开山鼻祖,那些红色、灰色和黑色的钵、盆、碗、壶、瓮、罐和瓶的内里和陶盖上单色或彩绘的鱼张着大嘴,跳跃着的鹿,令我叹为观止。任你撒开想象的缰绳张开想象的翅膀,想象六千多年前聚集在白鹿原西坡根下沪河岸边的这一群男女劳动生产和艺术创造的生活图景。他们肯定有一位睿智而又无私的伟大的女性作为首领,在这方水草丛林茂盛,飞禽走兽鱼蚌稠密的丰腴之地,进行着人类最初的文明创造。这位伟大的女性可是华胥氏?半坡村可是华胥国?或者说华胥氏是许多个华胥国半坡村里无以数计的女性首领之中最杰出的一位?或者说是在这个那个诸多的半坡村伟大女性首领基础上神话创造的一个典型?

  这是一个充满迷幻魔幻和神话的时期。半坡遗址发掘出土的一只红色陶盆内侧,彩绘着一幅人面鱼纹图案,大约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之作,把人脸和鱼纹组合在一幅图画上,比拉美魔幻小说里人和甲虫互变的想象早过六千多年,现在还有谁再把人变成狗的细节写出来或画出来,就只能令当代读者和看客徒叹现代人的艺术想象力萎缩枯竭得不成样子了。我倒是从那幅人面鱼纹彩绘图画里,联想到伏羲和女娲。华胥氏无意踩踏巨人脚印受孕所生的这一子一女,史书典籍上用“蛇身人首”来描述。“蛇身人首”和“人面鱼纹”有无联系?前者是神话创造,后者却是半坡人的艺术创作。我在赞叹具备“人面鱼纹”这样非凡想象活力的半坡人的同时,类推到距半坡不过十公里的华胥国的伏羲女娲的“蛇身人首”的神话,就觉得十分自然也十分合情理了。沪河是灞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灞河从秦岭山里涌出,自东向西沿着北岭和南原(白鹿原)之间的川道进入关中投入渭河,不过百余公里,沪河自秦岭发源由南向北,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西边投入灞河。我便大胆设想,在灞河和沪河流经的这一方地域,有多少个先民聚集着的半坡村,无非是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或未被发现而已,半坡遗址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兴建纺织厂挖掘地基时偶然发现的。华胥国其实就是又一个半坡村,就在我家门前灞河对岸二里远的地盘上,也许这华胥国把我的祖宗生活的白鹿原北坡下的这方宝地也包括在内。据史家推算,华胥氏的华胥国距今八千多年,半坡村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均属人类发展漫长历程中的同一时期。神话和魔幻弥漫着整个这个漫长的时期,以至五千年前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也梦牵魂绕出那样一方仙境里的人间——曾祖母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

  告别华胥氏陵祭坛,在依然热烈依然震天撼地的锣鼓声响里,我陡增起对祭坛前这条河的依恋,便沿着灞河北岸平整的国道溯流而上。大雪昨日骤降骤晴。灿烂的丙戌年二月二龙抬头日的阳光如此鼓荡人的情怀。天空一碧如洗。河南岸横列着的白鹿原的北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沟壑,蒙着一层厚厚的柔情的雪。坡上的洼地和平台上,隐现着新修的房屋白色或棕色的瓷片,还有老式建筑灰色瓦片的房脊。公路两边的果园和麦地,积雪已融化出残破的景象,麦苗从融雪的地坨里露出令人心颤的嫩绿。柳树最敏感春的气息,垂吊的丝条已经绣结着米黄的叶芽了。我竟然追到蓝田猿人的发现地——公王岭——来了。

  这是一阶既不雄阔也不高迈的岭地,紧依着挺拔雄浑的秦岭脚下,一个一个岭包曲线柔缓。灞河从公王岭的坡根下流过,河面很窄,冬季里水量很小,看上去不过像条小溪。就是这个依贴着秦岭绕流着灞水的名不见经传的公王岭,一日之间,叫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把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铸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常识性记忆。这是在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遗存,刚刚从猿蜕变进化到可以称作人的蓝田猿人,距今大约一百一十五万年。

  这个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1963年春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一行专家,到蓝田县辖的灞河流域做考古普查。这是一个冷门学科里最冷的一门,别说普通乡民摇头茫然,即使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当地教师干部,也是浑然不知茫然摇头。他们用当地人熟知的龙骨取代了化石,一下子就揭去了这个高深冷僻的冷门里神秘的面纱,不仅大小中药铺的药匣子里都有储备,掌柜的都精通作为药物的龙骨出自何地,蓝田北岭和原坡地带随处都有;被他们问到的当地识字或不识字的农民,胳膊一抡一指,烂龙骨嘛,满岭满坡踢一脚就踢出一堆。话说得兴许有点夸张。然而灞河北岸的岭地和南岸的白鹿原的北坡,农民挖地破山碰见龙骨屡见不鲜,积攒得多了就送到中药铺换几个零钱,虽说有益肾补钙功效,却算不得珍贵药材,很便宜的。农家几乎家家都有储备,有止血奇效。我小时割草弄破手指,大人割麦砍伤脚腕,取出龙骨来刮下白色粉末敷到伤口上,血立马止住不流,似乎还息痛。我便忍不住惋惜,说不定把多少让考古科学家觅寻不得的有价值的化石,在中药锅里熬成渣了,刮成粉末止了血了。

  这一行考古专家在灞河北边的山岭上踏访寻觅,终于在一个名叫陈家窝的村子的岭坡上,发现了一颗猿人的牙齿化石,还有同期的古生物化石,可以想象他们的兴奋和得意,太不容易又太意外的容易了。由此也可以想到这里蓄积的丰厚,真如农民说的一脚能踢出一堆来。这一行专家又打听到灞河上游的古老镇子厚镇周围的岭地上龙骨更多,便奔来了。走过蓝田县城再往东北走到三十多里处,骤然而降的暴雨,把这一行衣履不整灰尘满身的北京人淋得避进了路边的农舍,震惊考古界的事就要发生了。

  他们避雨躲进农舍,还不忘打听关于龙骨的事。农民指着灞河对岸的岭坡说,那上头多得很。他们也饿了,这里既没有小饭馆就餐,连买饼干小吃食的小商店也没有,史称“三年困难”的恶威尚未过去。他们按“组织纪律”到农民家吃派饭,就选择到对面岭上的农家。吃了饭有了劲儿,就在村外的山坡上刨挖起来,果然挖出了一堆堆古生物化石,又挖出一颗猿人牙齿。他们把挖出的大量沉积物打包运回北京,一丝一缕进行剥离,终于剥离出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考古学界的发现发生了。这个小岭包叫公王岭。我站在公王岭的坡头上,看岭下公路上川流着的各种型号的汽车,看背后蒙着积雪的一级一级台田,想着那场逼使考古专家改变行程的暴雨。如果他们按既定目标奔厚镇去了。所得在难以估计之中,这个沉积在公王岭砾石里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随后的移山造田的“学大寨”运动中被填到更深的沟壑里,或者被农民捡拾,进了药铺下了药锅熬成药渣,或者如我一样刮成粉末撒到伤口永远消失。这场鬼使神差的暴雨,多么好的雨。

  我在公王岭陈列室里,看到蓝田猿人头盖骨复原仿制品,外行看不出什么绝妙,倒是对那些同期的古生物化石惊讶不已。原始野生的牛角竟有七十多厘米长,人是无论如何招不住那抵角一触的。作为更新世动物代表的纳玛象,一颗獠牙长到二十多厘米,直径粗到十余厘米,真是巨齿了,看一眼都令人毛骨悚然。还有剑齿虎、披毛犀牛,单是牙齿和抵角,就可以猜想其庞然大物的凶猛了。我便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驻队在白鹿原北坡一个叫龙湾的村子里。那是一个寒冷异常的冬天,在北方习惯称作冬闲季节,此时倒比往常更忙了,以平整土地为主项的“学大寨”运动正在热潮中。忽一日有人向我通报,说挖高垫低平整土地的社员挖出比碾杠还粗的龙骨。随之,打电话报告了西安有关考古的单位,当即派专家来,指导农民挖掘,竟然挖出一头完整的犀牛化石,弥足珍贵。龙湾村距公王岭不过四十公里,当属灞河的中偏下游了。可以想见,一百万年前的灞河川道,是怎样一番生机盎然生动蓬勃的景象。这儿无疑属于热带的水乡泽国,雨量充沛,热带的林木草类覆盖着山岭原坡和河川。灞河肯定不只现在旱季里那一绺细流,也不会那么浑,在南原和北岭之间的川道里随心所欲地南弯北绕涌流下去。诸如剑齿虎、纳玛象、原始野牛和披毛犀牛等兽类里的庞然大物,傲然游荡在南原北岭和河川里。已经进化为人的猿人的族群,想来当属这些巨兽横行地域里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的智慧和灵巧,成为生存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继续着进化的漫漫行程。

  从公王岭顺灞河而下到五十公里处,即是灞河的较大支流沪河边上的半坡氏族村落遗址。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进化到半坡人,整整走过了一百多万年。用一百多万年的时间,才去掉了那个“猿”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是太漫长太艰难了。我更为感慨乃至惊诧的是,不过百余公里的灞河川道,竟然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猿进化到人的实证;一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一条小河上完成了。还有华胥氏和她的儿女伏羲女娲的美妙浪漫的神话,在这条小河边创造出来,传播开去,写进史书典籍,传播在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子民的口头上。这是怎样的一条河啊!

  这是我家门前流过的一条小河。

  小河名字叫灞河。

  也说“抬杠”

  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读到说“抬杠”的一篇短文,颇为兴奋。一在“抬杠”这词汇,我以为只是陕西的方言,从字面上很难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以往的写作中很少采用,艰涩的方言不仅于文字叙述难增色彩,反倒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同吃饭碰到硌牙的沙粒,这是我选择方言的标准。读到这篇说“抬杠”的有趣文章,起码让我知道陕西之外的某个地域的人,也说“抬杠”这个话。再者,由这篇文章的阅读,引发起我的有关“抬杠”的趣事趣人的记忆,也想说一说凑点趣谈。

  在我生活的关中乡村,在我工作过的机关,几乎每个村子每个单位都会遇到一个爱跟人“抬杠”的角色。所谓“抬杠”,主要指说话,你说东好,他偏会抬出西好的例证,似乎总与人作对,闹别扭。乡间把这种人称为“杠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抬杠”的经典话语。孙子问爷爷:“树上的柿子咋那么红呀?”爷爷说:“日头晒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头晒红的。”孙子反诘:“红萝卜长在土里,压根儿没见过日头,为啥也是红的?”爷爷被问得哑口无言。孙子又问:“爷爷你脸上咋有那么多渠渠儿(皱纹)?”爷爷说:“爷爷老了。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长到爷爷这把年纪,也是满脸的深渠儿浅渠儿。”孙子又反诘道:“咱家的猪娃刚生下来,为啥也是一脸渠渠儿?比你脸上的渠渠儿还多还深?”……

  类似这种“抬杠”的民间笑话,常常把取笑的对象对着私塾先生,让他们在学生的“抬杠”话语的反诘中出丑。我粗略想来,“抬杠”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们好像从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不归行列而旁逸斜出的个性,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另类”。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随时随地都会对大路的主流思维做出反向的辩驳。就我接触和见识过的“杠头”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为举止和脸色眼神,都让人一看就是个不入辙的家伙,出口就会顶得你跌个跟头,反不上话来;有的性情却十分随和,蔫不拉唧不动声色,脸孔和眼角总浮泛着捉弄人的神气,轻声慢语里亮出来的却是意料不及的“杠话”。他们看似处处与人作对,却获得周围人的喜欢,在于他们的“杠话”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得一时之开心,并不计较那“杠话”违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时候,他们的“杠话”却被生活实践所证明,因为生活运动里往往有“少数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们的“杠”就“抬”对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开“抬杠”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执的意趣,“杠头”们的某些不随大流的独立精神倒是于人有益的。尤其是当一种“流行”覆盖了整个社会、你不“流行”便难以存活的世相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杠头”们反叛的“杠劲儿”,可能会找到更适宜自己生存和创造的道路和途径。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文学在中国文坛潮起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被视为过时的中山装,谁不说先锋创作和先锋理论谁就难得有一口饭吃。记得路遥在这样的“流行”时风里说过一句话:“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这是一个颇富个性的比喻式“抬杠”。当时,陕西引进了优质优种的澳大利亚细毛羊,在省内尤其在有养羊传统的陕北,向牧民和农民推广。为了农牧民致富,应当是好心好意;为了排除农牧民习惯意识里对本地羊的依恋,免不了把澳大利亚羊说得天花乱坠一好百好,同样免不了把当地羊种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路遥是陕北人,对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于是就有了类比先锋文学潮起时那种现象的妙语。他便以“杠劲儿”挑战,不是语言辩论,而是闷住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实践,默默六年过去,完成现实主义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呼应。十余年后,我在《文艺报》所做的一次读者调查报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调查的大学生读者中,阅读量排列首位。近年又从杂志上看到,当年许多先锋派作家纷纷回归到现实主义创作,颇富启示。

  我倒以为,现实主义是一条创作方法,先锋派也是一种艺术流派,况且还有诸如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派等种种创作方法,都出现过经典的或杰出的文本,也成就过大家大师。问题仅仅在于,既不要把文坛弄成现实主义独尊的一统天下,也不要时兴什么流派就全搞成什么流派的一色样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养‘澳大利亚羊’”。艺术创造尤其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创造活动。作家个人的气质和个性,作家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种最适宜最恰当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种创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适宜个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种写作方法去表现各种体验,这是常识。

  “抬杠”者往往执一端而蔑视普遍,只当趣事罢了。“抬杠”者说不定执的那一端,却是被普遍现象掩饰住的真谛,倒令人钦佩。尤其在当今一潮卷过一潮一风掀起一风的迷彩世相里,有一点清醒的辨识和选择,再加上“杠头”们的某些“杠劲儿”,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一点事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益有用的。

  半坡猜想

  在陕西远至黄帝陵,近到最后一家乡试考场的无以数计的历史遗存景观中,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个完整的村落——半坡遗址,有意与无意间却是我观赏留恋最多的一处。这纯粹出于一种故乡情结。我的生身之地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岸边。半坡村落遗址在白鹿原西坡下浐河岸边的二级台地上。两个村庄之间的距离不过十公里。绕着白鹿原北坡和西坡的灞河和浐河,在古人迎客的欢声笑语和折柳送别的情殇层层叠叠发生的灞河桥下汇合,投入广阔深沉的渭水。任何时候路过半坡,瞥见那个圆顶无柱的标志性建筑,眼前就浮现出六千年前那个村落里的清晰的格局,圆形或方形的泥墙草顶房屋,屋里的火塘和土炕,那造型精美的陶罐、陶瓶、陶盆、陶壶和陶钵等,还有那野生务育而成的粟,那开创人类乐声的埙,那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确切意指的人面鱼纹图画……几十年来,半坡遗址在我心中都是一种梦幻般的景象。

  我第一次踏进半坡先民生活过的遗址,是1955年秋天。我刚刚十三岁,到西安上中学,周六回家背馍路过半坡,我和同学到正在发掘的遗址,年老的和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蹲在大土坑里,用小铲和小毛刷在小心翼翼地剔除土屑。我连粗通的历史知识都没有,只有新鲜和稀奇,几乎再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理解,以及遥远到不可思议的梦幻般的迷茫。

  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我对人类进化的历史普及到一些常识,尽管我记不清多少次听专家讲述半坡人的生存形态和创造性劳动,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不仅没有透彻清晰出来,反倒陷入愈来愈富于想象空间的梦幻般的迷茫和诗性的迷离了。水流清澈而丰沛的浐河两岸,丛林修竹野草茂盛,虎、狼、豹子、山猪、狐狸、獐子、野兔和鹿自由其间,天空是各类鸟的领空,河里是鱼蟹的领地,半坡先民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王国里,那位统领着他们的伟大女性当是怎样的姿容。下河捕鱼上原狩猎,每有重要捕获,该是怎样一种狂欢和喜悦。他们围着火塘烧烤新鲜兽肉的香气儿肯定弥漫到整个村庄,男女老少会是怎样一种欢乐融融。

  我总是想着永远也不得解的谜,是哪个男性或女性在野草丛中发现了可以作为吃食的野生谷物,又如何把它引种成功,又是如何发现了将粟煮为熟食的秘窍?神农氏就诞生在这样的村落里,这个氏族的子孙至今依然顶礼膜拜。是哪一位伟大的天才创造出第一件陶器,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进入一个空前文明的阶段。那个不知名的绘出“人面鱼纹”图画的人,当是人类最早涌现的天才美术大师,其构图里展示的丰富的想象,令今天的现代派艺术家们也叹为观止,亦令今天的现代人仅仅只能做出猜想式的种种判断,诸如氏族图腾生殖崇拜等等,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费解。那只埙或曰陶哨,无疑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件乐器,捏成这乐器的那位先民,当是人类第一位音乐天才演奏大师,人类从此有了愉悦自己的音乐和乐器。六千年后的当今,中国演奏家用这种陶哨吹出的曲子,不仅令中国人倾倒,连听惯了洋乐洋曲乃至疯狂摇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欢呼。可以想到,从半坡人手里创造的陶哨和由半坡人心灵世界流淌出的音符和六千年后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完成了交融和沟通,几乎没有时空的阻隔和民族习性的障碍,我更感动音乐的无形的伟力,更感佩制造陶哨和吹出第一声乐器的半坡村诞生的那位音乐天才。他肯定不会想到捏成的陶哨会产生如今人评说的价值和意义。他大概只是对音响尤为敏感的一个普通村民或大酋,照样打猎、照样种谷或者制陶,他独有的一根敏感音符的神经促使他创作陶哨。在他原有的意识里,也许只是一种兴趣,一种试验,一种新奇促使着的好玩的行为。然而,却成就了人类第一件乐器的诞生。

  面对那个装殓幼童的瓮棺盖上的圆孔,每一次我都抑止不住心的悸颤。这个装着幼童的瓮棺没有进入成年人的墓葬区,而是埋在住宅区的房屋旁边。据考证说是幼童需要得到母亲的继续守护,或者说纯粹是母亲割舍不开对幼童小生命的骨肉情感,显然是现代人依着常情常理的一种推想。唯有那棺盖上专意留下的小圆孔,令人更多了推测和猜想,据说是给幼童的灵魂留下的出入的途径。我愿意相信这种判断,在于这个圆孔打开了阳世与阴界的隔障,给一个幼稚的灵魂自由出入自由飞翔的途径,可见半坡人的温情。人类后来文明愈发展,反倒是对人鬼两界禁锢愈厉害,无论皇帝的豪华墓冢里的石棺,抑或平民的木板棺材,都是唯恐禁闭不严而通风透气的。

  浐河边上的半坡人,距离灞河边上的蓝田猿人不过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却走了整整一百一十五万年,我简直不敢想象人类进化史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在半坡遗址的村落上漫步,我就感觉到很近很近了。在我的家屋不到二里远的华胥镇上,今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过华胥氏的祭祀仪式。华胥氏踩踏巨人足印而受孕,生伏羲和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是我们的始祖。这在史籍记载里,也仍然是神话传说。华胥氏冢所在的华胥镇,距半坡遗址不过十公里。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当是在无以数计的类似半坡村落里的女性首领的基础上,后人创造的神话。

  那是一个最适宜用神话表述的时期。我的家乡有活生生的半坡人遗存,又张扬着一个民族诞生的神话,这是浐河、灞河。

  娲氏庄杏黄

  蓝田朋友老曾打电话来,说岭上杏黄了,约我去摘杏吃杏。听这话时,心里已沁出酸水来,因为手头事情太稠,一时难以确定成行与否,只好把话说到活处。隔几日,老曾又打电话来,杏熟正到洪期,过三几日该清园了。我终于经不住记忆里的大银杏的诱惑,决定上岭去,又有酸水沁出来,完全是生理反应。

  村子后背的崖坡上,东头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西头也有一株。从杏儿在刚刚萎干的杏花里形成如小拇指大小,绣着一层茸茸细毛,我和伙伴就开始偷摘了,咬一口就酸得龇牙咧嘴睁不开眼睛,仍然还是要偷摘;在树的女主人尖锐的叫骂声中,迅即逃遁到坡沟里隐蔽起来,嘻嘻哈哈品尝那酸过醋精的小杏儿。到我成年后成为基层干部,有年夏天到盛产杏子的一个村子去帮助收麦子,生产队队长曾领我到一棵最好的杏树下,几乎吃饱了肚子,实在忍不住这大银杏清香绵甜味道的引诱,中午饭都免吃了。三十多年过去,留在味觉记忆里的香味,再也没有重得享用的机会。

  大清早起来,空气都是燥热的。城里燥热,家乡的田野里也燥热,毕竟是夏天的征候了。汽车在我最熟悉不过也亲近不过的灞河川道里疾驰,满眼扑来绿树和绿草,以及刚刚割过麦子在阳光下闪闪泛着亮光的麦茬地,怎么看都觉得舒服。这种舒悦是潜存在生命深层的每一根神经里。除了父母和屋院,我睁开眼睛看到世间的第一道风景,就是割过麦子后留在土地上的麦茬子,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闪闪发亮,还有河川灌渠上一排排优雅傲然的白杨树。几十年里年年都重新温习反复观赏这河川和岭坡上的景致,铸成一种永久的油画在心灵深处,只是近年间隔断了。今日又触及了,搞不清是眼前的景致融汇到心底,还是心底的那幅油画铺展到眼前的天和地之间,我却是陶醉了。发亮的无边际的麦茬和碧绿的白杨树,引发的是久违的生命本能的舒悦。乡情何止一杯酒所能比拟。

  车子拐上岭坡通直的乡间公路。在遇到第一个村子时又拐向西。村子里一幢幢红砖红瓦的新房子,还有两层小楼,迎面的墙壁多用白色和橘红色瓷片装饰,在庄前屋后的椿树槐树桐树和杏树的绿荫里,看去煞是鲜艳煞是清爽。新房和小楼背后的黄土崖下,还遗存着一孔孔窑洞,那是不知多少辈人出出进进过的落生和终老的穴居式住宅。他们搬出窑洞住进新房小楼了,从昏暗的穴居迁入阳光敞亮的新居了。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河川和岭坡上的农民,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告别。

  车子向西走到一个阔大的河谷的东岸,再沿山路往北,满眼都是绿树,可以闻到杏子成熟时散发的香味了。这觉得有点眼熟,这应该是红河谷,二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就在车子向北折拐的坡嘴上。那是杏花三月,我从自家门前的场塄上看到对面岭坡上一片白色的花云,回家收拾了书桌,戴上草帽,蹚过灞河,在小镇上买了两瓶啤酒,找到一条上岭的小路走上去,已见热力的太阳正对着后背,浑身有热瘙瘙的感觉,走到这个坡嘴上,我被眼前阔大的沟壑迷住了。红河谷入口处不过是一条小小的窄巴巴的山沟,上游却豁然展开一片偌大的谷地,被四周的山岭环抱着,岭坡上到处都是粉白的杏花,如同云彩,隐隐可以看到隐藏在花云之中的村庄里的黑色屋瓦。我便坐在红色黏土地上,面对那层层叠叠的岭坡环抱的谷地,吸着弥漫在温热的空气里的杏花的清香,席地而坐,打开了啤酒瓶。那是我最温馨的一次春游。我那时就想到这满坡满岭杏黄的时节,再来尝一回刚刚摘下的杏子,不料几十年过去,到今天才成行了。我走进了盛产大银杏的娲氏庄。

  娲氏庄在红河谷延伸过来的谷地的南岸。娲氏庄以女娲名字得名的,现在无人能说得清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启用这个村名的。村子的西北是开阔的谷地,四面再大的暴风刮到这谷地时,都会减弱其暴力而温柔起来,确属一块天成的风水宝地,七八千年前的女娲选择这块地盘,哺养她繁衍的和用泥土抟造的儿女是有道理的。这方岭坡地带整个都弥漫着人类始祖的美丽神话。下了谷底,上了对岸的岭坡,一直向北走,不过三十里地就是闻名天下的骊山下的秦始皇陵墓了,我现在摘杏的娲氏庄,是骊山南麓的边缘,整个骊山浑然一体无所间断。北边的山顶上有“人祖庙”,是秦汉以前始建的女娲祠,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四面八方的乡民都来朝拜,多为成年女性,依然向这位抟土繁衍了华夏民族的女神乞求一个大胖大壮的儿子。人们广泛知晓骊山下杨贵妃沐浴的香池,也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丢失江山的典故,更知晓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这儿扣蒋发动西安事变的故事,却忽略了女娲氏在这方山地岭坡上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我到女娲的村庄里摘杏来了,我踩踏的村巷和坡地上的黄土小路,我走进的杏园里的松软的土地,肯定是这位老奶奶无数次奔走踩踏过了的。还有比这更幽远更神秘的岭坡吗?

  得了山水地脉独有的优势,娲氏庄的大银杏是口味最好的杏子,左右的或对面岭上坡下的村庄,不过三五里或几十里,都是铺天盖地的杏林,为何娲氏庄的银杏远近传出了名声?据说还是土地和地下水的差异,还有光照的差别,再就是沾着女娲氏的神韵仙气了。娲氏庄银杏出名,不是商业宣传的效应,而是早已名声远播,起码在我小小年纪就听说了,早已有口皆碑了。眼目所到之处,尽是大大小小的杏树,岭坡被层层叠叠的杏树覆盖着;屋院内外都是杏树,金黄的杏子在绿叶里显露出来;墙外的杏树把枝条伸进院子,院里的杏树的枝条又逸出墙头来,枝条上都串结着半黄的和金黄了的杏子。

  走出村子,下一道坡坎,沿一条铺满青草的小径走过,草木的清香和杏子的香味在微风里迭过。小路上有男人和女人推着用大竹笼装满银杏的独轮车走过,汗涔涔的脸上堆满真诚的笑,大声爽气地礼让我和朋友吃杏。几经转弯,走到一棵大杏树下,树冠遮盖了至少一分多地的山坡,树干已有空洞,枝叶却依旧茂盛,壮气而又精神,不显一丝衰老气象。老人说这棵杏树已超过百年,记不清是哪代先人栽植的了。我相信他的话,两人合抱的树干就摆在这里。我惊讶的是这株杏树活力依然。杏子已经黄了,熟了。主人颇为遗憾地说,他刚刚摘掉树顶上的杏子,只剩下中下部树股树枝上尚未熟透的杏子。杏子是从树梢往下逐渐成熟的。我坐在杏树下,浓密的树叶遮挡着六月的阳光,一片让人可以享受树荫的凉爽。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接受诸多的现代享受,也可以获得前人想象不出的快意乐趣,却难得这种原始的树叶遮盖下的一方阴凉儿的享受。远处是不尽的群山岭坡,眼前是随着地势起伏着的杏园里的绿叶,坡坎上正竞相开放着的野萝卜野豆荚的白色和紫色的花,我坐在一棵百年大银杏树荫下,享受山野里大太阳下的一种清凉,似乎回到我青壮年以前的天地里的生活方式和歇息方式。我没有拒绝现代文明生活的矫情,却在重温以往的那种生活形态里除了苦涩,只留下简单的温馨和单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山野里的树荫下独坐和吸烟的那一份纯净到简单的心境了。

  主人攀上一架梯子,从树上摘下几个杏子来。我捏在手里,凭感觉就知道它熟透了,通体金黄,轻轻掰开,就是鲜黄近红的杏肉,略停片刻,凹心里便沁出一汪杏汁来,用舌尖舔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味真是无可形容,无可比拟,因为它是独有的唯一的银杏的香味,何况又是久负盛名的娲氏庄大银杏。只觉得清凌凌的蜜一样的水汁,和着杏肉,入到口里,已渗入到心肝脾脏里去了。主人在骄傲地宣扬他的杏,干净无染,尽可以放心吃。我完全相信,杏树无病虫害,四季不洒任何化学成分的药物。况且这岭坡山洼,没有一家工厂,不见任何有害气体和煤烟,甚至连尘土也很难飞扬。我贪婪地连续吃着,大约把多年以来的亏欠一次性补偿了。

  这位拥有百年大树的主人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热心公众利益的富于威望的老者,他把村子里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果农协会,扩大宣传,统一包装,吸引来不少客商,不用推车挑担到城里沿街串巷去叫卖,城里的果品商人开着汽车到村里来收购。还有大批的城里人结伴来摘杏买杏,既体验了自摘鲜杏的情趣,也到山野里怡悦性情。一位年轻干部悄悄告诉我,经过挑选分类,再经过印刷精美的盒子包装,银杏的价值成倍提升,村民自然高兴了。华胥镇政府几年来在岭坡地带搞银杏基地建设,娲氏庄银杏已打出名声,农民见着实惠,仅留一点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作为自食,绝大多数土地都栽植大银杏树了。据说他们近年来一亩地杏树的收入,抵得上十亩麦子的价值。真应了乡村自古就流传着的谚语:“一亩园,十亩田。”娲氏庄和岭上的乡民,真没料想到指靠杏子可以过上舒坦的日子了。

  朋友老曾约我明年再来。

  我便玩笑说,我明年到岭上来种植杏园,你帮我物色一块好地。把写作重置于业余。

  父亲的树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五十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四十的时日,想来也为自己都记不清的烦乱事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腻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必修的功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连肢体的困倦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舒悦。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有叶子宽大的草,有秆子颇高的草,有顺地扯蔓的草,吓得孙子旦旦不敢下脚,只怕有蛇。他生在城里。至今尚未见过在乡村土地上爬行的蛇,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他已经吓得这个样子,却不断问我打过蛇没有。被蛇咬过没有。乡村里比他小的孩子,恐怕没有谁没见过蛇的,更不会有这样可笑的问题。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生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堆起偌大一堆。我用竹笼纳了五笼。倒在门前的场塄下,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懒得烧水,幸好还有几瓶啤酒,当着茶饮,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有一位村子里的兄弟,也在一起喝着扯着闲话。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伯栽的树。这话既是对哥说的,也是对那位弟说的。按当地习俗,兄弟多的家族,同一辈分的老大,被下辈的儿女称伯,老二被称爸,老三老四等被称大。有的同一门族的人丁超常兴旺,竟有大伯二伯三伯大爸二爸三爸和大二大三大八大的排列。这里的乡俗很不一般,对长辈的称呼只有一个字,伯、爸、大、叔、妈、娘、姨、舅、爷等,绝对没有伯伯、爸爸、大大、妈妈、娘娘、姨姨、爷爷、舅舅等的重复啰唆……我至今也仍然按家乡习惯称父亲为伯。父亲在他那一辈本门三兄弟里为老大,我和同辈兄弟姐妹都叫一个字:伯。如此说来,这文章的标题该当是:伯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三年困难”最困难的1960或是1961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是椿树结的英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了,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了;也自这一刻起,它虽是普通不过平凡不过的一棵树,却已经有主了,就是父亲。父亲给我吩咐,你去担水。他说着就在我家门前的场塄边上挖坑。树只是个秧儿,无须大坑,三头两铁锨就已告成。我也就没有要替父亲动手,而是按他的指令去担水。那时候我们村里吃的是泉水,从村子背后的白鹿原北坡的东沟流下来,清凌凌的,干净无染。泉水在村子最东头,我家在村子顶西边。我挑一回水。最快也需半小时。待我挑水回来,父亲早已挖好坑儿,坐在场塄边儿上抽旱烟。他把树苗置入一个在我看来过大的土坑里。我用铁锨铲土填进坑里,他把虚土踩踏一遍,让我再填,他再踩踏。他教我在土坑外沿围一圈高出地面的土梁,再倒进水去。我遵嘱一一做好,看着土坑里的水一层一层低下去,渗入新填的新鲜土坑里,成活肯定是毫无一丝疑义。父亲又指示我,用酸枣刺棵子顺着那个小坑围成一圈栽起来,再用铁丝围拢固定,恰如篱笆,保护小椿树秧子,防止猪拱牛抵羊啃娃娃掐折。我从场边的柴堆上挑选出一根一根较高的业已晒干的酸枣棵子(这是父亲平时挖坡顺手捡回来的),做着这项防护措施。父亲坐在地上抽烟,看着我做。我却想到,现在属于父亲领地的,除了住房的庄基,就是这块附属于庄基地门前的这一小片场地了,充其量有二厘地。下了这个场塄,就是统归集体的土地了。父亲要在他可以自主掌控的二厘场地上,栽种一棵椿树。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椽,五年长成檩”的速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父亲就指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斫下来,卖了椽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老笼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50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椽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须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坐下去。父亲在砍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砍下一根椽子卖钱。父亲卖椽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干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调皮捣蛋的娃)用弹弓打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咯。用弹弓耍哩瞄准哩,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枝新芽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杈,应该去掉一枝,留下一枝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枝,还有一枝。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拦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干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竿,帮扶着它撑立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杈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塄有一棵双杈椿树。

  到80年代初始,生活已发生巨大转机,吃饱穿暖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好光景到来时,我已筹备拆掉老朽不堪的旧房换盖新房了,不料父亲得了绝症。他似乎在交代后事,对我说,场塄上那棵椿树,可以伐倒做门窗料。我知道椿树性硬却也质脆,不宜做檩当梁,做门窗或桌椅却是上好木材。父亲感慨说,我栽了一辈子树,一根椽子都没给自家房子用过,都卖给旁人盖房子了,把这椿树伐下来,给咱的新房用上一回。我听了竟说不出话,喉头发哽。缓解一阵后,我对父亲说,门窗料我会想办法购买(那时木材属统购物资),让椿树长着。我说不出口的一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活物,就只剩下这一棵椿树了。不久,父亲去世了,椿树依然蓬勃在门外的场塄上。80年代初,我随之获得专业写作的机会,索性回到原下老家图得清静,读书写作,还住在遇到阴雨便摆满盆盆罐罐接漏的老屋里。还继续筹备盖房。某一天,有两三个生人到村子里来寻买合适的树,一眼便瞅中了我父亲的这棵椿树,向村人打听树的主人。村人告诉说,那主家自己准备盖房都舍不得伐它。你恐怕也难买到手。买家说可以多掏一些钱,随之找到我,说椿树做家具是好材料,盖房未必好,可以多给一些钱,让我去选购枕木这些上好的盖房材料,并说明他们是做家具卖的生意人。我自然谢绝了。这是绝无商议余地的事。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腌臜的事能够把人腻死……

  我和我哥坐在雨篷下聊着这棵椿树的由来。他那时候在青海工作,尚不清楚我帮父亲栽树的过程。他在“大跃进”的头一年应招到青海去了,高中只学了一年就等不得毕业了,想参加工作挣钱了。其实,还是父亲在这时候供给着两个中学生,可以想见其艰难。我是依靠着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大跃进”很快转变为灾难,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哥和许多陕西青年一样无可选择又回到老家来,生产队新添一个社员。哥听了我的介绍,却纠正我说,这椿树还不是最老的树,父亲栽的最老的树要算上场里地角边的皂荚树。那是刚刚解放的50年代初,我们家诸事不顺,我身后的两三个弟妹早夭。有一个刚生下六天得一种“四六风症”死去。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长到三四岁了,先后都夭亡了。家养一头黄牛,也在一场畜类流行瘟疫里死了。父亲惶恐里请来一位阴阳先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那阴阳先生果然神奇,说你家上场祖坟那块地的西北角太空了,空了就聚不住“气”,邪气就乘虚而入了。父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急问如何应对如何弥补。阴阳先生说,栽一棵皂荚树。并且解释。皂荚树的皂荚可以除污去垢,而且树身上长满一串串又粗又硬的尖刺,更可以当守护坟园的卫士。父亲满心诚服,到半坡的亲戚家挖来一株皂荚树秧子,栽到上场祖坟那块地的西北角上,成活了也长大了,每年都结着迎风撞响的皂角儿。这皂荚树其实弥补得了多少空缺是很难说的,因为后来家里也还出过几次病灾,任谁都不会再和阴阳先生去验证较真了。这儿却留下一棵皂荚树,父亲的树,至今还长着,仍然是一年一树繁密的皂角,却无人摘折了,农民已经不用皂角洗涤衣服,早已用上肥皂洗衣粉之类。哥说了父亲的这棵皂荚树。我隐约有印象,不如他清楚,我那时不太在心,也太小。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也不涉水涨潮落,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他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结构的新房了,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一棵满枝尖锐硬刺儿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陵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原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回家折枣

  在巷子的水果摊上看到红枣摆上来。自然想到又到枣月了,也自然想到该回家折枣了。妻子肯定也知道了枣子开始上市,催促我说,抽空回家折枣。在关中乡村,一般不说摘字,凡用摘字的地方,大多数时候用折,譬如折豆荚、折桑叶、折棉花等,摘一切水果都说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秋夜》开篇的绝句。我已记不得什么年纪读的,却记得是一遍成诵,自此便把一缕无尽的意味绵延到现在,也把一种文字的魅力绵延到现在。在我的前院中院和后院,栽了七八种树,有南方和北方的两种白玉兰、粉红色的紫薇、黄色的蜡梅、紫荆花树有红白两株、石榴树、火晶柿子树、还有三株枣树,都是我十余年间先后栽植的。几种花树依着各自的习性在不同季节开花,柿树和枣树也都挂果。每当花开或果熟时月,得空回到原下老屋小院,或赏花闻香,或攀枝折果,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清爽和愉悦。今天又要回家折枣了。虽然都是面对自家院子里的枣树,我已很难体验先生在“风雨如磐”的“秋夜”里的那种忧思的情境了。

  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树依旧很绿。天空是少见的澄澈和透碧。可以看到远方影影绰绰起伏着的秦岭的轮廓。左首的北岭和右首的南原沉静地摆列在两边,清晰透彻,不时现出掩蔽在村树里的一角红瓦屋脊或一方净白的檐墙。路两边的樱桃园里显示着收获过的败落和冷寂。这条在我生活历程中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回家的土路,却从来都不曾发生熟悉里的厌倦,视力触摸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在昨天的记忆里泛出新鲜的差异性意味来,夏收后泛着白光的麦茬地,采摘樱桃时不慎攀折断了的枝条,从路边野草丛中突然窜飞的野鸡,都会把我在城市楼房里的所有思绪排解到一丝不剩,还有乡野的风对城市的污染空气的排除与置换。

  进得我原下的村子,再踏进村子里我祖居的院子,先来到柿树下,缀满枝头的柿子,深绿渐变为浅绿,尚不到成熟的时月,似乎比往年结得稀。穿过前屋到了中院,扑面而来就是满树的枣子了。今年的枣子结得顶繁了,细软的枝条不堪重负,一条一条垂吊下来,像母亲过去挂在明柱上的蒜辫儿。且不说品尝吧,单是看见这缀满枝条的枣子,就令当初栽树的我有一种实现期待收获果实的无以名状的舒悦和幸福了。枣子已从绿色蜕变出鲜亮的乳白,果皮上有一坨一丝紫红色,尚未熟透到通体变成红色,完全可以折来品尝了。这种枣子比红透的枣子更脆更甜更有水津味儿。东墙根下一株,西墙根下两株,都把蒜瓣似的枣子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派来自土地结晶而成的鲜活,一派无遮无喧亦无言的丰盛,真是让种植它的我感受体验到无与伦比的欢欣了。亲友已搬来梯子。我听到一声吃枣子的咔嚓的脆响,还有对枣子美味的欢叫声。

  大约七八年前,我在早春的时候回家,路过一个业已城市化了的乡村,正逢着传统的庙会,顺便到会场去溜达,到处都摆着乡村人生产和生活的用品,庙会已无庙无神可敬,纯粹变成商品交易市场了。到处都摆着树苗,北方乡村适宜种植的柴树果树和花树秧子,成捆成捆堆放在路边,我总是忍不住在那些有树秧的摊儿前驻足停步:总是在抚摸那些树秧嫩干的时候忍不住心动,绝不弱于面对稿纸拨开笔帽时的冲动和激情。也许是自小跟着喜欢栽树的父亲受到的影响,也许是应了一个乡村“半迷儿”卦人给我算就的木命,我确凿爱栽树。和我一起溜达的妻子更喜欢那些民间编织的生活用品,装馍用的竹篮和装筷子的箸笼儿,还有装提水果的竹编长条笼。她不时拽我并提醒我,不要再买任何树苗了,屋前院内再找不到栽树的空地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能容得我栽树的地皮,只有老家庄前屋后和小院里那几分庄基地了,早被我栽得满满当当的了。不经意间,碰见一位老相识,他也曾弄过文学,却仍然在乡间种地,还在业余写着剧本。我看见他就有说不出口的话,城里有十余家专业剧团,或排场或别致的舞台整年都凉着,一年也敲响不了几回梆子锣钹,你把剧本写给鬼演呀!他的架子车厢里放着一捆打开的枣树秧子,是他培育的一种新品种,比普通枣子个儿大,味更脆更甜,名曰梨枣,却与梨不相干。他卖得很好,满满一车只剩下半捆了。他一边给我说他正在写作的剧本,一边往我手里塞枣树秧子。他知道我乡下有屋院。再三谢辞不掉,我便拿了三株梨枣回家,下决心把中院一株老品种的樱桃和一株太泼也太占地盘的花树挖掉,给这三株枣树腾出空位。令人惊诧的是,这枣树一年就长到齐墙头高了。直到这枣树秧委实出脱成茁壮的枣树,而且挂了果,赠我枣树的朋友打电话说,他的剧本早已写完,请几位高手名家看过,都在说写得不错的同时,也都说着遗憾。不是剧本能不能排,而是专业剧团根本就不排戏演戏。他问我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我不仅没有办法可支,连安慰他的话都说不出口。

  新世纪到来时,我终于下决心回到乡下久别的老宅新屋住下了。枣树是我的院子里最晚发芽的树。当那嫩芽在日出日落的日子里蓬勃出鲜绿的叶子,我发现了短短的叶柄根下的花蕾,不过小米粒大小,绣成一堆。我在那个早晨的心情顿然变得出奇的好。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忍不住到枣树下站一会儿,看那小米粒似的花蕾的动静。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刚走到屋檐下,便闻到一缕奇异的香气儿,凭直觉就判断出枣花开了。小米粒似的花苞绽放开来的花儿自然不起眼,比小米的黄色浅些,接近于白色,香味却很浓郁,枝条上稀稀拉拉的枣花,却使整个小院都弥漫着清香。蜜蜂先我绕着枣树飞舞了。枣花蜜是蜂蜜中的上品。

  眼看着那枯萎的枣花里挣出一只枣子来,恰如刚落生的婴儿,似乎可以听到那进入天地之间的啼哭。小米粒大的枣子,似乎一夜或两夜之间就长到扁豆粒大了,豌豆粒大了,花生粒大了,最后就定格在乒乓球那般大小了,个别枣子竟然有柴鸡蛋的个头。在桌子前在椅子上坐得久了,无论读着什么或写着什么,走出屋子走到枣树下,看着隐蔽在枝杈叶丛里的青枣,那正在你眼皮下丰满和长大的果实,一种蓬勃的生命的活力便向人洋溢着。枣子青绿的颜色,在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下,渐渐淡了,泛出乳白色了,又浮出一丝一坨的紫红,它成熟了。我折下最先显出红色的一颗,咬了一口,便确信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一颗枣子了。这枣子皮薄肉细,又脆,满口竟有一股蜂蜜味儿。我便不忍心再吃第二颗,给家人品尝,也给那些从城里跑到乡下来找我的朋友享一回口福,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好吃的枣子。我给他们宣布政策,每人只能品尝一颗。无论年轻朋友,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是咬下一口便禁不住声地赞叹起来。我便相信我的口感不粘连栽种者的偏爱因素,也毫不动摇地拒绝要吃第二颗的申求——总共大约只结了六七十颗,该当让更多的远道来客添一份情趣……后来几年的枣子,结得多了繁了,味道却大不如头一年。今年是前所未有的丰年,味道更差了,有点干巴。我心知肚明,肯定是干旱造成的。没有办法,我住了两年又离开原下的院子,一年回不来几回,枣子在每年伏天的旱季能保存不落,已属幸事了。

  我已经不太在意枣子的多少和品味的差别了。我只寻找折枣的过程。常常庆幸得意我尚有一坨可以栽植枣树的院子,以及折枣折柿子的机会。这心理往往是瞅见城里人悬在空中阳台上盆栽的花草而生发的。他们已无可以栽一株树或一窝花的土地,只能栽在盆里悬在楼房的阳台上。我在被晒得烫烧脚心的水泥路和被油气污染的空气里憋得透不过气时,得空逃回乡下的屋院,拔除院子疯长的草,为柴树花树和果树浇一桶水,在树荫里在屋檐下喝一瓶啤酒,与乡党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尤其是回来折一回枣儿,心里顿然就净泊下来了。

  今年回了家,折了一回枣。

  明年还回家折枣。

  关中有螃蟹

  读本月十六日《今晚报》雷抒雁《口味》一文,妙趣横生,颇多兴致。抒雁是陕西关中泾阳县人,和我算是乡党,文中涉及关中乡俗风情,让我回味品咂不尽,尤其是对饮食习惯的普遍性口味的描写,既可看到这位乡党离乡大半生乡思萦怀的依依之情,更可感知他人生沧桑之后的睿智和达观,一种清朗的生命境界。

  《口味》也勾起我诸多的生活记忆。得从文中引用的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里开关中人玩笑的一则笑话说起。沈括说他在陕西做官时,听到秦州人收到一只干死的螃蟹,对其形状很恐惧,以为是怪物,便把它挂在门首,作为驱鬼避邪降灾之物。之所以会闹出这等笑话,让沈括做随笔记入名作《梦溪笔谈》,在于起首一句的“关中无螃蟹”的概论。这是这则笑话得以传播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在我的经验里却是值得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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