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放弃理想。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75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鸥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唱的、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对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柳智宇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发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