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结果吸入大量有毒气体。他自行登上救护车时,还在微笑,送到医院之后,不再醒来。医生发现他肺部充满了酸性气体,无法救活。
  良湄在医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没机会睁开眼睛跟她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熊弼,是在方维志公司乔迁的酒会上,他落落寡欢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说:长大是很痛苦的。现在他应该觉得快乐,他从此不再长大了。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再见。他像小孩子那样,轻轻地跟我挥手。
  别离,成了诀别。他永远不知道,他爱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么残忍的事。
  丧礼结束之后,我在良湄家里一直陪伴着她。傅传孝打过几次电话来,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厅和厨房里打转。
  那个葡萄商送了几盒温室葡萄给我,你要不要试试?她问我。
  我摇头。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的?我想看着你吃东西。
  我勉强在她面前吃了几颗葡萄。
  又过了一会儿,她老是走到厨房里,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别再这样。我制止她。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还向他撒谎。她哀伤地说。
  你并不知道他会发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会再回来?她凄然问我。
  我不晓得怎样回答她。
  我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听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他死了的话,属于他的那颗星就会殒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说对不起吧,他会听到的。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对他。她含泪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没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我安顿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里。
  她怎么了?文治问我。
  我一股脑儿扑进他怀里。
  我们结婚好吗?我问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吗?我含泪问他。
  他轻轻为我抹去脸上的泪水说:
  我怎么舍得说不?
  我们明天就去买戒指。我幸福地说。
  第二天,我们到蒂芬妮珠宝店买结婚戒指。
  我选了一对白金戒指。
  这个好吗?我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问文治。
  你喜欢吧。他说。
  你也试试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无名指上。
  有我们的尺码吗?我问售货员。
  对不起,两位的尺码比较热门,暂时没有货。她说。
  什么时候会有?我问。
  如果现在订货,要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这么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运过来的吗?
  不错是空运,但戒指是有客人订货才开始铸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国铸造,所以要轮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个月?我问。
  两位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
  还没有。文治说。
  要不要到别处去?我问文治,三个月太久了。
  你喜欢这枚戒指吗?他问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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